北道也出现在阿拉伯地理学家伊本·胡尔达兹比赫的著作中。他提到被称为拉唐人的犹太商人，他们从海路或陆路到达中国，其中一条陆路路线是经过可萨汗国的，“从拜占庭腹地穿过斯拉夫人地区而达可萨人的首府，又渡里海而至巴里黑（Balkh），他们从那里通过河中地区（Transoxiana）继续其旅程而达回鹘人（Tagaygay）从那里至中国。“27巴托尔德认为，胡尔达兹比赫利用了曾经旅行过这条路的塔蒙（Tamǐm b Bahr al-MutawwaˇI）的著作。塔蒙旅行的时间是760至800年之间，这也恰好是可萨可汗信奉了犹太教的时代。28
唐代文献中没有关于中国和可萨直接交往的记载，只是提到了可萨的物产。29但是，考察拉唐人的旅行路线，我们也可以发现一些北道上可萨人进入中国的蛛丝马迹。
首先，从伊铁尔出发过里海到达巴里黑，这段路程经行的是花剌子模（Khwarazm）。
花剌子模地处里海东岸，是萨珊波斯辖下的自治城邦。它同可萨汗国有密切交往，巴托尔德曾指出，“他们的主要活动是面向西方和西南方的，面向伏尔加河流域的，是当时这里居住的不里阿尔人和可萨人。”30在940年左右,马素迪（Al-Masūdi）报道说，来自花剌子模的穆斯林组成了国王的近卫军，宰相库雅（Ahmad b. Kūya）也出生于这支军队。当国王同反叛者作战时，有7000名花剌子模的穆斯林士兵伴随国王。但是，他们不参加国王同穆斯林的战争。31在唐代史料中，花剌子模被称为火寻。《新唐书·西域传》 记载，“火寻，或曰货利习弥，曰过利，居乌浒水之阳，东南六百里距戌地，西南与波斯接，西北抵突厥曷萨，乃康居小王奥鞬城故地，其君治急多飓遮城，诸胡唯其国有车牛，商贾乘以行诸国，天宝十载（751年）君稍施芬遣使献黑盐，宝应时（762年）复入朝。”根据蔡鸿生先生的分析统计，从天宝十年到十四年（751-755），火寻曾三次入贡。贡品包括紫麞皮，白玉，石蜜和黑盐。32俄国学者托尔斯托夫考证，在751年前不久，花剌子模可能和可萨联合起来，建立了阿弗里帝国，其疆域自克里米亚，外亚速海而达花剌子模。托氏的说法根据考古发现而来。有枚751年左右的花剌子模钱币上镌刻有 “MR＇MLK ＇pr＇-rxzm字样，托氏译为“应予祝福的可萨人的国王”。33如果托氏的说法成立，那末，天宝十载遣使向中国朝贡的火寻国君稍施芬就是这位“应予祝福的可萨人的国王”。天宝年间三次入贡的可能是花剌子模同可萨的政治联合体。
那末，可萨人何以会在数年间频频向遥远的唐朝入贡呢？原因正如蔡鸿生先生所分析的，是由于阿拉伯人的步步进逼。34737年，在经过长达一个世纪的拉锯战之后，阿拉伯人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占领打尔班（Derbent），可萨人被迫向北退却，定都伊铁尔，开始向西扩张。此后二十年，可萨人积蓄力量，图谋反攻。可萨入贡唐朝正值此时，可见入贡是为了寻求唐朝的支持，增加获胜的把握。
其次，河中地区和回鹘人地区。河中地区也就是粟特（Sogdiana），这里的粟特商人，即唐代史书中的九姓胡，是当时丝绸之路上最活跃的商业势力，同中国有密切的贸易往来。安史之乱（755-763）后，回鹘人因为助剿有功，大批进入中国中心地区，粟特商人同回鹘的关系也越加密切了。《新唐书·回鹘传》记载，“始[林英1] 回鹘至中国，常参以九姓胡，往往留京师，至千人，居？殖产甚后。”九[林英2] 姓胡的商业活动远达可萨汗国。哥尔顿（P.B.Golden）指出,在可萨汗国的克里米亚地区,有地方名为粟特城(Sugdaia,斯拉夫语Surazh),这里是当时粟特商人的聚居点。此外，在平定安史之乱时，可萨人可能参加了由西域诸胡组成的柘羯军，和回鹘军一起进入中国的中心地区。戎昱《苦哉行》在描写回鹘军攻占洛阳的情景时写道，“今秋官军至，岂意遭戈？。匈奴为先锋，长鼻黄发拳。”据张星琅先生分析，此长鼻黄发拳者，显为不同于回鹘的人种。回鹘同汉族和藏族，发黑直，鼻低小，眼不下凹。35柘羯军的主体是九姓胡，《册府元龟》卷961记载康国人（撒马尔干）的相貌是“人皆深目高鼻，多须髯”。直到元朝，刘祁在《北使记》中记载这一带人的相貌时，说“其人种类甚众，其须髯拳如毛，而缁黄浅深不一，面唯见眼鼻。”可见，黄发卷曲并不是九姓胡的典型特征。张星琅先生认为，此长鼻黄发最可能为居住在黑海和里海北岸的斯拉夫人。犹太人为闪族，白肤，鼻高直，头发卷曲，为棕色或棕黄色，颇符合长鼻黄发的体貌特征。如果以撒马尔干为中心的柘羯军中包括了远在可萨汗国以北的斯拉夫人，那其中也有可能有居住在可萨境内的犹太人。
⒋ 结论
唐代是中西交通繁荣的时代，在这一时期，犹太人曾经从海路和陆路进入中国，对此，中外学者已经达成了一致的结论。但是，犹太人是从那里出发？经行哪些路线，怎样进入中国？他们在中国分布的情况如何？从事哪些职业？由于可供征引的文献和文物太少，至今，我们仍无法对这些问题做出令人信服的答案。
本文试图提出这样的论点，在唐代，可萨汗国通过直接或间接的途径同中国相连，因此，犹太人或可萨的犹太教徒可能从可萨汗国出发，经过从中国到拜占庭的北道入华。
这一问题牵涉到犹太史，可萨史，中国史乃至唐代丝绸之路上的诸多环节，本文所能做到的只是提出问题，为此，我想对如何进一步研究提出一些想法，权充结论，以求教于对此问题有兴趣的专家学者们。
⑴在唐代史料中，可萨一直被称为突厥可萨。可萨人深受突厥文化的影响，即使在皈依犹太教后仍然保留着许多突厥人的习俗和意识。例如，在可萨全境出土了许多的带有太阳标志的护身符，它们很可能同突厥的天神崇拜有关。36可萨可汗约瑟在写给沙普鲁特的信中，一方面称自己的部族是Japheth的子孙，另一方面又解释说，可萨是突厥的十子之一，并说自己是突厥王。由此分析，可萨人的犹太教信仰，很可能是突厥的萨满教和犹太教的混合。那末，可萨人的信仰有哪些特殊之处？这种特殊的信仰是否会在他们居留的地方留下遗迹呢？对此问题的深入探讨也许将有助于我们从新的角度去认识唐代的文献。
⑵可萨的犹太教徒很可能经过北道进入中国。通过文献和文物的互证，进一步了解这一路线上各个地区同中国和可萨的关系，都将对我们探索可萨犹太人的入华问题有所启发。例如，花剌子模是五十年代以来中亚考古成果最丰硕的地区之一。正如前文所述，可萨和花剌子模有密切的联系，花剌子模又是昭武九姓之一，曾数次入贡唐朝。追寻可萨人在花剌子模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活动，将有助于我们厘清可萨犹太人在北道之上的影响。
⑶北道是丝绸之路三道中的通拂菻道，唐代中国同拜占庭的物质和文化交流超过了前代。可萨是拜占庭帝国的盟友和近邻，又是拜占庭商品的重要中转站。仔细分析流入中国的拜占庭商品的种类，来源，运输的渠道和人员，或许会帮助我们了解可萨人在中国同拜占庭的商品交流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从而增加可萨犹太人入华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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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费瑯《阿拉伯波斯突厥人东方文献辑注》，中译本 中华书局 1989年，72页。
2 《新唐书·西域传下》，火寻条，拂菻条，大食条。
3 他们是查士丁尼二世（Justinian II 685-695，705-711）和君士坦丁五世（Constatine V 741-775）
4 转引自龚方震《丝绸之路上的可萨汗国》，《中外关系史论丛》第四辑，天津古籍出版社1994年，101页。
5 沙畹著，冯承钧译《西突厥史料》，商务印书馆1936年，224页。
6 同上书，224页
7 龚方震，同上书，107页。
8 MirceaEliade主编，《宗教百科全书》，纽约 1987年，第7卷，337页。
9 龚方震，同上书，11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