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州回鹘是9世纪晚期至1028年间由河西地区的回鹘人以甘州为中心建立的民族政权。这一时期，正是我国历史上大动荡、大分裂的时期。先是五代十国的对峙，继之又是辽、宋、西夏的争锋。中原如此，西北地区亦是如此，各藩镇、各民族，乃至各州县都自有政权，俨然独立王国，互不统属。甘州回鹘人于9世纪40年代迁入河西走廊时，先归吐蕃所属，转而又受到归义军政权的统治。9世纪晚期，甘州回鹘的势力得到迅速发展，终于摆脱了归义军政权的统治，以独立的姿态登上了历史舞台。
甘州回鹘地峡人少，国力不足，但所处的位置却正在丝绸之路的咽喉要地，四面为各大强势所绕，故自其成立的那天起，就一直面临着生存危机，西面的沙州归义军—金山国政权及来自东北方的西夏为吞并河西走廊，进而控制中西交通要道——丝绸之路，一直对甘州回鹘虎视眈眈。故对身处缝中求生存的甘州回鹘来说，如何处理好与周边民族、周边政权的关系，一直是其基本国策的主导宗旨。
一、甘州回鹘与中原王朝的关系
在甘州回鹘政权存在的一个多世纪间，与中原王朝保持着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除派遣使者朝贡，并接受其册封和回赠外，同时还以“朝贡”的名义和方式进行贸易活动。史载：“当五代之际，有居甘州、西州者尝见中国，而甘州回鹘数至，犹呼中国为舅，中国答以诏书，亦呼为甥。”
回鹘西迁河西后，由于力量大衰，故而与唐王朝的联系要比漠北时代少得多。天复二年（902）唐昭宗被劫往凤翔，“灵州节度使韩逊，表回鹘请率兵赴难。” 但未得到允许。天祐二年（907），唐朝被后梁（907～923）所取代。其后不久，回鹘便与之建立了联系。史书中关于中原王朝与甘州回鹘贡使关系的记载极详，同时敦煌文书中亦有相关的记述。如P．3913（39）《表本》：
……自后，回鹘与唐朝代为亲眷，贡输不绝，恩命交驰。一从多事以来，道途榛梗。去光化年初，先帝远颁册礼，及恩赐无限信币，兼许续降公主，不替懿亲。……用(永)结千秋之愿，将连万代之荣。种种血诚，辄具披写，污渎天听。伏切渐惶。
甘州回鹘新立国不久，便与沙州张承奉的西汉金山国发生了旷日持久的战争，并于乾化元年（911）七月包围了沙州城，迫使对方与之结为父子之国。 何以会发生如此大的骤变呢？我认为应与甘州回鹘曾得到后梁政权的支持不无关系。
后梁是唐将朱温于907年取代唐朝而建立的，张氏归义军政权及后来的金山国采取了不予承认的态度，故一直拒绝使用“天祐”年号而维持旧年号。从史书的记载看，亦罕见张氏归义军、金山国与后梁有多少往来。故而可以推想，沙州与后梁的关系当属一般甚或敌对。这恰与甘州回鹘与后梁政权的关系形成鲜明对比。
开平三年（909）正是甘州回鹘与金山国交战之前夕，此时甘州回鹘向后梁朝贡，在一定意义上当带有寻求盟友和支持者的意图。而甘州回鹘政权对后梁来说，亦同样是不可小觑的力量，这一共同需求，为双方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乾化元年（911）十二月，甘州回鹘可汗曾致书后梁。其时恰在甘州回鹘打败西汉金山国签定城下之盟后不久。此时回鹘前来朝贡，当有向后梁汇报战果、答谢并巩固联盟等目的。再联系开平年朝贡事，可以认为，甘州回鹘之所以打败西汉金山国，盖与后梁的支持不无关系。
923年，后唐立国，国祚虽短（923～934），但与甘州回鹘的交往却极为频繁。后唐立国之初，甘州回鹘首领权知可汗便遣使朝贡。之后见于史载的甘州回鹘入贡及后唐王朝回赐几乎年年不绝，体现了二者密切的政治联系。甘州回鹘与中原王朝保持良好的关系，无疑在经济上可以获得最佳利益，如长兴三年（932）七月，回鹘向后唐出售劣马，“飞龙使奏，回纥所卖马瘦弱，不堪估价。帝曰：远夷交市，不可轻阻，可以中等估之。”
在与后唐王朝贡使不断的同时，甘州回鹘阻杀沙州朝贡使的情况却尤为严重，多份敦煌文书中均有反映，如P．3016v《厶乙上沙州曹议金书状》、P．3718（12）《梁幸德邈真赞》（作于清泰二年，935年）、P．3151《沙州书状稿》等。可见，借中原王朝作后盾，有利于其在河西地区复杂的政治军事斗争中立足于不败之地，并以扼控交通要路而增加自身在诸政权中的砝码。
后晋（936～947）、后汉（948～950）及后周（951～960），绳继后唐传统，亦与甘州回鹘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后晋自天福三年（938）三月至开运三年（946）二月，11年内，甘州回鹘朝贡七次，可谓频繁。
综括《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册府元龟》、《五代会要》、《太平寰宇记》等文献的记载，可以看出，在五代存在的50余年时间中，甘州回鹘曾朝贡达30余次。考虑到史书的记载会有遗漏，再加上其他形式的小规模交易，可以推想，差不多每年都应有来自甘州回鹘的使者及其它人员逗留中原地区。这种频繁密切的朝贡关系，除了是继承唐代回鹘与唐王朝甥舅关系的余绪外，更主要的是使得甘州回鹘获得了更多的经济利益和政治支持，有利于维持其在河西地区诸政权中的强势地位。
960年北宋王朝建立。甘州回鹘同北宋的关系在五代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北宋建立的第二年（961），甘州回鹘即遣使朝宋，直至11世纪初贡道为西夏阻断时止，甘州回鹘可汗几乎每年都向宋朝派遣使臣。诚如史书所言：
〔甘州〕回鹘可汗景琼建隆二年（961）十二月壬辰遣使贡物，自是甘州回鹘贡良马、美玉、珊瑚、琥珀之类不绝。
我们将文献中所载通贡的情况按频次分析，以大中祥符三年（1010）为分水岭，这之前50年内入贡11次，平均每四年半一次；而自大中祥符三年迄天圣六年（1028）的29年间，入贡次数达17次之多，平均每三年就有两次还多，甚至有一年之内入贡三次的。
这一现象恰与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相合，从咸平四年（辽圣宗统合十九年，1001）至大中祥符三年（辽圣宗统合二十八年，1010）间，甘州回鹘由于应付辽朝的用兵和西夏的进攻，对宋的入贡受到一定影响。大中祥符三年，辽军攻陷肃州，甘州回鹘政权的力量受到严重打击。这时来自西夏方面的威胁也开始不断加剧，其东部六谷部占据的凉州亦两度落入西夏人手中，故而从当年十一月至次年十一月一年时间内，连续入贡四次。而之后迫于西夏的威胁又与宋保持着相当接触，尽管期间由于西夏的阻挠，不得不改易进入中原的道路。
但如此密集的通贡关系并未能挽救甘州回鹘政权的颓势。这一方面是甘州回鹘力量的衰弱已无法与西夏强劲的势头相抗衡，另一方面也与北宋前期对西北地区总体战略地位的估计不足及对党项李氏的潜在威胁认识不够不无关系。因此无法获得宋廷的实际支持，无疑也是甘州回鹘难以为继的一个因素。
甘州回鹘在与五代及北宋诸政权保持密切关系的同时，亦不得不与迤远的契丹—辽朝周旋。由于甘州回鹘长期与五代诸政权保持着密切的政治联系，甚至有联合起来共同对敌的可能，这对与五代对峙的辽朝来说，无疑是一种不利因素。故辽朝不愿看到甘州回鹘在河西的发展壮大。因此，当辽太祖征西路过河西时，便发动了对甘州回鹘的突然袭击。俘获甘州回鹘的都督毕离遏，给甘州回鹘以强大威慑。此举果然奏效，第二年夏四月，“回鹘毋母主可汗遣使贡谢。”
据统计，辽对甘州回鹘曾经五次征伐。由此来看，辽朝一直是把甘州回鹘作为自己的敌人来对待的。但同时，辽朝似乎也无意于集中优势兵力彻底消灭甘州回鹘，其目的似乎仅在于遏止甘州回鹘势力的膨胀。因为，甘州回鹘的存在，可以对西夏的后方构成牵制，对辽朝来说利大于弊。
从上文罗列的史实看，甘州回鹘与中原王朝的贡使关系大致可概括为三种情况：
首先为政治性的。一方面，甘州回鹘新建牙于甘州，作为一个远道而来的入足者，要在别人的地盘上硬占去一片领地，并要获得周边政权的认可，特别是以汉人为主的沙州政权的认可，首先要得到中原王朝的承认和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