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乐智慧》与古希腊文化 (1)

2007-09-02 21:03:12  作者:热依汗·卡德尔  来源:中国民族文学网
简介:福乐智慧》包纳百科、兼收并蓄的文化学术风格,以及由此表现出的文化变异特征,引起了人们对这部繁博宏富的著作多元文化问题的重视。特别是贯穿全书的有关正义、善、知识与智慧等概念,以及理想国家的基本模式,使人联想到古希腊的政治哲学思想。

                        内容提要:《福乐智慧》包纳百科、兼收并蓄的文化学术风格,以及由此表现出的文化变异特征,引起了人们对这部繁博宏富的著作多元文化问题的重视。特别是贯穿全书的有关正义、善、知识与智慧等概念,以及理想国家的基本模式,使人联想到古希腊的政治哲学思想。通过以下的对比描述,我们将会看到,维吾尔人优素甫·哈斯·哈吉甫的《福乐智慧》与古希腊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以及深濡古希腊政治哲学思想的伊斯兰哲学家阿尔·法拉比的《善的城邦》之间的关系。
                        《福乐智慧》是维吾尔族思想家和诗人优素甫·哈斯·哈吉甫(1018/19年~?)于1069/70年写成的一部长篇哲理劝喻诗。全诗长达13000多行。长诗通过国王日出和大臣月圆、大臣之子贤明以及隐者觉醒四个象征性人物之间的对话,表达了作者经国治世的政治哲学思想,是反映当时维吾尔喀喇汗王朝时期的社会政治、历史和文化思想的史诗性的著作。
                        《福乐智慧》包纳百科、兼收并蓄的文化学术风格,以及由此表现出的文化变异特征,引起了人们对这部繁博宏富的著作多元文化问题的重视。特别是贯穿全书的有关正义、善、知识与智慧等概念,以及理想国家的基本模式,使人联想到古希腊的政治哲学思想。通过以下的对比描述,我们将会看到,维吾尔人优素甫·哈斯·哈吉甫的《福乐智慧》与古希腊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以及深濡古希腊政治哲学思想的伊斯兰哲学家阿尔·法拉比的《善的城邦》之间的关系。
                        
                         《福乐智慧》与《理想国》
                        
                        《理想国》是柏拉图(公元前427~前347年)最为重要的政治哲学著作,在他的全部25篇“谈话”录中最完整地表达了他的哲学思想,其中有关理想国家的理念和模式,对后世影响极大。
                        柏拉图一直幻想通过哲学的努力发现一种迄今人类历史上尚不存在的理想的城邦制度。他一直坚信,作为人们为了共同的目的而生活在一起的城邦,应该具有一种对每个人都公平的共同法则,人们依据这些法则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协调人际之间的关系,从而达到一种对任何人都有益的理想境界。
                        柏拉图的政治哲学内容十分丰富,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但包括理想方面,也不限于国家方面。他的政治学说,从理想到现实,从经济到政治,从国家体制到社会,从社会到家庭,从家庭到教育,凡社会上应有之物,几乎都被他网络到他的研究范围之内。但这些内容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彼此关联,彼此制约,彼此相互依存的。
                        在柏拉图看来,理想城邦的基石是建立在正义的基础之上的,而理想城邦的模式则是哲学家以其睿智的头脑从神对理想城邦的理念中感悟到并描绘出来的。他用了一个人们都熟知但却难究其理的现实例子来说明他的这一观点,这就是有名的木匠造床说。
                        一个木匠制作一个木床,是在制作之前就已经有了床的模式,还是等他做完了之后才形成床的模式?他说,很显然,木匠在制作床之前,在他心中已经有了完整的床的形象,否则,他就无从下手。他把这种已经存在于木匠心中的床的形象,界定为先于床本身的一种关于什么是床的理念。假如所谓的木匠没有充分地理解床的理念,把床做成了与床的理念相反的东西,那床也就不成其为床了。因此,如果是一个合格的木匠,他就不应该犯这样的错误。
                        治理城邦与此是同一道理。他认为,理想的城邦是神赋予城邦的理念,因此,实现理想城邦的人必须充分理解神关于理想城邦的理念,否则,治理者将会犯不遵从床的理念而制作根本不是床的木匠所犯的同样的错误。
                        理想的城邦在本质上是正义的,它为每一个人提供精神和物质上的发展条件,满足不同等级的人的不同需求。每个人都有一份工作,不仅做得好,而且全力以赴,也就是说,不考虑自己的利益而只为他人利益或只为公益。做有益的事情而不是相反,是理想国的基本原则。这一结论贯穿于《理想国》的整个学说中。
                        所谓做有益的事情,就是伸张正义,割除邪恶。在柏拉图看来,正义是善的,而一切善的都是有益的,不仅对自己有益,而且对别人有益。由于私有财产和私有观念只考虑对自己有益,因此被认为是非善的,亦即是非正义的。所以伸张正义也就是抑恶扬善,为此,柏拉图甚至主张废除一切与私有相关联的制度,包括妇女和儿童。他认为,将妇女和儿童作为私有物,会限制人们的博爱之心。人们就不会像对待自己的妻子和孩子那样对待别人的妻子和孩子。只有将妻子和孩子作为公有之物,消除了个人私有的情感,人们才能公平地对待城邦中每一个妇女和儿童,人们的博爱之心才得以确立。
                        柏拉图所以提出这种绝对共产主义的见解,是因为他认为,一般的人缺乏对正义精髓的认识,只有极少数人能够明智地确定每个人利用什么以及利用多少才是有益的;唯有智慧超常的人才能做到这一点,而普通人只会考虑自己的利益。所谓智慧超常的人,就是哲学家。哲学家因为是与理念打交道的人,所以是所有人中最接近永恒理念的不朽的人。柏拉图说:“除了有智慧的人而外,别的任何人的快乐都不是真实的纯净的,而只是快乐的一种影像呀!”也就是说,“看到事物实在(即理念)这种快乐,除了哲学家而外别的任何人都是不能得到的。”[1]
                        因此就得要求由智慧者即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家来统治社会,行施绝对权力。他们制定普通人应该遵循的法律制度,约定人们可以做什么和不可以做什么。所以,对于一般人而言,正义就是守法,不守法就是非正义的。
                        那么,现实的城邦转变为好的城邦的必要而充分的条件是什么?他的答案是,政权与哲学的“一致性”:哲学家必须是最高统治者,或最高统治者必须真正而充分地研究哲学。一旦哲学家成为统治者,他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隔绝儿童与父母的联系,因为他们的父母已经沾染上了非哲学家治理的国家的非正义的思想,他们会把这些思想影响给儿童,使他们继续成为非正义的人。把儿童与他们的父母隔绝开,由哲学家教导他们该如何做和做什么,这样培养的新人,才是理想国家得以实现的基础。
                        实际上,连柏拉图自己也意识到,他设想的理想国仅存在于“谈话”之中。它之所以被描绘出来,只是因为它是根据正义本身或天然正确的东西为蓝本。虽然正义的城邦比正义本身相比处于较低层次,但即便如此,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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