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富学（敦煌研究院民族宗教文化研究所） 稿源：作者供稿
——原刊《龟兹学研究》第二辑，新疆大学出版社，2007年7月，第72～93页
一、吐火罗人及其语言
吐火罗人是原始印欧人群中的一支，其故乡在今中欧或东欧一带，公元前第三千纪上半叶便从操印欧语言西北组的人群中脱离出来，向东迁徙，大致于公元前二千纪末到前一千纪初进入新疆天山南北，成为当地最早定居的古代民族之一。学界的研究认为，阿尔泰山至巴里坤草原之间的月氏人、天山南麓的龟兹人和焉耆人、吐鲁番盆地的车师人以及塔里木盆地东部的楼兰人，都属于吐火罗人。
关于吐火罗人在历史上的活动情况，由于东西方各种文献史料中的相关记载都非常稀少，而且语焉不详，时隐时现，矛盾抵牾之处比比皆是，故仅靠这些文献资料的零星记载是根本不可能全面认识吐火罗历史与文化的。有幸的是，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随着新疆地区考古工作的展开和众多吐火罗语文献的出土、刊布，与吐火罗历史文化有关的史实才逐步揭橥出来。
吐火罗文献都是用婆罗米（Brahmī）字母写成的。最早的研究者是住在印度加尔各答的德裔梵文学家霍恩勒（A. F. R. Hoernle）。他在释读文字方面并未遇到困难，但发现其中的一些文献使用的并不是梵语。可究竟是什么语言呢？当时谁也说不清，学界姑且称之为“第一种语言”和“第二种语言”。对于“第二种语言”，学界不久就达成了共识，认为是印欧语系伊兰语族东支的一种语言——塞语，以这种语言写成的文献主要发现于和田地区，故而又被称作“和田塞语”，以区别于其它塞语。对于“第一种语言”的定名，学界经过了一百多年的争论，直到今天仍未取得一致的意见。
刚开初，学者们都认识到这是一种印欧语系的语言，从新疆出土的吐火罗语文献看，吐火罗人尽管居住在印欧语系东方语支（Satem）分布区，但是吐火罗语却具有印欧语系西方语支（Centum）许多特点，与公元前1650—前1190年小亚细亚（今安纳托里亚）赫梯人讲的印欧古语密切相关。吐火罗语的发现大大深化了人们对欧亚大陆古代民族分化迁徙的认识。
1907年，德国著名东方学家缪勒根据吐鲁番出土回鹘文《弥勒会见记（Maitrisimit）》写本的跋文中讲到回鹘文本译自toxri文本，认为其中的toxri语，其实就是古代东西方文献中提到的吐火罗语（tokhar）。 因为缪勒的定名依据的主要是二者在语音上的近似，而且在论述时对文献本身也存在着一些误解，故并未得到学术界的认可。次年，德国梵文学家西额（E. Sieg）和西额林（W. Siegling）便撰文提出不同意见，认为这种语言其实属于印度—斯基泰语。 然而，古代希腊人所说的斯基泰人（Skythen）相当于古代波斯人所说的塞人（Saka），这个定名显然是错误的。但是，他们通过比较研究，确定这种语言具有西部印欧语特点，同时又将其区分为两种方言，即甲种/A方言和乙种/B方言，这些都得到了学界的认可。
1913年，列维撰文《乙种吐火罗语为库车语考》，根据文献的记载，证明所谓的乙种吐火罗就是古代龟兹当地的语言。 此说令人信服，至今成为学界通行的说法。相应地，甲种方言遂被确认为焉耆一带使用的方言。
然而，将龟兹、焉耆一带的语言称作吐火罗语，有违于玄奘著《大唐西域记》的有关记载。《大唐西域记》曾两次提到睹货逻（吐火罗），其一为卷一提到的睹货逻国， 位于今阿富汗北部的吐火罗斯坦；其二为卷十二提到的睹货逻故国， 地当今新疆南部民丰县北部，约即今天的安得尔（Endere）遗址一带。二者都与龟兹、焉耆无关。那么，回鹘人何以将古代龟兹、焉耆一带使用的这种印欧语称为toxri/吐火罗语呢？这一直是学界难以解决的问题。
经过长期的探索、辩论，近期学界有一种倾向，将吐火罗与大月氏人联系起来进行考虑。这应该说是一种有益的新思路。
首先提出吐火罗就是大月氏这一观点的是英国语言学家亨宁（W. B. Henning）教授提出来的。他通过对阿姆河流域出土粟特钱币的研究，认为粟特钱币铭文中提到的“吐火罗人”，其实是粟特人对大月氏的称谓。 贝利（H. Bailey）从伊兰语的角度出发，进一步指出，Tokhar一名中的to，可解释为“大”，khar可对应“月氏”。 吾人固知，大月氏原居住于河西走廊的祁连山与敦煌之间。公元前2世纪大月氏被匈奴击败后，西迁到吐火罗斯坦。其后代建立了著名的贵霜（Kushan）帝国，但汉文史书仍习惯上称之为大月氏。值得注意的是，从河西走廊的姑藏（*Kuzan）到新疆吐鲁番的古名姑师/车师（*Kushi），到龟兹/库车/曲先（Kuci/ Kucha/ Kusan），再到中亚费尔干纳盆地的古都贵山（Kusan）城，一直到大月氏人于中亚、印度一带所建立的贵霜（Kushan）帝国，地名、国名、族名的发音非常近似。这种情况的出现当非偶然现象，应与这一区域大月氏人的活动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易言之，从河西走廊到新疆天山南北，再到中亚以至印度西北部一带，自先秦、秦汉以来都曾是大月氏人/吐火罗人的活动范围，直到9世纪中叶回鹘西迁以后，吐火罗人连同其语言一起销声匿迹了。如是一来，龟兹、焉耆的居民被回鹘人称为吐火罗人自然就在情理之中了。
1957年5月，法国考古对在阿富汗北部发现了著名的大苏尔赫—柯塔勒碑（Surkh-Kotal）。三年之后，亨宁成功解读了碑文，知其是一种用草体希腊文字母书写的中古波斯语方言碑铭。由于用这种语文书写的文献比较集中地发现于大夏（Bactria）故地，故亨宁建议将其命名为“大夏语”。 一些学者认为这才是大夏人的语言，所以称之为“真正吐火罗语”。 言外之意，前文所述的焉耆语、龟兹语也就成了“伪吐火罗语”。此说貌似立论有据，实则失之偏颇。因为在圣彼得堡收藏的一件梵语—龟兹语/乙种吐火罗语合璧文献中，Kucaññe（龟兹）的对应梵文词就直接被写作Tokharika。 在一份回鹘语与龟兹语/乙种吐火罗语合璧书写的摩尼教赞美诗（编号为U 103 T III D 260, 19; 260, 30）中，用küsän一词来称呼吐火罗语。 （图1）这些说明，至少在回鹘人于9世纪中叶西迁龟兹前，当地的确被称作吐火罗，其语言也被称为吐火罗语。所以，在我看来，称焉耆语与龟兹语为吐火罗语是实至名归的。古代吐火罗人的活动范围相当广大，不可能在语言上整齐划一，包含多种方言语是自然的事，所以，不管是大夏语，还是焉耆语、龟兹语，其实都属于吐火罗语，不过都是吐火罗语的方言而已。回鹘人到达新疆时，吐火罗语还在继续流行，回鹘的不少文献都直接从吐火罗语翻译过来，故回鹘人将焉耆、龟兹当地使用的语言命名为吐火罗语是可信的，没有理由怀疑其真实性。
二、吐火罗人的回鹘化及有关佛事活动
840年，漠北回鹘汗国灭亡，部众西迁至新疆地区，征服当地部族，建立了以高昌、北庭为中心的民族政权——高昌回鹘王国，龟兹入于回鹘，成为高昌回鹘境内之大都会之一。但《宋史》在《高昌传》之外另列《龟兹传》，称：“龟兹本回鹘别种……或称西州回鹘，或称西州龟兹，又称龟兹回鹘。”西州回鹘即高昌回鹘，龟兹受其辖制，但何以出现如此混乱的称呼，抑或龟兹具有半独立地位所致也？无从考见。
龟兹地处塔里木盆地的北缘，控中西交通的咽喉，自古以来佛教文化昌盛。在回鹘统治时期，当地文化持续发展，在原居民吐火罗人逐步融合于回鹘之后，其文化对回鹘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促进了回鹘文化的发展。
我们知道，回鹘本为漠北游牧民族之一。以漠北地区古往今来的自然条件论，古代回鹘的人口是不会很多的。就目前蒙古高原的人口状况推论，唐代回鹘的人口最多不会超过100万。经过自然灾害的冲击，尤其是经过黠戛斯人的进攻，回鹘汗过分崩离析，在这种情况下，回鹘人口下降在所难免，随后又因南下、西迁而离散。所以，当时由漠北迁入新疆的实际人口最多不会超过30万。在偌大的高昌回鹘王国，其居民大部分应是被征服的当地各族。如昔日繁盛的龟兹国消失后，其居民都哪里去了？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被回鹘同化了。《宋会要辑稿·蕃夷》七中出现的被称作“西州龟兹回纥白万进”的朝贡使者，就是见诸史册的最为明显的例证。“西州”即高昌，亦即高昌回鹘王国；“龟兹回纥”即龟兹的回鹘人；“白万进”为人名，表明龟兹的白姓居民已归化为回鹘人了。
关于龟兹人的回鹘化，我们还可以西夏国师白法信和白智光为例。
西夏时期佛教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