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收藏的敦煌吐蕃文文献 (1)

2007-12-29 16:53:42  作者:[英]散•冯•谢克 著杨富学 许娜 译  来源:杨富学
简介:20世纪初,在中国沙漠之城敦煌附近的佛教洞窟内发现了大量的古代写本。在考古探险家斯坦因(Aurel Stein)和伯希和(Paul Pelliot)的游说下,守窟道士王圆箓将大部分写本卖给了英国和法国政府,此事闻名遐迩。书写着多种语言而主体是汉文和藏文的写本现收藏于法国国立图书馆和英国大英图书馆,其中的藏文内容构成了本文的核心。 巴黎和伦敦收藏的时属8至9世纪左右的敦煌吐蕃文文书,对于研究古代吐蕃不同阶段的历史来说,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例如,在吐蕃赞普将其势力范围扩张到中亚的这一时段,敦煌藏文文献是研究藏传佛教源流和藏语早期发展史的基础。此外,在敦煌当地还收藏着数量堪与巴黎、伦敦藏品比肩的敦煌吐蕃文文献。姜亮夫率先对这些文献做了详细描述,以中文发表。 此后,藤枝晃于1966年撰写英文论文,对敦煌吐蕃文写本进行了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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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陇右文博》2007年第2期,第31-38页, 文章来源:杨富学

 

20世纪初,在中国沙漠之城敦煌附近的佛教洞窟内发现了大量的古代写本。在考古探险家斯坦因(Aurel Stein)和伯希和(Paul Pelliot)的游说下,守窟道士王圆箓将大部分写本卖给了英国和法国政府,此事闻名遐迩。书写着多种语言而主体是汉文和藏文的写本现收藏于法国国立图书馆和英国大英图书馆,其中的藏文内容构成了本文的核心。
巴黎和伦敦收藏的时属8至9世纪左右的敦煌吐蕃文文书,对于研究古代吐蕃不同阶段的历史来说,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例如,在吐蕃赞普将其势力范围扩张到中亚的这一时段,敦煌藏文文献是研究藏传佛教源流和藏语早期发展史的基础。此外,在敦煌当地还收藏着数量堪与巴黎、伦敦藏品比肩的敦煌吐蕃文文献。姜亮夫率先对这些文献做了详细描述,以中文发表。  此后,藤枝晃于1966年撰写英文论文,对敦煌吐蕃文写本进行了概述。  他写道:

直到1919年,甘肃地方官府听到有一游客买到了很多藏文佛教经典后,便派手下的督察员考察深入实地进行查验。督察员在那座三层建筑南侧的佛窟中,找到了94捆重约405斤的藏文卷轴写本,以及重1744斤的11套夹在木版中的纸本。他留下了90捆,并且把3捆卷轴本和10套贝叶经迁移到敦煌的一所学校,只将1捆卷轴和1套贝叶经带往兰州,保存在省图书馆中。这里再强调的一点是,敦煌留存写本的重量可能要超过1吨,毫无疑问要超过任何其他各处的藏品数量。

姜亮夫在其著作中未涉及文献的来源问题,藤枝晃的描述也仅此而已。对于敦煌当地收藏的吐蕃文文献,中国以外的学者所知甚少。下文拟就现已得到确认的文献做一介绍。
一、藏经洞内的早期藏文文献
斯坦因(1862~1943年)于1907年到达敦煌并进入了藏经洞。虽然王圆箓在斯坦因到达之前已将一些文献交于当地官方机构,但大部分文献仍存于原处。斯坦因获准参观了藏经洞,他的报告对弄清文献的原始面貌最为有用。  斯坦因断定其中有230捆汉文和80捆藏文卷轴,每捆包括12件。他还看到了夹在夹板中的11大套藏文贝叶经(长2英尺5英寸,高1英尺5英寸)。斯坦因还发现了其他一些用中亚不同文字书写的文献,但数量要少得多。
二、斯坦因与伯希和从藏经洞中获得的文献
斯坦因在述及他的藏文收获品时写道:“逾30捆用不同文字书写的贝叶经相互混杂,难以辨认。”  似乎并未带走11大套藏文贝叶经的任何一套,他在报告中解释说,他怀疑所有这些大套写经都包含了一到两部经的大量副本。斯坦因为了得到尽可能多样的品种,最终他将一些挑选好的不同文种的文献绑扎在一起,运回伦敦。经稽核,斯坦因携归的这些残卷中确有数量极多的《般若波罗蜜多经》抄本,证实了他对那11大套藏文贝叶经的猜想。
虽然斯坦因对这些卷子的直觉是正确的,但他仍不能避免大量的重复,他带回的30捆卷子中有很多件都重复了《大乘无量寿宗要经》的篇章。
当伯希和于次年再次看到藏经洞的大套藏文贝叶经时被深深震撼。他推测,这些文献应该属于一部完整的早期藏文《甘珠尔》汇编本,内容与其他地方发现的藏文贝叶经不同。  伯希和有意将这11大套藏文贝叶经全部带走,但王圆箓一再阻拦,最终他只带走了其中的3套。  但学界有人怀疑此说,认为伯希和带走的有可能只不过是其中1套的3个部分而已。
与斯坦因所获不同文字的文献一样,伯希和所获文献中也含有《般若经》类文献的众多副本,其中尤以《十万般若颂》数量最多。伯希和带走了许多吐蕃文经卷,如同斯坦因所获的那样,都包含了众多的《大乘无量寿宗要经》抄本。同时,他把斯坦因留下的藏文贝叶经写本的绝大部分以及三分之一左右的余留文献席卷而去。  伯希和还在莫高窟北区的两个洞窟中发现了更多的藏文写本,据推测,这两个石窟都开凿于13至14世纪,绘的是西藏密教壁画。
三、相继带走的文献
1909年,伯希和在北京六合饭店举行了敦煌出土文献展览。引起了民众对其带入北京的敦煌藏经洞内所出汉文文献的争议,中国政府遂采取行动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使许多汉文卷子被中央政府保管了下来,而吐蕃文文书则被留在了敦煌。  1911年,两位日本探险家随大谷探险队来到中亚,作为中亚爱好者从敦煌得到了大量的汉文、吐蕃文文书。现已分散到日本、韩国的相关机构和中国国家图书馆。  1914年3月,斯坦因在第三次探险时返回敦煌见到王圆箓,王想将承诺的57卷汉文文书卖与斯坦因,斯坦因曾怀疑其是否真将藏经洞内所有保存文书呈现出来,而事实证明确有大量吐蕃文文献仍保存于原处。
同年8月,俄国考古学家奥登堡来到敦煌,虽然他的主要兴趣是洞窟壁画,但同时也得到了很多汉文和吐蕃文文献。  这些经卷保存在俄罗斯圣彼德堡东方学研究所分所。
四、遗留在敦煌的吐蕃文文献
直到奥登堡访问敦煌之后,仍有数量可观的吐蕃文卷轴和贝叶经写卷被遗留在敦煌本地。1919年,即奥登堡离开敦煌4年后,甘肃地方政府派督察员对遗留写本进行了调查。按照这位督察员的报告,他当时发现了10件卷轴和11大套藏文贝叶经。他将10套贝叶经和3件卷轴转移到敦煌一校舍,将1套贝叶经和1套卷轴运往兰州。  这篇报告中的相关经卷数目与斯坦因、伯希和的整理数目不符。当斯坦因到达时编目为8件吐蕃文卷轴和11大套藏文贝叶经,其中很多经卷被斯坦因、伯希和带走,后者带走了11大套藏文贝叶经中的3套。下文将再议这个问题。
1928年,所有保留在敦煌的吐蕃文文献都转移到了当地文化机构。直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敦煌文物研究所(今敦煌研究院)公布了一些新近发现的文献。当一些其他文献送入甘肃省博物馆后,为莫高窟设立的这一专门机构将负责保管和研究文献内容。新成立的敦煌市博物馆收藏的吐蕃文文献规模可与巴黎和伦敦的收藏数量相媲美。
五、甘肃藏品
1978年,黄文焕发表了甘肃省藏敦煌吐蕃文文献的调查结果。  现列表如下:
敦煌县文化馆(现敦煌市博物馆):贝叶经8780件、卷轴224件;
敦煌文物研究所(现敦煌研究院):贝叶经42件、卷轴43件;
酒泉县文化馆(现酒泉市博物馆):卷轴19件;
张掖县文化馆(现张掖市博物馆):卷轴1件;
武威县文管会(现武威市博物馆):贝叶经7件;
兰州图书馆(应为甘肃省图书馆):贝叶经1117件,卷轴30件。
据藤枝晃所述,这些文献主要包含了《十万般若颂》和《大乘无量寿宗要经》,另外还提及《八千颂般若波罗蜜多经》。
2000年7月,我在大英科学院的支持下来到敦煌,考察收藏在此的吐蕃文文献,可以查阅敦煌研究院新建文物陈列中心中的所有吐蕃文文献。  实际上这里有卷轴47件(黄文焕报道了其中的43件),内容均为《大乘无量寿宗要经》。  有大型贝叶经87件(黄文焕报道了其中的42件),除其中有1件属于独立的《心经》外,其余内容均为《十万般若颂》。这些贝叶有的排列有序,但大多数是杂乱无章的。下述文献编目是根据佛经内容分类的,文献编号是敦煌研究院给出的。
《十万般若颂》, 大型贝叶经,由细绳连接起来,页码标于空白处:
0014:12页,第30品;  
0015:2页,第13品;
0672:30页,第22、23、43品;
0750:43页,第17、18、19品;
卷轴装《大乘无量寿宗要经》:
0119、0120、0122~0126、0144~0147、0644、0646、0672、0677~0689、0691~0693、0729~0743、0745、0747、0749、0750。新编入4件:w. 1、w. 2、w. 3、w. 4。在展2件:0016,0118。其中,0144~0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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