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利益促使可萨可汗和拜占庭结成盟友。从610年至641年，可萨人协助拜占庭希拉克略皇帝同波斯人作战。从7世纪中叶开始，双方又联手抵挡波斯帝国的扩张，拜占庭的东北边境依靠可萨汗国的存在免受了阿拉伯人的侵扰。但是，可萨汗国不仅是东西贸易的重要中转地，又是南北贸易的要冲。北欧人，斯拉夫人和阿拉伯人统治下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贸易通过伏尔加河上的航线完成。19世纪以来的考古发掘已经在这条南北航线的附近发现了数以万计的8至11世纪的阿拉伯钱币。奴隶是这条商路上最主要的商品,伊铁尔是当时重要的国际性奴隶市场,大量的斯拉夫奴隶经由这里运往西亚和北非。据《世界地志》记载，“伊铁尔城分两部分，居西者国君及其战士，居东者伊斯兰教徒及偶像教徒。”15757年，阿拉伯人击败可萨军队，迫使达干可汗（Tarkhān Khāqǎn）请求媾和，此后双方在达格斯坦地区形成对峙局面，战事平息，更多的伊斯兰教商人开始活跃于伏尔加河流域。
总之，可萨汗国的统治和财富依赖于通向拜占庭和阿拉伯帝国的商路，这就决定了它同两大强国的关系，一方面是互相利用，另一方面又是互相冲突。我们从前引文献的不同叙述中也可以看出这一点，可萨人在正式信奉犹太教之前，曾举行了一场神学辩论，由三方人士参加。可萨可汗的态度是听凭他们辩论，胜者可以使可萨人皈依他的信仰。这种方式显示出可汗力图在两大强国的压力面前寻找平衡。除了这场有不同版本的半传说性质的神学论争外，真实的史料也反映出可萨可汗面临的压力。737年，倭马亚王朝的将军Marwān率军侵入位于伏尔加河下游的可萨中心地区，俘虏了可萨可汗并强迫他接受了伊斯兰教。按照Ibn Atamal-kufi的记载，“除可汗外，他的宫廷大臣及国人都成为穆斯林。”16当然，这次强迫的皈依并没有获得倭马亚王朝统治者预期的效果。因为在750年，倭马亚王室发生内乱，无暇顾及可萨可汗的信仰，可汗正是在这段时间成为犹太教徒。从拜占庭方面看，对可萨人的改宗也是有强烈的反映的。克里米亚一直是可萨和拜占庭势力交错影响的地区，780年，可萨可汗的孙子利奥（Leon）成为克里米亚的统治者，在可萨可汗的支持下，他极力肃清拜占庭的影响。大约在790年左右，克里米亚爆发了反对可萨的叛乱，尽管我们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叛乱的幕后支持者是拜占庭，，但无疑，它反映了双方在这一地区的摩擦。此外，在775年左右，拜占庭的教会提出要在这一地区设立大规模的新教区。新教区包括克里米亚，北高加索和伏尔加河下游。由Doros（克里米亚的哥特人地区）的主教领导，这一教区正是可萨汗国的势力范围，显然，此举意在加强可萨汗国内的拜占庭即基督教的影响。17
可萨人成为犹太教徒，所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8世纪中叶以后，可萨一直以犹太王国的名义统治着南俄草原，周边的民族也将可萨等同于犹太人。伊本·法都兰（Ibn Fadlān）写道，922年可萨可汗听说阿拉伯统治区的犹太教堂被毁，就破坏了伊铁尔的一座清真寺的尖塔以示报复，并且表示，如果不是担心阿拉伯人会迫害治下的犹太人，他肯定会对伊铁尔的清真寺和穆斯林采取进一步的行动。18这表明，可萨可汗是以保护犹太人为己任的。
可萨人在心理上也同犹太人认同。剑桥文献（约作于949年）中叙述信奉犹太教的可萨人在他们的犹太领袖带领下全体返回以色列，此后犹太人开始陆续迁移到可萨汗国。姑且不论这是否符合历史的真实，但信的作者，一位可萨犹太教徒无疑是将自己认同为犹太人。正如Zuckerman所分析的那样，“返回”一词意味着要消除犹太人与信奉犹太教的可萨人之间的差别。19可萨人也吸收了犹太文化的内容。安纳迪姆（An-Nadim）在987至988年讨论突厥人及其相关民族的书写方式时写道，可萨人运用希伯来文。201206年，法拉丁·穆巴拉克沙（Fahrad-Dīn Mubāraksāh）也写道，可萨人使用的字母是一种源于罗斯人的字母体系，罗斯人是他们的近邻，属于罗马人的一种。可萨人使用这种字母并称之为Rūm-Rūs。他们从右书写，字母相连，一共只有22个字母。（希伯来字母就是22个）绝大多数写这种字母的可萨人是犹太人。21
由于可萨可汗，贵族，及所属部落都皈依了犹太教，因此，有大量的犹太人迁来可萨汗国。马素迪（Al-Masūdī）曾写道,“可萨的国王在哈里发希伦（Hārun 786-809）时期成为犹太教徒。一些犹太人开始追随他。这些犹太人来自伊斯兰世界的中心城市以及拜占庭。这是因为拜占庭的国王（Romanos Lekapenos 920-944）强迫国内的犹太人改变信仰，成为基督徒，对他们使用暴力……于是，许多犹太人从拜占庭逃到可萨汗国。”22犹太人口的增加和犹太教影响的扩大，在该地区也是有迹可寻的。985年，穆库达希（Al-Muquddasi）写道，“可萨人的统治地区位于里海沿岸，幅员辽阔，是一片肮脏而悲惨的土地，只是有许多的羊群，蜂蜜和犹太人。23不应忘记的是，965年，可萨汗国被罗斯军队击败，损失惨重，从此一蹶不振，如果穆库达西所描述的是他所处时代的事情，那就意味着，即使在可萨汗国走向衰落后，境内仍有大量的犹太人或可萨犹太人。此外，基辅罗斯的古编年史记叙了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Vladimir I）在986年皈依东正教之前，信奉伊斯兰教的伏尔加河不里阿尔人，信奉犹太教的可萨人，信奉天主教的日尔曼人都曾力图说服他接受自己的宗教。这也可以证明10世纪末可萨境内的犹太教徒为数不少。24
⒊ 可萨犹太人和“北道”
7世纪初，裴矩撰写《西域图记》三卷，全书已佚，只有序幸得保存，使我们得以窥见当时丝绸之路“北道”上的盛况，“发自敦煌，至于西海，凡有三道，各有襟带。北道从伊吾经蒲类海，铁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菻国，达于西海。其中道从高昌……至波斯，达于西海。其南道从鄯善……至北婆罗门，达于西海。其三道诸国，亦各自有路，南北交通。其东女国，南婆罗门国等，并随其所网，诸处可达。故知伊吾，高昌，鄯善，并西域之门户也，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可萨正是从敦煌到拂菻（拜占庭）的北道上的重要中转站。早在6世纪，拜占庭史家美南德就提到过这条路线，拜占庭帝国派往突厥可汗室点密处的使节扎玛尔克就是经由这条路线返回拜占庭的。不过，那时，这条道路还没有成为交通频繁的商路。7至9世纪，在中国的隋唐时期，北道开始繁荣起来，这一点已经被越来越多的文书和文物所证实。
姜伯勤先生在考证了吐鲁番随葬衣物疏后指出，“以‘金钱’（拜占庭金币）为虚构的随葬物，只见于6世纪中叶至7世纪中叶的一百年间。5世纪只称黄金千两或黄金千斤，而不称‘金钱’若干文，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拜占庭金币在高昌人心目中的地位，大抵是在6世纪后的一个多世纪才十分重要。”251973年至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