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刊《西夏研究》第3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12月
关于西夏正式统治敦煌的时间，学术界长期存在着争议，过去主要有1028年说、1035年说、1036年说、1037年说等多种说法，但分歧并不是很大，相差仅有一二年或者数年而已，其中以1036年说最为流行。后来，随着敦煌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和敦煌文献与考古研究成果的日益丰富，学者是们依据不同的材料，或者虽所据材料基本相同而看问题的角度和侧重点不同，对西夏瓜沙时间之上限，又提出了新的不同看法，认为西夏正式对敦煌实行有效统治是在1070年左右。此说与学界比较流行的1036年说早晚相差达30余年。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之大的差异？原因有二，首先是因为史书虽有各种记载，但都比较零碎，且互有抵牾，故而导致学者对其理解也产生歧异；其次是学界对西夏与回鹘势力在敦煌的兴替问题有不同的认识。
这里先谈长期在学界占主导地位的1036年说。
宋人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9景祐三年十二月辛未条载：
[元昊]再举兵攻回纥，陷瓜、沙、肃三州，尽有河西旧地。
从这一记载看，1036年西夏曾发动战争，夺取瓜、沙、肃三州，由此完成了对河西地区全境的占领。同书卷120景祐四年十二月条在记载西夏国之疆域时亦称：
赵元昊既悉有夏、银、绥、静、宥、灵、盐、会、胜、甘、凉、瓜、沙、肃，而洪、定、威、怀、龙皆即旧堡镇伪号州，仍居兴州。
这一记载说明，在西夏所据有的十九个州中，是包括瓜州和沙州在内的。
类似的记载又见于《宋史·夏国传》和宋人李埴（1161～1238）著《皇宋十朝纲要》。前者所载与《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0景祐四年十二月条基本一致，后者则称在西夏“举兵攻兰州诸羌，侵掠至马衔山”后，占有夏、银、绥、静、宥、灵、盐、会、胜、甘、凉、瓜、沙、肃等十四州之地，其中即有瓜州和沙州。
上述记载是1036年说的基石。若仅就这些记载而论，西夏领有瓜、沙二州当无疑问。但问题是这些记载都是南宋及以后时代的著作，是对百年前史事的追述，没有与沙州回鹘同时代或时代较近的记录。从敦煌、安西等地出土的文物、壁画资料及石窟题记等因素看，西夏虽于1036年攻占了包括敦煌在内的河西走廊西端，但却看不到西夏曾在这里建立过有效的统治确切证据，而相反的例证却很多。有鉴于此，笔者于1989年入敦煌研究院工作伊始便开始了对这一问题的探讨。1989年11月，在院内召开的一次小型学术讨论会上，我作了《沙州回鹘王国及其政权组织》的报告，当时引起了激烈的争论。第二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在敦煌召开，我以此文提交会议，认为西夏在1036年攻陷沙州后并未建立真正的统治秩序，而是让位于新兴起的“沙州回鹘国”。 就在同一次会议上，李正宇先生也提交了《悄然湮没的王国——沙州回鹘国》一文。 他以更丰富的资料和更富条理性和逻辑性的论述证实了沙州回鹘国的存在。此后笔者又相继发表了《论沙州回鹘王国》一文 和《沙州回鹘及其文献》一书， 进一步论证了沙州回鹘王国的存在及其历史文化问题。沙州回鹘国的问题由此而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我们之所以从不同的角度出发进行研究而最终却得出相同的结论，是基于以下史实的。
首先，我们看到，自景祐四年(1037)至皇祐四年（1052），沙州多次（至少有11次）向西夏的对手宋朝朝贡。《宋史·沙州传》说：“自景祐至皇祐中，凡七贡方物。”说明在西夏占领敦煌后的短短十五六年时间中，沙州回鹘就向宋朝七次入贡。然而，从历史文献的记录来看，实际上还不止七次，至少应有11次之多。现列述于下：
1. 景祐四年(1037)正月九日，六月，沙州遣使、副使杨骨盖靡是至宋贡方物。（《宋会要辑稿¡蕃夷七》之五。又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0）
2. 景祐四年(1037)六月，沙州大使杨骨盖（或作杨骨盖靡是）、副使翟延顺入贡。（《宋会要辑稿¡蕃夷五》之三）
3. 康定元年(1040)四月，沙州遣使入贡方物。（《宋会要辑稿¡蕃夷五》之三）
4. 康定二年(1041)二月，沙州遣大使安谔支、副使李吉入贡。（《宋会要辑稿¡蕃夷五》之三）
5. 康定二年(1041)十一月十五日，沙州北亭可汗奉表入宋贡玉、乳香、硇砂、名马。（《宋会要辑稿¡蕃夷七》之二六）
6. 庆历二年（1042）二月，沙州北亭可汗王遣大使密、副使张进零、和延进、大使曹都都、大使翟入贡。（《宋会要辑稿¡蕃夷五》之三）
7. 皇祐二年（1050）四月八日，沙州符骨笃末似婆温(《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68作“普克多木萨本等”)来贡玉。（《宋会要辑稿¡蕃夷七》之二八及《蕃夷五》之三、《玉海》卷15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68）
8. 皇祐二年（1050）十月，沙州遣人来贡方物。（《宋会要辑稿·蕃夷五》之三。《宋史·仁宗纪》系于十二月）
9. 皇祐三年（1051）十月，沙州来贡方物。(宋李攸《宋朝事实》卷12)
10. 皇祐四年（1052）正月，龟兹国、沙州并遣使入贡（《群书考索¡后集》卷64）。
11.皇祐四年（1052）十月十二日，沙州遣使来贡方物。（《宋会要辑稿¡蕃夷七》之二九）
其中使臣既有回鹘人，也有汉人或其他民族。不管是回鹘人还是汉人，都是当地统治者所派遣。说明沙州是处于相对独立地位的，而且是亲宋的。换言之，与宋对立的西夏很自然地便被视为回鹘的对手了。
其次，在西夏攻取瓜、沙后，回鹘势力并未消亡，西夏也未能在沙州建立有效的统治秩序。康定元年（1040），宋大理寺丞秘阁校理石延年曾建言要联络瓜、沙回鹘，“使犄角兴师以分贼势（指西夏）”。 可见沙州回鹘尚有一定实力，而且尚可与西夏抗衡，可见当时沙州并不在西夏之手。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北宋庆历八年（一说四年）间成书的《武经总要》一书的记载。该书在叙述当时的西夏疆域时，是这样记载的：
德明死，子元昊康定初复叛，遂封夏国以绥怀之，今有夏、银、绥、宥、灵、会、盐、兰、胜、凉、甘、肃十二州地。
说明西夏疆域在庆历八年（1048）时仅及肃州（今甘肃酒泉市），而未包瓜、沙二州在内。与此说可相互印证的还有宋人李焘著《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1庆历元年（1041）四月甲申条的记载：
秦凤路副部署、知秦州、定国留后曹琮为陕西路副部署、酱经略安抚缘边招讨副使……琮欲诱吐蕃犄角图贼（指西夏），得西州旧贾，使谕意。而沙州镇国王子遣使奉书曰：“我本唐甥，天子实吾舅也。自党项破甘凉，遂与汉隔，今愿率首领为朝廷击贼。”上善琮策。
“镇国”，回鹘文写作el tutmїš，可见于在敦煌出土的回鹘文文献P. 3049卷背 及吐鲁番出土的回鹘文木杵铭文T III 中。至于el tutmїš与沙州镇国王子之间有无关联，则与史无征。沙州镇国王子自称为唐天子之外甥，意在表明自己与中原王朝的特殊关系，实际上反映了回鹘国王急于恢复与中原王朝政治交往联系的迫切愿望。有唐一代，曾先后有三位真公主，即肃宗女宁国公主、德宗女咸安公主、宪宗女太和公主与回鹘首领和亲，极大地密切了唐与回鹘间的联盟关系。 回鹘西迁后，这种特殊关系仍为后世回鹘人所认可。《宋史·回鹘传》载：
先是，唐朝继以公主下嫁，故回鹘世称中朝为舅，中朝每赐答诏亦曰外甥，五代之后皆因之。
这些事实说明，沙州镇国王子无疑应是回鹘首领。沙州回鹘既然有王子，就应有可汗。在沙州向宋朝贡的记录中，正好就可以看到回鹘可汗的存在。如前文所举庆历元年（1041）十月和翌年二月沙州回鹘向宋朝贡的遣使人均为“沙州北亭可汗”。此号的出现，更有力地证明了回鹘政权的存在。持反对意见者甚至有人否定可汗与政权间的必然关系，这又另当别论。
在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和安西榆林窟发现的回鹘石窟绘画中，也可见到回鹘贵族乃至可汗的供养像。在莫高窟第409窟中，男窟主的装束完全是回鹘风格的。身穿圆领窄袖盘龙纹袍，腰束带，带上佩解结锥、短刀等，头戴云镂冠，面型丰圆，眼似柳叶，高鼻，嘴角上翘。身后八名侍从，着圆领窄袖短袍，手持伞、扇、弓、剑、盾、铁笊篱等， 与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壁画及吉木萨尔北庭西大寺中的回鹘可汗、贵族画像中的那种装束几无二致。 显然系回鹘可汗或贵族身份。在安西榆林窟中，我们也可以见到与此身份差不多的男回鹘窟主画像。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