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唐五代金银在敦煌的使用与流通
郑炳林 杨富学
——原刊《甘肃金融》1997年第8期
晚唐五代的敦煌市场，唐代的钱币已不再使用。大量账簿不再有点滴关于使用钱币进行交换的记载。市场贸易主要有以麦粟为等价物，附之以布帛。[①] 麦粟作为等价物有其自身的优点，易于分割而不损伤其价值，便于小宗交换；缺点是价轻物重不便携带，不利于大宗的国际贸易，而对外贸易在归义军时又占重要地位。晚唐五代粟特等西域胡商充斥敦煌，西域出产的银器、铁器、琉璃、药材等多见于敦煌市场。姜伯勤先生指出，粟特人的贸易路线实际上是一条白银之路。[②] 这条白银之路到晚唐五代是否仍然使用金银？本文以敦煌文书为主拟从晚唐五代金银的收藏使用、支付等方面进行一些探讨。
吐蕃及归义军统治下的敦煌寺院，黄金白银使用很普遍。黄金白银用于寺院的法器，像寺院的镀金佛像、金银泥书幡写经、金银器皿等。P.3432《龙兴寺卿赵石脚下依蕃所附佛像供养具并经目录》记载吐蕃时龙兴寺有当阳脱空镀金菩萨像、镀金莲花佛座及降桥镀金、佛帐上金镀铜花、金铜阿弥陀像、金铜菩萨、金铜声闻像、金铜药师琉璃像、金铜莲花陆支、大铜镀金方脚香炉、金铜香炉、金铜火珠等镀金法器；还有佛衣大像袈裟并贴金铜花、佛头冠铜镀金叶、七宝细、头冠并有金铜可壹拾五、佛衣金水庄严、红绢裙并丝悬针线罗网并金铜杏叶庄严周围梁箭、金镀紫绢佛帐额等用黄金装饰的物品；又有陆两金花银盏壹、散金肆钱及“银盏壹，拂临样”等。[③] 尽管原卷后部残缺，这些足以表明在吐蕃统治时期龙兴寺黄金、白银使用之普遍，除散金、金花银盏外，其余都与流通领域无关，散金是否用于流通，亦无资料说明。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当时敦煌市场中有大量黄金白银，故寺院才有可能得到数量可观的黄金白银，在吐蕃统治下的敦煌寺院普遍收藏金银，P.2706《年代不明某寺常住库什物交割点检历》记载该寺有生银半两、银末壹分、银珠子贰、金饼子捌等。[④] S.5897《子年领得常住历什物》记载有银钜钗子壹只。[⑤] 银末可能是做银泥用的，银珠当是法器装饰用的，银钗子是施入物。
到归义军时期，黄金白银在寺院的使用更为普遍。P.2613《唐咸通十四年（873）正月四日沙州某寺交割常住物点检历》点检物品中专门列具了金银器皿壹项，所列的器物中有画紫绢佛额带肆条金龙贴、金花小漆禄子壹合、柒两佛临银盏子壹、弱金肆钱、金镀铜香炉壹、大银泥幡二十口、等身银泥幡二十口、金镀生铜脚伍、银珠子贰拾陆、金镀铃子二等。[⑥] 这里的佛临即史书上常见的拂菻、拂临、弗林、拂懔、指的是隋唐时期东罗马帝国及其所属西亚地中海沿岸一带。从上述记载看，应有一定数量的金银器皿是从那里传入敦煌的，显然是粟特人商业活动的结果。说明归义军时期，敦煌的粟特人仍然是商业贸易的主体。这些银器是以货币性质进入敦煌，抑或以商品的性质进入敦煌的，目前还无法肯定，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即其入藏寺院是商业交换所致。
金银流入寺院，目的多半是为了使用。S.4642《年代不明（十世纪）某寺诸色入破历算会牒残卷》记载：“麦陆硕，买银画幡用”。[⑦] 前引点检历和制造器皿用的。P.3495《后唐长安兴元辛卯岁（931）正月法瑞交割常住什物点检历》法器中有金铜像，S.1774《后晋天福七年（942）某寺法律智定等交割常住什物点检历》记载有官施银泥幡柒口，金油师子等。S.1642《后晋天福七年（942）某寺交割常住什物点检历》油师子壹、官施银泥幡柒口、大银泥幡壹口、银缕枕子壹。P.4004、S.4706、P.3067、P.4908《庚子年（940或1000）后某寺交割常住什物点检历》记载有新造鍮石金镀香炉壹柄、白银碗壹枚重捌两半。S.4215《庚子年（940或1000）后某寺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