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施经动机
在很多，也可以说在大多数情况下，佛教经典都要描述自身的妙胜之处，只是有时内容多些，有时内容少些而已。就以《大乘无量寿宗要经》来说，其中充斥着多次重复的陀罗尼。
在经过长时间的口头流传以后，佛教徒很重视把佛祖的话用书面形式记录下来，以致后来竟形成了像硕朋所强调的那种书籍崇拜。硕朋很注重文书证据，对此我想为其补充一条有趣的证明。在回鹘人中，较古老的支提崇拜已退居其次，古回鹘语文书本身和铭文就已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当然，塔崇拜还是继续存在的。只不过是如硕朋所指出的，在很多大乘佛教的著作中都给这种书籍崇拜比塔崇拜以更重要的地位。[1]抄写于1022年的回鹘文《金光明最胜王经》写本之前言可为此说提供证据：
如果一个人建造三十二座用七宝和一切……装饰起来的寺院的话，或者他以无比纯洁的信仰抄写一部佛典中一部由32个文字组成的关于佛法的诗行的话，那么抄写佛典的功德从各个方面都胜过建造三十二座寺院之功。为什么？
首先，就建造寺院的功德而言，它将施主与僧伽有益地联系起来。而抄写法宝，其功德只能使个人得度彼岸。
其次，就建造寺院的功德而言，是属于财物捐赠的三种布施。而抄写法宝的功德很明确是属于法施。
最后，再就建寺的功德言，是一种有条件的和暂时的功德。而抄写法宝的则是种无条件的和永恒的功绩。[2]
正如克里姆凯特所强调的，佛法的传播是佛徒虔诚馈赠的“最表面的宗教目的”。[3]有几则题记反映了回鹘人抄经的真正动机，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一、功德回向所有众生。
二、满足所有人的愿望。
三、在末法时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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