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夏人的尚武精神

樊丽沙 杨富学 

西夏是以党项羌为主体民族于1038年以中兴府（今宁夏银川市）为中心建立的地方割据政权。党项族长期活动于我国西北地区，最早出现于魏周之际，消亡于明代中叶。[1] 西夏人剽悍粗犷、尚武善战，使相对弱小的西夏政权得以与较为强大的宋、辽、金鼎足而立，先后传10帝，历190年。若从881年拓跋思恭建立夏州政权，“虽未称国，而王其土” [2] 算起，西夏则历时达347年之久，比宋、辽、金立国的时间都长，对中国北方地区的历史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研究西夏民族的尚武精神，不仅有助于全面认识西夏的社会、历史与文化，而且对研究西夏与宋、辽、金、蒙古间复杂的政治军事关系也具有积极的意义。

一、西夏人的尚武精神

党项人长期生活在西北地区，于1038年建立的西夏国幅员辽阔，奄有今宁夏全部、甘肃大部、陕西北部和青海、内蒙古的部分地区。其辖境除河套地区、宁夏平原自然条件较好外，其余很多地方的地理环境都比较恶劣，生活条件艰苦，加之游牧和农业相结合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培育出他们吃苦耐劳、勇敢强悍的民族性格。西夏自其崛起直至立国，一直处于中国北方民族势力纷争时期，其他民族如汉、契丹、女真、回鹘、吐蕃及蒙古等等，其势力都比较强盛，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为了战胜恶劣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他们同仇敌忾，形成了一种铁骨铮铮，尚武好斗的民族精神，这种尚武精神也正是西夏立国之本，“西夏崇尚旧俗，故能保国数百年”，[3] 所谓的旧俗即指党项族的尚武之风习。

西北历来为游牧民族聚居之地，历史上出现过众多崇尚武力的民族，如匈奴、鲜卑、突厥、契丹、女真及蒙古等，党项作为北方游牧民族的一员，其尚武精神也是非常突出的。

据史书记载，党项族“民俗勇悍”。[4]《隋书·党项传》即称其以“俗尚武力”而著称于世；《金史·夏国传》也称西夏称“民俗强梗尚气，重然诺，敢战斗”。波斯史籍中对其尚武精神有如下记载：

[唐兀惕]部落大部分住在城市和村镇里，但它非常好战，并拥有庞大的军队。唐兀惕人曾多次与成吉思汗及其宗族[兀鲁黑]作战。[5]

西夏党项人自己对这种尚武的传统也颇多赞美，有民间歌谣称：“宁射苍鹰不射兔，宁捕猛虎不捕狐”；“与明相伴不会暗，与强相伴不会弱”；“张弓无力莫放箭，说话不巧莫张口”；“人有智不迷俗处，箭有功敢入深山”。[6] 这些歌谣充分体现了西夏党项民族崇尚武力、英勇无畏的民族个性。

尚武精神，使西夏人在周围强势政权的夹缝中得以生存并发展壮大。西夏政权的奠基人李继迁就以恬不畏死、骁勇善战而出名。982年6月，刚刚年满19岁的李继迁采纳了张浦的建议，以出城安葬乳母为名，骗开夏州城门，率众穿沙海，越草原，来到夏州东北三百余里的地斤泽（今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巴彦淖尔），揭开了党项人反宋自立的序幕。李继迁一生身经百战，在战争中扩充、训练了西夏的军队。西夏国的建立者李元昊“性雄毅，多大略”，“少时好衣长袖绯衣，冠黑冠，佩弓矢”，精通兵法，每行军常携带《野战歌》及《太乙金鉴诀》等兵书。每遇战斗，“勇谋为诸将先”。[7] 早期党项首领在开拓基业、西掠吐蕃、北收回鹘、南牧中原的战斗中，无不披坚执锐、驰骋疆场。李继迁就是在同吐蕃首领潘罗支的作战中中箭身亡的。李元昊在青年时代就很勇猛，在攻掠河西走廊之战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建国后又率军南攻宋朝，东败辽国，是西夏时期最出色的军事家。李元昊自谓“英雄之生，当王霸耳”，[8] 即深刻揭橥了西夏统治者的王霸之气。

西夏王朝建立之后，虽然也有武备松懈、尚武精神弱化之时，但从总体上说，作为一个民族的英武敢战的剽悍民俗却始终没有放弃，直至西夏灭亡。西夏立国190年间，先后与宋、辽、金相对峙。在上述诸政权中，西夏的综合国力是最弱的，论疆域没有宋、辽、金广阔，论人力物力也远不如宋、辽、金三国，但西夏在战争中却常能处于主动地位。就宋夏战争论，就双方的综合国力看，北宋强而西夏弱，而且强弱悬殊很大。西夏地处西北，人口稀少，据粗略计算，西夏在全盛时人口也不过250万至300万，[9] 与人口过亿的北宋王朝难以比肩，而且自然条件差、生产技术落后经济结构单一，原料转化能力差，生活必需品如粮食、布匹、茶叶非常短缺，与北宋非常发达的社会生产力不可同日而语，按理说，双方作战胜负可以立判，但实际上却打了个平手，而且北宋损失更大。宋人富弼在庆历四年（1042年）有《上仁宗论河北七事》，其中就说到：“自西鄙用兵，今七年，大小凡经十余战，而每战必败。官军沮丧，望风畏怯。”[10] 西夏以弱胜强，屡屡击败宋军，使宋军“望风畏怯”，庶几乎体现了西夏人英勇善战的精神。

13世纪初，蒙古成吉思汗崛起，其铁骑横扫欧亚大陆，西夏也于1227年亡于蒙古。在被蒙古军所征服的诸民族中，党项民族所表现的勇敢顽强战斗精神是罕见的。成吉思汗从夏桓宗天庆十二年（1205年）起开始征伐西夏，直到末帝宝义二年（1227年），用了二十二年，先后六征西夏才将其灭亡。成吉思汗在“弹丸黑子”的西夏领土上遭到了前所未有的顽强抵抗，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如夏宝义元年（1226年）十一月，成吉思汗率大军攻西夏灵州，夏国主遣老将嵬名令公领兵十万赴援，蒙古军队与西夏军队激战于结冰的黄河上，西夏将士英勇抵抗，无数将士战殁，城破，无一降者。灵州守将太子李德任子李惟忠，年方七岁，亦求一死。党项民族战斗精神之烈，于此可见一斑。党项族的这种精神对后世影响很大，西夏后裔在元朝任重臣者，元末多为元朝殉难死节，这是继承西夏民族精神的具体表现。西夏有谚语说“有志族女不厌嫉，参战独子不惜命”，[11] 也是对西夏人作战时不惜身命、视死如归精神的如实反映。

即使在政权灭亡后，西夏遗民入元后，仍然是“民多武勇少文理”，[12] 并出现了一大批英勇善战为元王朝屡建功勋的军事将领。如余阙即称：“予家合肥，合肥之戍，一夏皆夏人，人面多黧黑，善骑射。”[13] 河南濮阳县西夏遗民唐兀（杨）崇喜“优于武艺，攻城野战，围打襄樊，诸处征讨，多获功赏”。 [14] 这种强烈的尚武传统，不能不说是西夏党项风俗的极为重要的特点。

二、尚武精神在社会生活中的表现

西夏人具有非常强烈的尚武精神，其人“非有高爵厚禄以宠战士，然而人人习骑射，乐战斗，耐饥渴，其亲冒矢石，蹈锋刃，死行阵，若谈笑然”。 [15] 这种尚武习俗在西夏人的社会生活中也有多种体现。大致来说，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善于骑射。历史上的西北少数民族无不以骑射为长，以引弓为强，匈奴“儿能骑羊，引弓射乌鼠；少长则射狐菟，肉食。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16]  突厥“穹庐毡帐，披发左衽，食肉饮酪，身衣裘褐，……善于骑射”；[17] 蒙古“元起朔方，俗善骑射，固以弓马之力取天下”。[18] 和上述游牧民族一样，党项也以骑射见长。骑射之俗与党项的狩猎生活是分不开的。在党项部落经济中，除了占主导地位的畜牧业经济外，狩猎经济仍然是补充其生活物资的重要经济来源。这种长期的狩猎生活培养了党项人善于骑射、马背上比武艺的性格。党项远祖拓拔思恭之弟拓拔思忠，一次在东渭桥（今陕西省长安县东北）作战，桥面上有铁鹤，思忠一箭射去，箭镞竟没于鹤羽之中。由此可见西夏人之善射及臂力之过人。李继迁也以善骑射闻名，“尝从十余骑出猎，有虎突从山阪下，继迁令从骑悉入柏林中，自引弓踞树巅，一发中虎眼，毙之。蕃部由是知名”。^[19] 元昊同样是一位“善骑射”的君主。“每举兵，必率部长与猎，有获，则下马环坐饮，割鲜而食，各问所见，择取其长。”[20] 

（二）恩仇必报。西夏人讲义气，讲气节，讲信用，一诺千金，重视乡里感情，崇尚团结互助。“其性大抵质直上（尚）义，平居相与，虽异姓如亲姻。凡有所得，虽簟食豆羹不以自私，必招朋友。朋友之间有无相共，有余即以予人；无即以取诸人，亦不少以属意”。[21] 说明西夏人处世的真诚及与人相处肝胆相照的原则。正因为西夏人以诚待人，如果一旦被欺骗，受人愚弄，心中的愤恨往往转化为激烈的复仇行动，不惜诉诸武力。《旧唐书·党项羌传》记载：党项人“尤重复仇，若仇人未和，必蓬头垢面，跣足蔬食，要斩仇人而后复常”。仇解后不再复仇，并起誓言：“若复报仇，谷麦不收，男女秃癞，六畜死，蛇入帐”。但仇家有丧，仇人以背负甲叶记之，则免受侵害。无力复仇者，集壮妇享以牛羊酒食，赴仇家纵火，焚其庐舍。[22] 这种原始的复仇心理，也正是党项民族淳朴直爽、崇尚武力，企图用武力解决一切矛盾纷争的民族心理的反映。

（三）全民皆兵。西夏党项族包括很多部族，其部族一家号一帐，小族数百帐，大者千余帐。每遇战争发生，各族都要依其众寡出丁助阵，“军民之势犹一家也”。 [23] 这就要求每个成年男子都熟悉战斗，实际上是一种全民皆兵的体制。党项之全民皆兵，与中原地区历代王朝的兵役制不同，不是一种国家政权的超经济强制，完全是一种强烈的民族尚武精神自觉形成的。[24] 党项民族地区物资贫乏，为了维持起码的生存，他们不得不通过掠夺财物以补充生活之不足，久而久之便培养了西夏整个民族的彪悍好斗的生活习俗，他们“人人能斗击，无复兵、民之别，有事则举国而来”。[25] 西夏推行的全民皆兵制规定：凡年六十以下，十五以上都有服兵役的义务。西夏的骑兵十分有名，据《辽史·西夏传》记载西夏骑兵：“衣重甲，乘善马，以铁骑为前锋，用钩索绞联，虽死马上不落”。这种把人“用钩索绞联”在马背上的西夏骑兵就是著名的“铁鹞子”，[26]“百里而走，千里而期，最能倏忽往来，若电集云飞”。步兵则称“步跋子”，士兵多来自山间部落，“上下山坡，出入溪涧，最能逾高超远，轻足善走”。[27] 战斗中互相配合，骑兵为前军，冲突敌阵，挽弓射箭，其矢如雨。步兵挾骑以进，使敌方无阻挡之力，故每战必胜。党项妇女的尚武精神也很突出。史书记载了唐代党项妇女拓跋三娘带令奴婢劫盐之事。西夏军队中有名唤“麻魁”的女兵，经常参加战斗。西夏毅宗母没藏太后与崇守母梁太后既是指挥数万大军的女统帅，又是披坚执锐、征战沙场的女将。

（四）宁折不弯。西夏人具有宁死不屈的性格。从唐、五代到北宋，中原王朝统治者对党项族进行残酷的欺压。视党项人为“贼”为“虏”。为了民族的生存，他们必须顽强战斗，宁折不弯。这种习俗，连怀有民族偏见的北宋朝臣们也不得不佩服。李焘在其所著《续资治通鉴长编》中描写西夏战士进攻宋永乐城时，“哩鼎领兵至，驱率蕃丁蚁附而进，死者列布城下，皆不掩尸，昼夜急攻”，终于攻下了永乐城。[28] 北宋鄜延边帅范雍在诗作《押八庚》中描写宋朝官吏用酷刑审讯西夏俘虏时有：“拘俘询虏事，肉尽一无声”之句。其宁折不弯，视死如归的精神跃然纸上。西夏有谚语说“心怯也别趴下，箭尽也别投降”；“肠淌缠裹腰际，腹穿用草塞填”。[29] 形象地表现了西夏人临危不惧的性格。

以上几个方面，都突出地表现了西夏人剽悍粗犷、自由驰骋、尚武善战的民族个性及顽强不屈、勇往直前的精神风貌。

三、后期尚武精神的弱化及成因

西夏人的尚武精神在立国过程中及建国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都表现得比较突出，但到后期已严重削弱，突出表现在蒙夏之战中。蒙古侵夏之战先后发生过六次，前后持续了近22年，最终以西夏的失败而结束。个中原因固然很多，但西夏整体民族尚武精神的削弱不失为导致其灭国的重要原因之一。与西夏政权前期的武力立国、全民尚武相比，后期之整体军事战斗力明显下降，其素所崇尚的武力精神，与新兴的强大的蒙古军队相比，也显然处于下风。故而在二十多年的蒙夏之战中，西夏只能处于消极防御、被动挨打的局面。甚至还有一些西夏将领贪生怕死，面对蒙古人的进攻，有不少西夏将领向蒙古屈膝投降，如1210年成吉思汗第三次侵入西夏，在进攻兀剌海（一作兀剌孩、兀剌海、委剌哈、兀良海牙等，今内蒙古乌拉特中后旗西境）时，守城将领谢睦欢“与其帅迎降”。[30] 1225年，蒙古军攻肃州（今甘肃酒泉市）时，西夏守城将领举立沙率众向蒙古军队献城投降，并为蒙古军效力，进攻西夏，最后战死。[31] 凉州府（今甘肃武威市）在西夏境内地位重要，仅次于中兴府（今宁夏银川市）。然而在蒙古军进攻时，守城将领朵儿赤却“率父老以城降太祖（成吉思汗）”。[32] 1227年，蒙古军围困中兴府，夏主李睍力竭出降，被蒙古人所杀，宣告了西夏王国的灭亡。这种屈膝投降的情况在早期西夏历史上是罕见的。

纵观西夏王朝的历史，可以看出，西夏的尚武精神在立国前后表现得最为突出，后来逐步退化，而且越来越严重。究其实，似可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西夏自天授礼法延祚元年（1038年）元昊称帝建国起，至宝义二年（1227年）被蒙古所灭，首尾共190年。在建国之前的早期首领及建国初期的统治者大多奉行尚武重法的方针，为西夏封建国家的确立与巩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1世纪末至13世纪初期，西夏王朝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到了一定阶段以后，早期的草原游牧文化再也不能适应西夏社会的封建化进程，于是西夏统治者一改元昊时期“尚武重法”的立国方针，推行“尚文重法，以儒治国”的政策措施，施行“外蕃内汉”的文化模式。

西夏对儒家思想文化的吸收是由来已久的。“拓拔自得灵、夏以西，其间所生豪英，皆为其用。得中国土地，役中国人力，称中国位号，仿中国官属，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服，行中国法令”。[33] 在西夏立国之初，元昊公开申明实行“制小蕃文字，改大汉衣冠”[34] 等措施，表面上是区别于汉族传统的礼仪制度，提倡党项民族的尚武精神，事实上西夏文字之创制，衣冠之改变，都是以儒家思想文化为依傍的，虽然外在形式上与儒家文化传统有很大区别，但究其内在精神，却是息息相通的。博大精深的儒家思想文化，熏陶了西夏党项世代皇家宗室，党项上层贵族爱好汉族文明，崇儒尚文，夏乾宗乾顺还于夏贞观元年（1101年）在“蕃学”之外，又特设“国学”（汉学），专门讲授汉文儒家经典，把儒学教育提到了相当高的地位。

西夏通过振兴儒学，为其自身培养了大批有用之才，促进了西夏的封建化进程，同时对于党项与其他民族的文化交流与融合也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崇儒尚文却导致了党项族固有的崇力尚武精神的削弱，使西夏进入了由盛而衰的时期。“尚武重法”立国方针的转变，导致西夏“兵政日弛”， [35] 使原本尚武强悍的党项民族，变得愈来愈文弱，军队素质也因此而下降，力量日益削弱，到末主李睍时，终亡于蒙古铁骑。“以儒治国”可以说是西夏尚武精神被削弱的首要原因。

其次，佛教“尚和”思想对西夏的影响也是既深且巨的，极大地削弱了西夏人旧有的尚武精神。

党项人最初的宗教信仰属于自然崇拜，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过渡到鬼神崇拜，并且崇尚巫术，“不耻奔遁，败三日，辄复至其处，捉人马射之，号曰‘杀鬼招魂’”。[36] 巫术的驱鬼和占卜职能经常被西夏人在战争中施用，作为落后的原始观念和朴素的旧俗，它与党项民族尚武风俗下的复仇心理是分不开的。

西夏建国后，原来的“天”、“鬼神”和巫术思想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印度佛教随之成为统治阶级加强对百姓思想控制的工具。元昊等统治者开始大力推崇佛教，不仅广建寺塔，重建石窟，而且展开了一系列的佛事活动，大大促进了佛教在西夏境内的传播和影响，佛教思想在西夏社会的思想意识中逐渐占据了重要地位。元昊曾规定每年的四孟朔，即各季第一个月的初一为“圣节”，下令官民礼佛，用行政命令的手段使全民皈依佛教。[37] 佛教反对武力征伐，提倡宽容、平等、慈悲，这对西夏的传统文化及原始尚武习俗势必会产生巨大的冲击力。儒家的“尚文”与佛教的“尚和”思想在西夏社会中蔓延，导致西夏党项民族传统的崇尚武力、血亲复仇的旧俗渐渐被民众所淡化。

第三，游牧文明向农耕文明的转变也对西夏社会由“尚武”向“尚文”的转变提供了适宜的环境。

党项原为“不知稼穑，土无五谷”[38] 的游牧民族，后来逐渐学会了农耕生产。党项拓跋部在李继迁时“侵河外膏腴之地而垦辟之”。[39] 农业生产得到迅速发展。在党项人占领了河西走廊的凉、甘、肃、瓜、沙等农业区以后，在农业生产技术上有了更大的提高。从而使宋代的党项族中形成了愈来愈多的“熟户”，汉史称此时期党项人已经是“岁时以耕稼为事，略与汉同”了。[40] 西夏建国后，统治者更加重视农业生产，在国家机构中专门设有管理农业生产的“农田司”，加强农田水利设施的建设，鼓励民众开垦荒地，扩大耕地面积，提高粮食的国家贮备量。[41] 作为党项羌族传统生产部门的畜牧业虽然在国民经济中仍占有重要的地位，但随着西夏王朝不断的封建化和汉化过程，农耕文明渐渐居于主导地位，促进了西夏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快速发展。

随着西夏农业文明的发展，中原地区从农业文明萌发出来的国民精神也逐渐开始渗入西夏文化意识之中，对西夏广大民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农业民族的中国先民所追求的是在自己的故土从事周而复始的自产自销的农业经济所必须的安宁和稳定，以“耕读传说”自豪，以穷兵黩武为戒，所谓“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42] 农业社会中古圣先贤和庶民百姓所向往的共同理想也对西夏民众的尚武习俗有一定的削弱作用。所以西夏御史大夫党项人谋宁克任上书指出“吾朝立国西陲，射猎为务”，[43] 强调在西夏国家中应当保持和提倡党项族射猎传统习俗的尚武民族精神。

同时还应该看到，统治阶级追逐安逸奢华生活，也是致使西夏尚武意识日益减弱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党项远祖拓拔思恭到李继迁、李元昊、李谅祚，西夏早期的统治者都是战场上的勇将，无不披坚执锐，驰骋疆场。然而到了西夏后期，统治集团逐渐堕落，上层阶级日益沉湎于腐朽的奢华生活，“国多世禄之家，悉以奢侈相高”，[44] 以致夏仁宗不得不下令“大禁奢侈”。[45] 乾定元年（1223年）御史中丞梁德懿上书警告曰：“国家用兵十余年，田野荒芜，民生涂炭，虽妇人女子咸知国势濒危，而在廷诸臣，清歌夜宴，舌结口钳。”[46] 事过二年，殿中御史张公辅也针对西夏国势，建议“收溃散以固人心”“明军政以习战守”和“崇节俭以裕军储”等七项建议。[47] 但是这些忠告和建议，都没能引起日益腐朽的西夏统治者的重视，不为其采纳，奢靡之风日甚。上行下效，安逸思想在西夏军民中流行，最终导致了亡国亡种的结局。

总而言之，西夏是个崇尚武力的民族。尚武是西夏政权得以立国的根基。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原本“逐水草而居”的西夏部族，有很多转为农业居民，统治阶级开始追求享乐，加上后来儒学与佛教思想的输入，文治思想与和平观念逐步深入民心，这些因素的交互作用，导致西夏后期尚武精神逐渐退化，战斗力越来越衰弱。蒙夏战争二十余年，尽管涌现出了大批可歌可泣、宁死不屈的将士，但同前期彪悍果敢的党项尚武习俗比较起来，西夏国家整体民族的战斗力、凝聚力都有较大程度的下降，更有贪生怕死之辈背弃尚武传统，卖主求荣，投降蒙古人并转而进攻自己的故土。这些导致西夏王朝在新兴的强大的蒙古势力面前势寡力蹙，只能消极防御，步步溃败，最终走向覆亡之路。

——原刊《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第66～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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