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 树 辉（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稿源：杨富学
学者们对于突厥语民族古文字的关注，开始于19世纪上半叶。早在1822年，法国著名东方学家雷缪札（A.Rémusat）就曾预言："如能解读这些碑文，这将对解决（该地区的）重要历史文化问题起巨大作用" 。正为此，许多学者都在致力于民族古文字的破解、识读工作。1893年12月15日，丹麦著名语言学家汤姆森（V.Thomsen）在丹麦皇家科学院会议上，报告了他胜利解读古代突厥如尼文的成果 。此后，许多国家的学者都投身于民族古文字的搜集、整理、转写、翻译和研究工作，刊布了大量的民族古文献研究成果，并很快为相关学科所利用，为"丝绸之路"研究，诸突厥语民族古代政治、经济、文化史研究以及东西文化交流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促进了相关学科的发展。可以说，没有哪一门学科能象突厥学这样多地受益于古代碑铭和出土文献。然而，回顾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大陆地区的研究状况，尚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归纳起来，约略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有关碑铭及写本文献的转写、译释和研究尚有待加强。巴尔托里德早在1926年就曾指出："碑铭除了其语言学意义外，对历史学家的意义也并不小，如八世纪突厥的自述，在许多方面充实了汉文史料的记载。然而，必须记住，从丹麦语言学家汤姆森发现解读碑文的钥匙起，虽已过去了三十多年，研究工作还远未结束，许多地方的解释仍有争论。如果离开语言知识，以现有的译文为基础把碑文当作历史文献来利用，这种尝试可能得出并已经常常得出截然错误的历史结论 。"其实，直到今天，有关碑铭及写本文献的译释和研究仍没有结束，许多利用这些文献所得出的历史结论还有待进一步斟酌、推敲。此外，由于有关文献的原件大多收藏在国外，我国学者对文献的转写、译释和研究工作多是在国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首次刊布、研究的文献亦为数不多。
二、我国大陆地区的学者中治"语"者多不通"史"、治"史"者多不通"语"的现状亟待改变。从事中国北方史、中亚史及突厥、回鹘史研究的学者，就知识结构和素质而言，除要具备相关的史学知识和文献学知识外，还必须具备扎实的古代突厥语和古代汉语知识，熟悉相关语言文字的史料，了解国外的学术动态。国外从事突厥、回鹘史研究的学者，大多都是"语"、"史"兼通。我国大陆地区从事突厥、回鹘史研究的学者中却鲜有兼通突厥语的，而从事突厥语言研究的学者又多不通史。维吾尔、哈萨克等突厥语民族的学者，也少有兼通古代突厥语和古代汉语的。
至今，冯承钧、岑仲勉、马长寿、韩儒林、冯家昇等学者的论著仍是治突厥、回鹘史的学者案头必备的书籍。这固然与其论著的学术价值和所具有的生命力密切相关，但也表明近几十年来的学术研究没有太大的进展。细究起来，造成研究队伍这种现状的原因，当与高校实行学籍制管理、学科分类过细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也与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独霸讲坛、语言学界重语言形式轻语言内容的学风不无关系。鲜有人研究语言的人文特点，更不用说从文化发展史的角度研究语言了。除搜寻例词、例句外，史料和史学成果对语言学界几乎无用。史学界也很少关心语言学的研究成果。正为此，民族史学界和民族语言学界虽"鸡犬之声相闻"，却几乎是"老死不相往来"。
语言学家对古代文献的研究，基本上停留在文献的转写、翻译层面，很少涉及文献的内容。至于对文献的断代，大多是根据其语言文字特点框定出几个世纪的大致时限，很难为史学研究所利用。况且，在突厥语史料的翻译和断代方面，也难免会出现讹误。治史的学者由于大多都难以直接利用原文献。即使原文献的转写、翻译和断代有误，也无从得知。这样，根据这些译文和断代所进行的研究和所得出的结论，也必然会大打折扣。
三、对民族古文字碑铭、写本文献的断代及相关史事研究是最为薄弱的学术领域。众所周知，对民族古文字碑铭、写本文献的断代，是最为艰苦的工作。由于这些文献大多采用的是12年为一个周期的"十二兽历纪年法"，甚至缺失纪年，迄今为止，学者们对这些文献的断代，大多只能是根据其语言文字特点框定出几个世纪的大致时限。而对于时间跨度如此宽泛的文献，又很难为史学研究所利用。
就语音、语法来看，不同历史时期虽有变化，但这种变化却是极其缓慢的。不同地区和不同部落语言的发展、演变亦存在着不平衡性。况且，伴随着部落的迁徙、人员的流动和文化的交流，还存在着融合现象。即使可作为断代依据，也必将很宽泛。词汇(包括文字)系统虽较灵活，往往能藉此直接确定文献的上限(如在敦煌、吐鲁番出土汉语文献的断代问题上，武周新字、帝王避讳字等所起的作用)，但用在突厥语文献上却难尽如人意。姑且不论其中没有诸如避讳字或类似于武周新字等明显的标志，就是波斯语、蒙古语等外来语词，最多也只能作为参考--由于处于"丝绸之路"上，因文化交流而导致语词互借亦属正常。更何况操印欧语系东伊朗语支语言的人分布极广，蒙古语部落在历史上亦曾为突厥汗国和回鹘汗国的属部。单就古代突厥语诸方言的特点与分布情况而言，学术界至今仍不甚清楚。可见，断代方法问题，是目前民族古文献研究中亟需解决的瓶颈问题。
四、对古代北方游牧族群不宜使用"民族"或"族"的概念。学术界在研讨古代北方游牧族群的历史时，经常未加斟酌地使用"民族"或"族"的概念。如"匈奴族"、"丁零族"、"铁勒族"、"高车族"、"鲜卑族"、"突厥族"、"回鹘族"等。然而，在研讨具体史事时，却可发现这些"民族"间存在着极其复杂的关系。举例来说，匈奴强盛时，诸部皆以"匈奴"或"匈奴别种"相称；突厥汗国时期，诸部又以"突厥"为其共名；回鹘汗国时期，诸部则又统称为回鹘。虽则如此，仍有许多部落叛附无常，分合不定。正因为这一概念的滥用，而导致许多问题都难以解释。譬如："突厥族"于6世纪中叶崛起之后，原"控弦之士三十余万" ，雄霸整个北方草原的"匈奴族"何以渐销声匿迹？"回鹘族"勃兴之后，原"威服塞外诸国"，"其地东自辽海以西，西至西海万里，南至沙漠以北，北至北海五六千里" 的"突厥族"何以也逐渐不见了踪影？就语言而论，姑且不说其内部还包含有印欧语部落和蒙古语部落，单就突厥语部落的方言而言，便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普遍存在于语音、词汇、语法和修辞等诸层面；就文化而言，诸部落的习俗和文化心理也多有不同。可见，匈奴、突厥和回鹘实质上只是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性集团（汗国或部落联合体）名称。
持以上观点的学者往往以"古代民族"的概念定义之，以示与"近代民族"或"现代民族"相区别。但"古代民族"（包括"近代民族"）的概念至今也不曾有一个准确的定义。况且，在论及有关"古代民族"与"现代民族"的关系时，也存在着颇多的问题。正为此，亦为某些居心叵测的"泛突厥主义"分子提供了口实。几年前，我就曾主张对所谓的"族"分别使用"氏族"、"部落"、"部族"等血缘性的概念和"部落集团"、"部落联合体"、"部落联盟"等政治性的概念，而对其政权则采用学术界通用的"汗国"、"王国"（如"高昌回鹘王国"）、"王朝"（如"喀喇汗王朝"）或"汗朝"等称名。然而，直到今天，仍有许多学者在使用"匈奴族"、"回鹘族"等概念。
基于以上认识，我觉得，在民族古文字研究领域，除了要继续加强对民族古文献的搜集、整理、转写、翻译和研究工作外，尤其要加强对民族古文献断代方法和史学理论的研究。同时，要培养一批兼通"语"、"史"的青年学者。唯有如此，才可以改变我国学术界长期以来落后于国际学术界的现状。
原刊郑炳林、樊锦诗、杨富学主编《丝绸之路民族古文字与文化学术讨论会文集》，三秦出版社，200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