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的时候，我为拍摄一部有关伊朗的公开放映的电影，从伊斯坦布尔的阿塔托克机场飞往德黑兰的霍梅尼机场。身为一个美国人，我从开始一刻起就大开眼界。当飞行员报告说，“本架飞机飞往德黑兰”时，没有人感到丝毫惊慌。
宽体客机坐满了富裕的伊朗人。虽然他们长相和我不同，他们的穿着行为和我并没有什么两样。像我在旅行中经常会发生的那样，我深感现在世界上的人们是多么相像。我希望这个世界的大决策者们不要逃避这种机会，来和像这样的人们分享一下同一个经济舱。
30年前，我曾经同样做过从伊斯坦布尔到德黑兰旅行。那时候国王的统治已经岌岌可危，我搭乘巴士，在路上共花了三天时间。在1978年的伊朗城市漫游，我记得街道上有小股骚乱的人群，集市的摊档上还可以看到挂着国王的肖像。我也记得当时我被德黑兰巨大的贫富差距所震动，那时我只有23岁，面对着呆在家里的朋友们不会关注到的现实。我相信那是我有生以来首次被如此的经济不公所激怒。
我这次的伊斯坦布尔—德黑兰旅行就快得多了，只用了三个小时而不再是三天。每个在当时以“国王”命名的广场和街道现在都改名为“霍梅尼”。在七十年代，所有面额的纸币上都有一张面孔，现在还是一样，不过面孔却不同了。在霍梅尼国际机场，国王的踪迹仅存在一部分游客的心中。（许多飞到伊朗的游客可能是国王的支持者，他们于1978年从伊朗逃往西方，现在回来探访亲友。）
在内心我提醒自己记住，我在美国遇到和与之谈话的流亡者想必都会有吸引人的内心世界。但是他们是一群有共性的人，他们都有离开祖国的理由和财富。
飞行员开始在德黑兰降低高度，富有而美貌的波斯女人戴上了她们的头巾。当头发突然被头巾遮盖起来，我意识到长头发是多么醒目和吸引男人。望着舷窗外德黑兰的灯光使我想起了在夜间飞往墨西哥城。大德黑兰的幅员辽阔，人口比整个希腊还多。
德黑兰这个年轻而喧闹的都市，是伊朗现代化的心脏。在这个烟雾弥漫，海拔高达一英里的城市里人口众多，在大都市区域的人口有一千四百万，公寓楼的街区一直延伸到周边的山区。
现时的德黑兰给我的印象是强有力的——嬉闹打趣的革命卫队、四车道公路的交叉口没有红绿灯、墙上有“打到美国”的壁画，还有畅怀、温暖而欢迎的笑容。伊朗是一个欲拒还迎的迷人地方。
我跨进漂亮酒店15楼的阳台去听一听大城市发出的喧闹声，欣赏城市在日暮时分的景色。在德黑兰北部的高雅公寓大楼之上，白雪已经覆盖了群山。
朝下俯瞰，我看到酒店大门口忙忙碌碌，有一个伊斯兰公会的会议正在这里召开，圆形车道旁的旗杆上悬挂着30个国家的国旗。悬挂大量旗帜在伊朗似乎很普遍，也许因为这样可以有机会很方便地把星条旗排除在外。（除了在充满敌意的政治壁画中，我还真没有在这里见到过美国国旗。）
一辆装有爱克斯光安检仪的面包车长期停放在入口处，所有进入酒店的客人必须把携带的包袋放到车上通过检查。这倒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我们认为伊朗是一个必须防范的国家，但它却像我们一样在为安全问题头疼。
回到房间里，我倒了一高脚玻璃杯的石榴汁，咂着嘴唇，嚼着盛放在一个雅致编织盘里的柠檬阿月浑子果实，我是品尝阿月浑子的行家。我调着电视机的频道，有CNN、BBC，还有许多专门为祷告制作的节目。一个频道里播放着一条迷人的河流，河水冲刷着阳光下的岩石；另外一个频道是日落时分的麦加，实时播放着“卡巴”（朝圣的大黑屋子）的镜头。
躺在床上的时候，我注意到天花板上有一个箭头——那是指向麦加。我几乎没有走出酒店就已经意识到访问一个神权统治的国家一定会是一种难忘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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