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刊《法源》第25期，2007年，第301～312页 稿源：杨富学
一、回鹘文佛经题跋概说
吐鲁番、敦煌出土的古代回鹘语佛教文献具有重大意义，我们这里拟对文献中的序跋，尤其是题记作一细致的探讨，因为这些序跋对研究回鹘文佛教文献之来源、范围乃至影响程度等问题上都有可能会给我们一些启发。
如所周知，题记对我们了解古代著作大有裨益，这一点已无需赘述。就回鹘文文献而言，这一点也同样适用。在现知的回鹘文文献中，除了有限的世俗作品外，大部分都是宗教性作品，其中又以翻译作品居多。随着佛教影响力在回鹘中的日益增长和皈依者的与日俱增，佛教文献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当时的回鹘王室、贵族以及一般的平民百姓都怀着对佛陀的虔诚，竟相斥资向寺院布施，或开凿石窟，建寺造像，或出钱雇人抄写佛经，希冀通过这些功德使自己或他人在死后能升入“天国”。这些因素，才使得我们拥有相对丰富的残卷。功德主在布施时，一般都要在布施物上留下自己的姓名、官职等，有的还留下了功德记或发愿文，表明其愿望。这些题跋都是当时真人真事的记录，对认识古代回鹘佛教与社会的关系极有价值，故这里就对题记的内容、结构、价值进行具体的分析、探讨。
这些题记从外部形式上可分为散文式和韵文体两种。在历史上，大多数佛教作品都都可见到题记，而且大都是散文式的，篇幅也都不是很大，但在回鹘文佛典中情况就有例外了，在蒙元时代的回鹘文文书中，我们赫然可以见到韵文体的题跋。 在内容上包括缘起、过程、经典的作者、译者或者改写者以及抄写或刻印者，尤其是施主的名字，有时候还答复施主或其他功德主提出的相关要求。其中，缘起常常要讲述施主做此功德的具体细节。这里仅引回鹘文《般若波罗蜜多赞》中的两段以窥其一斑：
为了对博大精深的波罗蜜多表示尊敬，我，必兰纳识里，把龙树大师用圣语（Āryabhāsā，即梵语）撰写的被称为《无分别（Nirvikalpa）》的颂歌改写成诗歌。
这些讲授了真正神圣学说的诗行，是我们的主人以他博大精深的思想智慧，在衰落时期口授、创作的，我认真地将其记录了下来。阿司格都统（Asïγ Tutung）。
必兰纳识里（?～1332年），《元史》卷202《释老传》有传，称其兼通多种语言：“幼熟畏兀儿及西天书，长能贯通三藏暨诸国语……其所译经，汉字则有《楞严经》，西天字则有《大乘庄严宝度经》、《乾陀般若经》、《大般涅槃经》、《称赞大乘功德经》，西番字则有《不思议禅观经》。”从出土文献看，他还曾把《决定毗卢尼经》由印度语直接译为回鹘语，把《北斗七星经》由回鹘文译为蒙古文。至于龙树的《般若波罗蜜多赞》，当出自后人之手，但必兰纳识里还是将其译成了回鹘文。通过这些佛教文献的题记，我们有缘获知有关作品的流传情况，发愿人题记还包括有发起日期、家庭成员间的关系及存亡情况等一系列互有联系的事实，这些有时候对确定文献的时代等不无裨益。
题记中的发愿文作者一般都是匿名的，只有一段写于题记之末的小诗记下了身为万人长（tümänbägi）的发愿文作者的名字：
bulunčsuz ïduq bo nom-qa
burn qutï küsüš-in
burq täginčä šingsun šila
buyan ävirmäk yïγa tägindim
为了获得举世无匹的神圣佛法，
[并]实现获得佛果的愿望，
我，Šingsun Šila努力精进，
以积累功德。
除此写本外，这一名字又见于另一首头韵诗中：
qulut čïnsuin bitiyü tägindim
[我]，奴仆Čïnsuin，恭敬地写下了。
动词yïyïp原意为“搜集到的”，可作为一个提示词来看待。当时的流行做法是，从一些现有的题记中吸收一些固定的常用短语，形成标准语，后来的回鹘文题跋都使用之，故回鹘文题跋的常用语有很多是完全一样的。 题跋多了，即可从中总结出一些规律，以此规律研究成组的回鹘文文书，吐谷舍娃推导出标记与段落的对称关系，这是很有意义的。当然研究时还应具体对待，因为相反的例证还是不可忽略的。正是这些特色的存在，题记诗遂被土谷舍娃誉作“艺术之作”。
发愿人在跋中题诗，绝非什么随意之举。以理度之，作者很可能是想赋予文书一种庄严的氛围。蒙古文尾跋题诗亦应同出一理。这些题诗被策伦桑德那木视为蒙古语诗歌中的一个特组， 并不是没有道理的。蒙古人在尾跋中题写诗歌的传统从元代佛教翻译文学兴起之初直到18世纪大规模翻译丹珠尔之时，一直相延不绝。 在蒙古语文献中可见到这一现象，毫无疑问，应是回鹘文题记形式的继续。
在下文中，我们要论述的中心应是13世纪和14世纪间的回鹘文发愿人题记的本身。
二、回鹘文佛经的时代
回鹘文文献题记的撰写，一般都用一句很简短的引导语开首。最常见的就是ymä，意为 “现在”、“又”等意，从这个词中又演绎发展出ymä kim inčip ol，意为“那么，现在[怎样来到，被赐予福音的]”等形式。也有的引导语直接引用梵语名言Om svasti siddham，意为“吉祥！幸福！”受这句梵语的影响，回鹘文中又派生出一句引导语Ad manggal bolzun， 意为“应是荣誉和幸福！”
就题记之纪年看，回鹘人最简单也是最常用的方法就是使用十二生肖纪年法，这种办法在中原汉人和在整个中亚地区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很多民族都使用相同的十二种动物来纪年。十二生肖在回鹘文文献中分别被写作sïčγan或küškü（鼠）、ud（牛）、bars（虎）、tawišγan（兔）、luv或lü（龙）、yïlan（蛇）、yont（马）、qoy(ï)n（羊）、bičin（猴）、taqïγu（鸡）、ït（狗）、laγzïn或tonguz（猪）。回鹘人不仅用十二生肖纪年，而且还用于纪日，这是汉族所没有的。这种纪年法每十二年一循环，周期较短，若无其他特征佐证，据此无法推断文献的具体年代。
除了生肖法外，回鹘人还曾使用过汉族的干支纪年法。这种方法由十天干、十二地支依次循环搭配，组成“六十花甲”。十二地支又与十二生肖相联系，构成壬虎年、土牛年、火羊年等年份。这样就产生了计算某个准确日期的可能性。目前，据此可确定年份的文书有：
1248年由布颜啜厄博士（Buyančoγ Baγšï）发愿印行的由六种经典组成的合集；
1313年由佚名氏印刷的《北斗七星经（yitikän sudur）》（又称《大熊经》）；
1330年受沙拉奇（Šaraki）委托印制的《观音经（Avalokiteśvara-sūtra）》；
1333年由大都普庆寺和尚发愿印制的《观音成就法（Avalokiteśvara-Sādhana）》；
1336年勃里不花（Böri Buqa）重印的《观音成就法》；
1347年由菩提瓦迦西拉（Bodi-tuvača Šīla）印制的十二经部典合集。
还有一个特殊的例子是《文殊所说最胜名义经》的印制，其题记曰：
arïš ariγ bu nama sangit nom ardini ačari kši karundaz sidu üzä aqdarïšï adïnčïγ mungadïnčiγ taydu-taqï aq stup-luγ vxar-ta adruq šim šipqan-lïγ bars yïl yitinč ay-ta alqusï barča alasïxïn tüzü yapa adaqïnga tägi uz yarašïädgüti bütürüldi sadu sadu
神圣的法宝《文殊所说最胜名义经》由司徒迦鲁纳答思总监翻译，在大都白塔寺内于十干的壬寅年七月将其全部译出，未加任何删节，工作进行得完满细致。善哉！善哉！
这里出现了“十干的壬寅年”这种特殊的纪年方式，颇似藏历的饶迥纪年法。其具体年份当为公元1302年。除了这几件印本之外，其他文献的具体日期就难以确定了。
三、回鹘文佛经题跋中的功德主
这里所说的功德主，指的是回鹘文佛教经典的施主。其中的施主题记，包括发愿文、功德记、题名、杂文等，是研究与文献相关历史社会环境的弥足珍贵的资料。当然，并非所有的题记中都有功德主的姓名。 首先我想探讨一下发愿人，他们的社会地位通过题记中所列头衔、官职可得到准确的反映。如果按照从“上”到“下”的社会等级来排列，可把功德主分为以下六组。
一、合罕皇帝
有一篇回鹘文作品的题记标明其功德主是蒙古合罕皇帝，这是很值得注意的。尽管如同通行的形式题作合罕皇帝（Xaγan Xan），但由于没有注明有标志意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