稿源：杨富学提供
——原刊《甘肃民族研究》2007年第2期，第75～80页
一、吐鲁番出土蒙古文文献的价值
德国吐鲁番探险队收集的“吐鲁番出土蒙古文文献”总共由105件文献构成，虽然总量不是很多，但在内容上却包括了叙事诗、格言诗、佛教文献、占卜、行政文书等丰富的体裁。对于研究13～14世纪蒙古社会、经济、文化和宗教都是非常珍贵的资料。对这些文献的研究始于1909年，发轫者是兰司铁（G.. Ramstedt）。后来，海尼希（E. Haenisch）于1954和1959年将文本影印出版。此后，有关研究开始兴盛，波普（N. Poppe）、傅海波（H. Franke）、李盖提（L. Ligeti）、策仁索诺姆（D. Cerensodnom）、卡拉（G. Kara）等都致力于对这些文献的研究。1993年，陶贝（M. Taube）将这些文献裒为一辑，作为《柏林吐鲁番文献（Berliner Turfantexte）》丛书第16卷出版，对全部文献的版本状况进行了介绍，并有罗马字母转写、德语译注、词汇索引和照片等。通过这一著作，我们可比较容易地把握吐鲁番出土蒙古文文献的全貌了。
正如策仁索诺姆所指出的，可以把这些吐鲁番出土蒙古文文献看作是具有丰富意义的“文献作品”。的确，将它们与13世纪的蒙古文文献《蒙古秘史》中所见到的纯粹蒙古文要素相比较，不难发现，这些出土文献深受外来文化，尤其是以回鹘语为中介的邻近诸民族文化的影响。 因此之故，许多蒙古学者将吐鲁番出土的蒙古文文献视为远离蒙古本土，与蒙古传统文化有差异的独立的资料群，并以此为线索进行研究。
毋庸置疑，属于13～14世纪的吐鲁番出土蒙古文文献含有两种文化因素。首先是蒙古文化与回鹘文化的混合形态。此后，至15～16世纪时，这种形态不复存在。17世纪以后，蒙古地区被蜂拥而至的藏传佛教文化所渗透，蒙古文化被外来因素即“藏族模式”所替代。
但另一方面，直到17～18世纪，蒙古文佛教文献中仍残存着一种“古风”，即通过回鹘语借用佛教术语的形式。 令人不解的是，并没有见到哪一部蒙古文佛经中有以回鹘文佛经为底本再转译成蒙古文的明确记载。在吐鲁番出土的蒙古文文献中，大多都受到了藏传佛教的影响。因此，我们认为，从历史的脉搏讲，“蒙古佛教产生于回鹘佛教而成长于藏传佛教。”但通过具体的事例来验证这一说法，目前却受到了资料的制约。
本文拟通过整理在内亚地区普遍流行的起源于中国的“伪经”《佛说北斗七星延命经》 的蒙古译文中存在的回鹘语因素，旨在证明此经是由回鹘文翻译成蒙古文的。
二、《佛说北斗七星延命经》的翻译过程
14世纪前半叶，中原地区尚处在蒙古人的统治之下。汉文伪经《佛说北斗七星延命经》被相继翻译成回鹘文、蒙古文、藏文等多种文字。该经典引人注目的最大理由，首先就在于它的翻译顺序，汉语最早，蒙古语次之，藏语再次之。其中值得指出的一点是，在藏传佛教经典中明确记载着该经的藏文本来源于蒙古文本。这篇文献自从20世纪初受到劳费尔重视以来， 许多学者都致力于对该文献的研究。第二个理由是，在这一经典的藏文和蒙古文本中都有跋文，其内容中记有“蒙古文译本的刊行是为了纪念文宗孛儿只斤图帖睦尔”，并有关于刻印者和翻译者的记述。文宗曾二次君临大位，第一次是1328年9月至1329年1月，第二次是1329年8月至1332年8月。题跋首次明确记载了元朝后期蒙古文佛典的翻译情况，时代清楚，可为其他文献的断代提供坐标。
根据跋文，该经的蒙古文本是由著名的回鹘人必兰纳识理（蒙古文作Bradir-a siri，回鹘文作Piratyaširi，来源于梵文Prajñāśrī）翻译的。天历元年（1328）十月一日印刷了2000部。同时刻印的还有阿邻铁木儿（Alïntämür）翻译的回鹘文本，印刷了1000部。之后，于丁丑年（1337）再译成藏文。
遗憾的是，属于该经典的14世纪藏文本、蒙文本都已失传，只有回鹘文本在吐鲁番有所发现。今天能够见到的蒙古文本、藏文本都是17世纪以后的本子。汉文原典目前所知的也只有《大正藏》所收的本子，它是以19世纪初日本刊的本子为基础的。
1937年，热合玛提（G. R. Rachmati）将《佛说北斗七星延命经》的回鹘文本收入《吐鲁番突厥文献（Türkische Turfan-Texte）》第7卷中发表，内含11件写本和残片。其中在第1件刊本的跋文中，提到此回鹘文本在癸丑年（1313）印刻了1000部。
由此可见，回鹘文本于1313年和1328～1337年曾两次刊行。那么，第二次刊刻的到底是阿邻铁木儿根据蒙古文本新译的本子呢还是1313年刊本的重版？不得而知。 如果是1313年的刊本，那说明该经只有一种回鹘文译本，系阿邻铁木儿所译。
三、《佛说北斗七星延命经》各种译本的最新情况
有关该文献之回鹘文译本情况及有关研究状况，艾维尔斯科已有详细介绍， 不再赘述，这里仅是想谈及一些艾维尔斯科未曾提及的信息。
汉文本
此经典在中国从未被收入过大藏内经，作为伪经也未被记载过，敦煌也未见出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仅有大正时期收藏的汉文本为人所知，一直通行至今。1802年被收入日本刊行的《享和仪轨》，与《大日本缩刷大藏经》、《卍续藏经》所收的汉文本相同。《享和仪轨》所收本子，利用的就是京都栂尾山高山寺法鼓台文库所藏的写本。
直到1994年，《佛说北斗七星延命经》之北宋刊本残件才在中国发表。 此残片雕版印刷于雍熙三年（986），说明在10世纪后半叶，《佛说北斗七星延命经》在中国就已经得到广泛流传了。笔者阅览了被认为是《大正藏》底本的京都高山寺所藏文本，发现高山寺写本与中国新发现的986年的刊本为同一系统，却与《大正藏》所收的文本有部分不同。最大的异点在于986年刊本与高山寺写本中有用于表示五色和五行的相应内容，即“金命人白幡子，木命人青幡子，水命人黑幡子，火命人赤幡子，土命人黄幡子”。在蒙古文本和藏文本中都有这些内容，但在《大正藏》本中却付之阙如。
回鹘文本
回鹘文本的校订与刊行，茨默（P. Zieme）正在进行中。
藏文本
藏文本已由庞隆校订、出版， 它以1717～1720年北京康熙版《甘珠尔》（大谷大学图书馆所藏）藏文本作为底本，参照柏林所藏1680年的《甘珠尔》写本以及其它写本进行校订。
实际上，藏文本中存在着更古老的东西，1410年的北京永乐版《甘珠尔》，1605年的北京万历版《甘珠尔》中都含有古语成分，语句较长。最近，笔者有幸看到1410年刻永乐版《甘珠尔》藏文本的复制本，据此，文本的竖行与康熙版《甘珠尔》完全一致，只有后缀的字有细微的差别，例如，跋文最后提到的藏文本翻译者名字时，在1410年的文本中写作Ma ha pha la，这与1680年的《甘珠尔》写本相一致，但在1717～1720年康熙版《甘珠尔》中却变为Ma ti pha la，这是区别藏文本两大系统的重要因素。
蒙古文本
蒙古文本唯一公开发表的只有北京版《甘珠尔》（1717～1720年）所收的本子，由李盖提（L. Ligeti）转写发表。1990年，傅海波发表了研究《佛说北斗七星延命经》的论文，参考了北京版《甘珠尔》所收蒙古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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