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阿布都沙拉木·旭库尔·诺亚

  古代突厥——回鹘碑铭文献(1)是突厥诸民族的共同文化遗产，由于这些碑铭主要发现于今蒙古鄂尔浑河和叶尼塞河流域，因而被称作鄂尔浑-叶尼塞碑铭文献。这些文献使用的文字在外形上同古代北欧的如尼文非常相似，所以学术界有把这些文献称作为古代突厥如尼文文献。古代突厥——回鹘文献不仅是研究我国北方古代诸突厥民族的历史、文化、语言、宗教、民俗等方面的宝贵材料，而且是研究古代突厥尤其是我国维吾尔族古典语言文学的可贵材料。 

  古代突厥——回鹘汗国时期的主要碑铭如下；雀林碑、暾欲谷碑、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翁金碑、阙利啜碑是属于古代突厥汗国时期的碑铭文献，而磨延啜碑、塔利亚特碑、九姓回鹘可汗碑、苏吉碑、塞富莱碑、特慈碑侧属于回鹘汗国时期的碑铭文献。

  古代突厥——回鹘碑铭文献是古代突厥和回鹘人用古代突厥语、古代突厥文（2）刻成的文献，其语言、文字研究非常重要。这些文献被发现一个多世纪以来为语言学、文字学研究提供了第一手宝贵的材料，尤其是给突厥学的形成和繁荣带来了一个生机勃勃的机遇。但是世界突厥学在古代突厥——回鹘碑铭文献研究领域里仅关注于文献研究（包括语言、文字）、历史、宗教、文化等研究，却忽略了文学方面的研究。虽然在学术界一直认为，这些文献具有重大的文学价值存在，但是对它进行科学的、系统的文学研究目前还没有出现。笔者认为这不仅是古代突厥——回鹘文献研究领域的一个残缺，也是世界突厥学研究的最大遗憾。

  文学和语言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艺术体系。也可以说所有艺术门类当中关系最密切的孪生兄弟。“对我们来说，语言不只是思想交流的系统而已。它是一件看不见的外衣，披挂在我们的精神上，预先决定了精神上的一切符号表达的形式。当这种表达非常有意思的时候，我们就管它叫文学。”、 “文学把语言当作媒介”(3)。很显然，像其他学者肯定的那样，古代突厥——回鹘碑铭文献不仅是一个简单表达思想的符号体系，而是当时来说已经达到某种“非常有意思的”文学作品。中国著名学者岑仲勉先生提到墩欲谷碑时，评价此碑说“既就文章论，亦东亚古代有数之作也”（4）。这样的肯定评价也适应于其它古代突厥——回鹘碑铭文献。那么，我们怎样了解这些碑铭文献的文学性或者是文学价值呢？

  古代突厥——回鹘文献的作者们根据自己的社会和政治观念，以非常简练，形象的语言记录了当时的局势。按照每一篇文本的叙述特点可见，当时已存在着一种走上成熟化的记载历史的传统。这种历史叙述已不是简单化、模式化的记载，而是使用文学语言和表达艺术，摄取和继承于英雄史诗和历史传记的一种艺术记载。以下我们探讨古代突厥——回鹘文献的叙事方法，以证明其文学性。

  如果说文学自古以来有一定的规范，那么古代突厥——回鹘文学继承的是哪一种文学传统呢？我们知道任何一个民族的原始书面文学都是在本民族民间文学的基础上形成的。这些碑铭的作者们——就是古代突厥——回鹘文学从民间文学转向书面文学过程的推动者。至少在原始自传体散文或者是原始历史传记方面，他们开拓了古代突厥——回鹘文学的原创性创作。他们所使用的叙事技巧是他们在民间叙述话语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而不是模仿其他外族文学的。他们的叙事视点是比较纯粹并接近于民间文学的叙事视角，人民口头的话语范畴。

  古代突厥——回鹘碑铭文献是以第一人称回忆录形式叙述，主角往往是属于突厥高层社会的大臣和可汗的亲属。这些文献的叙述技巧和语言风格一样，叙述者沉浸在人物的特殊情境中叙述。这种叙述不同于完全性的回忆录形式，因为叙述者叙述的是最具真实感的个人亲身经历。文献语言不仅适合当时草原人民欣赏（极少数人识别文字，所以更适合说听故事）的习惯，还有适合表现英雄人物的习惯。

  古代突厥——回鹘时期文学作品是叙述者的独创，他在一篇文本中不时出现，有时为读者指点迷津，有时和读者共同探讨当时大局。从公元7-9世纪文学实际来看，这种性格化了的叙述却自有其特殊意义。第一、叙述者的不断出现建立起一种作者权威。从政治领域来说他是一个强大的草原汗国的大臣，从文化领域来说他是刻在石头上的这些永恒文字的独创者。因为作者自己有权制定规则，发号施令。第二、从开篇到末篇叙述者和读者的关系保持了一种上层阶级和平民百姓的关系。这是因为碑铭作者写这些碑铭文献时，他的清楚的知道：写这些碑铭不仅是反映英雄人物或者风云局势，而且是他所写的这些文字一定要具有一定的教化作用。文献中这两种创作方法通用。这种表现及教化（真实的塑造人物和教化）的叙述方式在世界文学历史中一直延续着。这种方式也是古代突厥——回鹘民间文学中的主要叙述方式。在《占卜书》、《乌古斯传》等各种形式的文学作品中也可以找到这种叙述特点。比如，我们在《乌古斯传》的第一人称叙述当中不仅了解乌古斯的功成名遂，而且文本处处也能听到乌古斯的感召，这就是作品叙述者为以乌古斯的名义得到更深刻教化功能而使用的一种叙述技巧。第三、叙述者和读者之间的交流是一种通过叙述者的评论来间接与人物交流，但是读者始终不能参与和叙述者一起探讨关于某人某事的评价，分析某种行为的动机原因。其原因正是与叙述者的社会地位和当时的文化观念有关。这是一种权威性的叙述和表现。

  古代突厥——回鹘文献基本上是以第一人称叙述模式来叙述的回忆性作品。因为敦欲谷和药利特勤等碑铭作者亲历了这些事件，所以他们没有采用其他人的讲述视角或者主人公的直接叙述方式讲述了古代突厥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的事。严格的说，他们只是当时的智者、大臣，并不是什么文学大家。但是，他们在碑铭的叙述当中，总结了符合当时民众接受能力和阅读趣味的这种第一人称叙述模式，这似乎表明了他们已经意识到叙述效果的影响。

  我们在读碑铭文献的时候还注意这样一种叙述方式；第一人称叙述的同时再加主人公的叙述。在《阙特勤碑》（公元732年）是药利特药利特勤所写的一个碑铭，其基本叙述角度是以第一人称药利特勤的名义展开叙述的，但是文献的开头以可汗的陈述而开始。比如：“我，像天一样的，从天所生的突厥吡伽可汗，这时坐上了汗位．．．．．．．由于上天的保佑，由于我本人有福，我做了可汗。”如果我们把药利特勤当成为碑铭的作者，而且他的叙述方式是第一人称叙述的话，那么阙特勤的这些话语是不是药利特勤的引语或者是第一人称叙述呢？众所周知，《阙特勤碑》是歌颂阙特勤的丰功业绩的碑铭，阙特勤是中心人物，从他的角度叙述也是第一人称叙述。虽然在这里这些碑铭具备了原小说的有些因素（小说形式首要的一条，小说叙事有始有终，或者说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有开始，有中部，有结尾。人物、情节等）也不能说这些话语是药利特勤使用的引语，因为，整个文本当中两个叙述者的叙述是并行不悖，而且加强了彼此的观点。总结这种叙述方式可以说是一种双重性的第一人称叙述。

  这不是一种叙事模式的简单的重叠，而是碑铭作者们的一种大胆的尝试，是突厥——回鹘书面文学形成之时（5），最初书面文学作家摄取于民间文学叙述、民间话语和对话方式的一种尝试。这种双重性的第一人称叙述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对以后的突厥——回鹘书面文学提供了有利的经验；第一，它从不同的视点出发，开阔了叙述者的视野，在最短的篇幅中表现了几种或者较广阔的事件。这种双重性叙述的对称，使作品得到了结构复杂、小中见大、环环相扣的叙事结构，并与纷繁无序的实际生活形成鲜明的对比，表达了作家独具匠心的艺术特点。第二，每一个叙述者保持了自己的实际角色。在这些文本中我们很容易发现部落联盟性质的草原汗国的可汗、大臣及可汗亲属的权威。如果不采用双重性叙述角度，那么碑铭文献的这些人物就展现在一种语气的陈述之中，会大大的消弱角色的威望。

 诸碑铭文献中叙述者所叙述的事件不是通过其他人所了解的故事，而是自身亲历的故事，同时采用了主人公的直接叙述（双重性叙述），这是一种古代社会英雄史诗采用的叙述方法。可见，古代突厥——回鹘文献问世之时，文学形式相对性的转向于散文化趋势的初期，并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古代韵文文学形式的叙述特点。

  我们知道一般传统的第一人称叙述几乎都是主人公讲自己的故事，但是在碑铭文献中我们既认识风云人物也看社会的风云变幻。而且后者的力量胜过前者。这是几乎成了碑铭文献的常规性内容原则。因为碑铭文献是汗国的大臣和可汗的亲属所写的。他们的身份首先是古代奴隶制社会的政治家，其次是最初的民族事业的记载者，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作者，他们最多成为把口头语言变成文字的实践者。作为部落联盟性质的草原汗国的政治家——以一种教化平民的形式保护部落联盟是他们的使命。碑铭文献只是达到这种政治目的一种（不是唯一的）途径。他们是试图用最形象、最简练、最易懂的文字语言来表达自己的世界观和政治观念，努力把碑铭文献树立成为当时最优秀的纪实文学（6）的典范。而且碑铭文献的这些作者是最诚恳的现实主义者。因为，“历史学家在叙述中总有错漏，最好应有历史人物自己来写回忆录，只要他能诚实的叙述事实，而不隐瞒任何信息。”（7）

 碑铭文献还有一个显著的叙述特点是同史诗的叙述结构一样，也可以分为前言、主要文本和后记三个组成部分。前言部分是以第一人称叙述形式介绍主人公和引导主要情节的基础性部分。在古代突厥——回鹘碑铭中的前言部分主要以两种模式出现：第一种模式比较规范、壮观。在文本中它具有了双重性的特点。第一种特点是介绍主人公和引导主要情节，其次是给读者传输了关于当时文化、宗教方面的信息。比如，“我，像天一样的，从天所生的突厥毗伽可汗，这时坐上了汗位。”（《阙特勤碑》南面第一行），“像天一样的，天作的突厥毗伽可汗，我的话。…”（似为毗伽可汗之子登利可汗的话，《毗伽可汗碑》东面第一行)，”“我天生的、建国的英明可汗….”(《磨延啜碑》，北面，第一行)，”“我天生的建国的英明可汗….”（《铁尔痕碑》，西面第一行）等碑铭文献中介绍本人或者是进行叙述的同时出现的“天”一个词引起我们的注意。也就是说这一个词表示古代突厥——回鹘汗国的文化、宗教的主要信息。突厥——回鹘人十分崇拜天神，认为天神腾格里是主宰一切的神。所以，古代突厥——回鹘碑铭的前言中出现的以上信息是我们考证当时宗教和文化的重要的一个方面。第二种前言模式是其余的碑铭中出现，即简单的介绍碑铭主人公的身份。比较上述的碑铭前言来说语言简单，没有那么壮观。

  主要文本是正式进入事件叙述的部分，在所有碑铭中按事件顺序讲述主人公主要业绩的同时，在读者面前展现古代社会的风俗、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地理环境等诸方面的信息。可以说、碑铭文献的主要文本部分是通过叙述一个中心人物的成长历史，他参加的斗争和他命运的描写。反映了古代社会的丰富多彩的生活，既是一幅有血有肉的风俗画，又是浓缩了一代风貌于一个人物传记中的社会剖面图。

  碑铭文献的后记部分可以说是整个文本的总结部分。以上我们已经注意了古代碑铭文献的双重性的叙述特点了。在大多数碑铭文献的后记部分中，这个隐性叙述者（不是主人公，由是碑铭的刻录者）公开自己的身份。（除了墩欲谷碑以外）。这部分是碑铭主人公亲口讲述的第一人称叙述转到碑铭刻写者第一人称叙述的转折点，主要以“我某某”刻写了此碑的形式出现。此外，后记部分的情感表述更加强烈，诗意性描写更加深入。尤其在《阙特勤碑》和《毗伽可汗碑》中这种特点更突出。可以说，这两个碑铭的刻写者药利特勤肯定多少是个诗人，尽管他可能从末写过一行诗。（8）

注释：

(1)指我国北方建立的突厥汗国（552年—745年）和回鹘（古代维吾尔尔）汗国（745年—840年）时期用古代突厥如尼文刻成的碑铭文献。详见耿世民著《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年8月第1版。

(2)古代突厥文是一种因素、音节混合型文字。古代突厥文像北欧的如尼文一样，多由竖线和斜线写成；曲线和横线很少使用。它由38—40符号构成。各碑铭和文献中使用的字母数和符号不完全不同。详见耿世民著《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第57页，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年8月第1版。

(3)（美）爱德华·萨丕尔著，陆卓元译《语言论》第198、199页，商务印书馆，北京，1985年版。

(4)转引自李国香《维吾尔文学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2年5月第一版。

(5)笔者认为口头文学、碑铭文学、书面文学是相对性的术语。指性质和传授媒介的不同性而定义。相对突厥——回鹘文学而言，它们的发展模式以这样公式可以表达；口头文学——碑铭文学——书面文学。公园8-9世纪在鄂尔浑——叶尼塞流域碑铭文学问世之前在中亚和吐鲁番地域也开始出现了《huastanfit》等宗教翻译文学为基础的书面文学。

(6)更正确的是碑铭文学。在这儿笔者所指的不是文学的传承媒介而定的定义。是指文学内容的性质。

(7)详见申丹、韩加明、王丽亚著《英美小说叙事理论研究》，第33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第一版。

(8)苏联斯捷普列娃（I.U.Stebleva）上世纪70年代的研究中主张突厥汗国的几个主要碑文（如，《墩欲谷碑》《阙特勒碑》和《毗伽可汗碑》等）为另一种声调——重音体诗歌，是可以吟唱的。耿世民教授也强调药利特勒和墩欲谷是7——8世纪古代回鹘族中最早的文学家，出自他们手中的碑文是古代突厥——回鹘族的第一批文学（广义上的）作品。参见：耿世民著：《古代维吾尔诗歌选》，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第一版，第6页。

（原刊《民族文学研究》200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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