稿源：杨富学供稿
下面我们要介绍的柏林吐鲁番藏品中的回鹘语文献 包括大约8000件尺寸大小不同的文书残卷。 因此，柏林藏品中的这一部分文献相对其他吐鲁番回鹘语文书收藏品来说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这些文书残卷中的主要成分是一些卷轴装书籍残片、梵荚装册子残片、不同形式的书籍和木版印刷品残片， 其使用的文字大部分为回鹘文。这种文字的根源，经亨宁研究，将推定于阿拉美（Ahrimans）文字。 此说不无道理。只有一少部分用粟特文写成，此种文字是回鹘文的先驱。回鹘摩尼教徒既使用摩尼文，也使用回鹘文。此外还有一些残卷用突厥卢尼文字母写成， 同样有很少量的残卷用叙利亚文、 藏文 和婆罗迷文 写成。 在一份蒙古文文献的印章中甚至发现有用八思巴文写成的回鹘语内容。 在某种程度上可从其所用文字之种类推断其残卷的内容归属， 如佛教徒从未使用过摩尼文，相反，也未发现用婆罗迷文书写摩尼教内容等文书，这些都是可以肯定的。
还有其它形式上的归类可用来判断一份文书的类别。如在摩尼教文书中使用了一种特殊的标点法， 这种现象在其他内容的文书中从未出现过。同样具有特点的是，摩尼教和基督教文书没有哪一件是通过木版印刷技术印制的。
绝大多数回鹘语文书残卷都未署明日期。 有些文献有序跋，但大部分序跋都是采用十二生肖法来纪年的。因此，大多数文书都无法弄清其具体的撰写年代，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才有可能。然而，从一些序跋的情况和一些其他并不太直接的原因来看，大部分回鹘语摩尼教文书和最古老的佛教文书的时代应在8～10世纪左右。写成于10～13世纪的文献大多数都为佛教内容或其它非宗教的文书。属于更晚时代的只有几件用回鹘文草体字写成的佛教典籍和一些署有年代的文件。
吐鲁番回鹘语文书的特殊价值主要体现在它们是继鄂尔浑—叶尼塞碑铭之后我们可以见到的最古老的古突厥语文书。因此，他们对研究突厥-回鹘语言的历史有着重要的意义。此外，吐鲁番文书也证明了9世纪时迁入高昌的回鹘人和其它突厥部落的高度发展的文化，而这种文化是他们作为摩尼教以及佛教信徒以他们的祖先和和邻人为榜样创造出来的文化。
20世纪初派往新疆的四次“吐鲁番探察队”除了把弥足珍贵的物质文化遗产和艺术品带回柏林外，还带回了一大批古文书残卷。 在柏林，缪勒、福伊和勒柯克等立即投入了整理研究回鹘语文书的工作。早在1904年，缪勒即已发表《摩尼教福音体文字写本残卷（Handschriften-Reste in Estrangelo-Schrift aus Turfan, Chinesisch-Türkistan）》一文，刊布文书二件。后经研究、甄别，被确定为《摩尼教徒忏悔词（Xvāstvānīft）》译本。在缪勒致力于佛教文书研究的同时，勒柯克则率先开始了回鹘语摩尼教文书的研究工作。
这些文书只占了回鹘语藏品中的很少一部分。然而它们却因内容详细而显得特别珍贵。吐鲁番发现的摩尼教文献大多数用伊朗语和回鹘语写成。在回鹘语摩尼教写经中，最有意义的作品当推《摩尼教徒忏悔词》，现已发现的写本就已超过20件，均由勒柯克刊布。 与此同时，邦格、 沙德尔 和阿斯姆森 等人相继对其进行研究。他们的后期工作为阐明这批文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除了《摩尼教徒忏悔词》之外，还有很多其它忏悔书残卷尚有待刊布。 这里还要提请大家注意的是一封回鹘文信函。在此信中，出现了《摩尼教徒忏悔词》里人们熟悉的询问收信人身体状况的帕提亚语manāstār hirzā（意为“请赎罪！”）。 这件文献的重要价值在于，它很可能是一封致某位摩尼教精神领袖的信函。遗憾的是，此信过于残破，无法进行更详尽的研究。
在回鹘语摩尼教文献中还发现有《沙卜拉干（Sāpuragān）》的译文残卷，另有七件摩尼教经典的译文残卷。 在一份特殊的出版物中，邦格就摩尼教讲经问题进行了论述。 其中有佛祖前生作为王子时的本生故事节选和一份回鹘语巨人书（？）译文残卷等。有几卷残卷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它描写的是希腊《伊索寓言（Vita Aesapi）》译文的某些章节。拉笋伊 在一篇学术论文中分析了这些有关回鹘文献 残卷的来源，可能的传播途径以及它们的意义。这些回鹘语摩尼教文书的大部分是赞美诗，它们中间还发现有诗文的原稿。 除这里所列举的文书外，今已刊布的出版物中还包括有大量的较小残卷，它们中一部分很难进行确认。此外还有很多未刊布的残卷， 因此可以说，对摩尼教的研究尚未结束，这里涉及的是有关语言学方面的考证工作。
柏林藏品中描写历史事件的唯一一件摩尼教文献也是用回鹘语写成的，内容列举了所述时间的前因后果。 很多摩尼教残卷属二次使用（即利用旧文书的背面书写），这一点在佛教文献中是不常见的。
佛教文书在柏林藏品中占绝大部分。 从文字隽的写经体到随意书写的草书体，在佛教文献写本中都可见到，最常见的写本形式是梵荚装，还有大量的佛经木刻印本。有几件写本用黑墨写成，同时又使用了朱笔。朱笔的使用不是为了强调佛、菩萨之类神祇，只是用作偈颂起首之标记。有几件写本，也有几件木刻艺术品，还配有插图，图文并茂，同出回鹘工匠之手。
大多数佛经残卷都用回鹘文书写，只有少量的文书用藏文或婆罗迷文写成，这种情况的存在正好为古突厥语音位学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素材，意义非常重大。
大部分回鹘文佛教文献都是译作，从已释读的序跋来看，汉语、藏语、梵语、吐火罗语、粟特语以及龟兹语（Küsän，即吐火罗语乙种方言，又称焉耆语）都曾作为其原始语言使用过。阿拉特近期刊布的佛教头韵诗似可视为原始创作。
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出现了独立的回鹘佛教术语，其形式主要是来自别失八里博学多才的翻译家和学者胜光法师（Šïngqo Šäli Tutung）的译作。这些来自不同传统的佛教术语也曾长期在蒙古佛教中占主导地位。还有一种令人奇怪的现象，有一份回鹘文文书竟赫然出现有蒙古语词汇的佛教术语。
在回鹘语佛教写经中，讲经文书占据了很重要的地位，它们大多为譬喻经或本生经，极受普通信徒的欢迎。此类文献已由缪勒和葛玛丽出版刊行，为世人所熟知。 在回鹘语佛教讲经文中有特殊意义的当属译自吐火罗语的《弥勒会见记（Maitrisimit）》写本。这篇文献之所以特别重要，是因为它内容明确，让人一眼就能辨认出其舞台表演艺术的部分章节。葛玛丽把柏林藏卷影印出版，含图227祯。 最近，另有一部更完整的同属《弥勒会见记》的文献在哈密发现，计有608页，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完好无损。
与此相关，还要提到几件未刊布的残片，她们的内容与迄今尚不明确的回鹘语译《五卷书（Pañcatantra）》有关。已甄别出的残片为亚洲胡狼（我认为，就是狐狸精）离间狮子与公牛之间友情故事的一部分。这一故事是否也在佛教本生经中出现，尚不得而知。
已知的经卷文书中有几份《妙法莲花经》译本抄件，更有为数众多的《金光明最胜王经》写本，这是目前所知篇幅最大、内容最丰富的回鹘文写本之一。可叹的是，该文献迄今尚未得到刊布。列宁格勒现保存有一件较晚期的内容更完整的抄本，因此要刊布这件至关重要的文书，尚需仰仗与苏联突厥语学者的合作才能实现。
除上述之外，还应提到《金刚经》之译文残卷。由鸠摩罗什译成汉语的《金刚经》，流传甚广。以之为据，中土僧人伪撰了数部经典，在敦煌都有写本留存。在柏林“吐鲁番收藏品”中，已经发现的回鹘文写本计达六种，井之口泰淳1968年在柏林逗留期间，对此进行了落实。这篇文书作为《吐鲁番突厥语文书》之第11种， 将由哈蔡博士和笔者联合刊布。
很多回鹘文写本为普通教徒的忏悔词。 与此相关的还应提到一份题为《慈悲道场忏法（Kšanti qïlγuluq nom）》的文书，此文书是在葬礼上为死去的亲属而使用的。这份译自汉语而内容丰富的文书现正由罗伯恩（K. Röhrborn）研究出版，也将收入《吐鲁番突厥文书》系列。 迈耶尔（I. Meyer）小姐也正在加工整理类似的一份文书。该文书用写经体撰成，梵荚装。我们还应提到那批佛教密宗文献，对其整理尚待时日。缪勒已把这份文献定名为“喇嘛教魔法礼仪”。
最后，我们必须承认，现今得到出版的回鹘文佛教文献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正如前已提到的那样，在回鹘文草书残卷中，还有一些篇幅较大的佛教文书。其中，由铁兹江整理的一份写本计有70页，含有一则譬喻故事和一首赞弥勒诗， 而此文书是以孙陀利（Sundarī） 讲经为基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