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学说匮乏，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有关社会发展的思想体系，更没有产生过一套系统而科学的社会学。其实不然，别的不说，仅仅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丰富多采的思想，就是一套套浩瀚纷呈的有关社会发展的思想精华，特别是作为正统的治国安邦基础思想的孔孟之道，以及老子无为而治的社会发展学说，不仅整整影响了华夏神州两千多年，而且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周边诸“夷”的治国理念。一套社会发展学说，对中国这个人口众多文明历史漫长的地区，产生了时间长达两千多年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力，这是国外任何一位社会学家所望尘莫及的，就连现代社会发展思想大家马克思，也可能在天国里对中国古代同行们的这种成就羡慕不已。
毋庸置疑，自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以后到上个世纪，中国的确没有出现影响力超过前人的社会发展学说，同时也没有产生出本土的社会学科门类——社会学。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也不是本文所要论述的内容。但是，也许就是因为所谓正统治国安邦思想孔孟之道的影响较小，中西亚在一千多年前诞生了一位伟大的哲学家，他就是名震中西亚和欧洲的法拉比，他号称中西亚的亚里士多德，在吸收先秦诸子百家和古希腊苏格拉第和亚里士多德哲学丰富思想营养的基础上，结合中西亚社会发展的实际，提出了系统的哲学思想，不仅丰富和发展了古代西域甚至阿拉伯世界的哲学思辩水准，而且形成了世界哲学史上著名的法拉比时代。他的哲学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与他同时代西域维吾尔知识精英。就是这种主要的影响，使处于全盛时期的喀拉汗王朝，孕育出了一部不朽的社会学名著——玉素甫·哈斯·哈吉甫的《福乐智慧》。
《福乐智慧》产生的年代，跟维吾尔社会目前从传统绿洲农耕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过度的情况差不多，也是一个伟大的社会历史变革时代，即维吾尔社会从传统的游牧社会，向封建绿洲农耕社会整体转型的历史关口。面对全新的封建农业社会，许多游牧时代传统的治国安邦观念已经远远不能适应了，特别是过去的游牧、迁徙、杀生、破坏、抢掠和随便占有等传统的思想观念和生产、生活方式，正在严重地削弱绿洲农耕社会的基础，使绿洲农业生产和和居民生活秩序受到直接威胁，同时频繁的游牧和征战，也使维吾尔先民赖以生存和延续的绿洲生态平衡遭受空前的破坏，许多曾经辉煌一时的历史名城，如楼兰和尼雅等历史古城变成荒漠，特别是对西域绿洲土著居民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构成了严重威胁。换句话说，传统而过时的游牧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及统治阶层的社会管理方式，与新生的农业化生产力和生产、生活方式之间，已经形成了水火不容的矛盾关系，搞得绿洲大地鸡犬不宁，人怨鼎沸。
深悉这种情况的玉素甫·哈斯·哈吉甫、《突厥语大词典》的作者麻合默德·喀什葛里等一批具有进步思想的西域知识精英，出于崇高的社会责任感、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伟大的历史抱负，运用智慧的力量，刻苦钻研各种知识，理性地分析，悉心吸收东西方文明的精华，奉出了自己一整套全新的哲学和社会发展的学说和思想，从哲学、天文地理等自然科学、宗教学、伦理学、审美学、社会学、国际贸易学和军事学等多种角度，全面而深邃地论述和分析了当时的社会状况，甚至重新梳理了封建农业社会中王公贵族与普通臣民、伯克与农民等小生产者、农民和各���手工业者之间复杂而又相辅相成的具体生产关系，形象而生动地提出了各自心目中理想社会的模式，及时规劝西域的王公贵族，引导绿洲的草野小民，毅然摈弃落后的游牧生产和生活方式，自觉而理性地向贤明人士指明的理想社会过度。
《福乐智慧》所勾画的玉素甫·哈斯·哈吉甫心目中理想社会的模式，所描述的绿洲农耕社会的社会发展思想，虽然不可能摆脱时代的局限，充其量也就是封建农业社会比较经典的社会发展模式。但在今天看来，玉素甫·哈斯·哈吉甫在一千多年前提出的社会发展思想，依然不乏科学精神和人文思想的光辉，成为构成维吾尔民族传统文明的重要基础性元素。特别是他一再强调的封建王公贵族必须仁慈和善良、自觉体恤民情、关注民生的质朴理想，无不体现出以人为本的思想光芒；还有就是他所倡导的天人合一、敬畏神明、人与宗教（真主）之间的和谐关系、人与人之间（包括各种职业和社会角色之间）的和谐、人与大自然（环境）之间的和谐、人与动物之间的和谐、人们内心世界的和谐理念，以及公平贸易的理想，包括人们通过审美和健康的音乐舞蹈等手段和方式，即时调控和把握喜怒哀乐等情绪等等，则成为此后维吾尔社会成员普遍遵循的伦理道德规范。记者由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想真正深入了解农业社会背景下的维吾尔人，不得不先读读玉素甫·哈斯·哈吉甫的《福乐智慧》，一部古代维吾尔人民奉献给世界的奇书。
在当前学习党的17大精神的过程中，读者不妨结合着翻翻《福乐智慧》，先不说开卷有益这个层面，即使从了解人类有关人类社会的科学发展观和社会和谐理论形成史的这个角度，肯定也是会有所斩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