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松涛1 杨富学2
（1河北大学 宋史研究中心，河北 保定，071002；2敦煌研究院，甘肃 兰州，730030）
——原刊《内蒙古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第46～48页
摘要：黑水城出土西夏文诗歌《圣威平夷歌》描述了西夏与周边民族的和战关系，是研究西夏民族关系史的第一手资料。其中所载西夏与克烈人和亲事不见于汉籍史乘的记载，但可与波斯文文献的记载相印证，可以认定《圣威平夷歌》中的“亦延台”其实就是克烈部首领王罕之弟客列亦台，此人将幼女嫁给了西夏国王安全之子。其事发生的时间当在1209～1211年之间。
关键词：西夏文文献；和亲；西夏；克烈；蒙古
《俄藏黑水城文献》[①] 第十册所收西夏文文献ИНВ. No. 121V文书的背面有西夏文抄本一件，被定名为《宫廷诗》，存留了30首诗歌。该诗集的第15首诗歌《圣威平夷歌》描述了西夏周边民族和战关系，是研究西夏民族关系史的第一手资料。
《圣威平夷歌》全文共60句，全诗多以7字句为主，个别句子为8字、10字。全诗文学色彩丰富，通篇多用华美的对仗。依其内容上可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从开头第1句至第8句用文学作品中常用的起兴手法描述了西
西夷男亦延台西夷类主，
他国境内有畏服，
上圣君处求女婿。
依求施恩下旨意，
主事大臣共相谋。
这段诗文揭橥了如下一件史实，即夷族诸部的首领（西夷类主）亦延台曾在西夏境内居住，对西夏统治者很敬畏，故而归顺西夏（他国境内有畏服），并与西夏有过联姻，曾将自己的女儿嫁于西夏皇室成员（上圣君处求女婿）。
如所周知，西夏立国于1038年，至1227年亡于成吉思汗，先后历190余年。如果从其“虽未称国而王其土”[②] 的拓拔思恭所建夏州政权算起，前后存在达347年之久。出土政治原因，西夏王室贵族曾多次与周边民族进行和亲。这种政治联姻早在李继迁时代即已开始了。据汉文史料记载，历史上西夏与其他民族的和亲共有十次。
西夏与辽的和亲共有3次，第一次为辽圣宗以义成公主出嫁西夏首领李继迁。辽圣宗统和四年（986年）十二月“李继迁引五百骑款塞，愿婚大国，永作蕃辅。诏以王子帐节度使耶律襄之女汀封义成公主下嫁，赐马三千匹”。[③] 第二次是辽兴宗以兴平公主出嫁西夏主德明之子元昊。太平九年（1029年）春“德明为元昊请婚契丹”，“契丹主许之”。[④] 景福元年（1031年），契丹兴平公主“下嫁夏国王李德昭（明）之子元昊，以元昊为夏国公，驸马都尉”。[⑤] 辽兴宗派兵护送兴平公主入西夏，元昊以数万骑亲迎。第三次为辽天祚帝以成安公主出嫁西夏首领乾顺。乾统五年（1105年）三月，辽“以族女南仙封成安公主下嫁乾顺”。[⑥]
西夏与吐蕃的和亲共有6次，分别为：
1．宁令与唃厮啰和亲。景祐三年（1036年），元昊派人赴邈川，求与唃厮啰和亲，元昊子宁令纳唃厮啰政权国相温逋哥之孙女为妻。[⑦]
2．禹藏花麻娶西夏宗室之女。拱化元年（1063年），驻守兰州及西使城的吐蕃首领禹藏花麻因受宋朝秦州钤辖使向宝的攻击，力不能支，以地降西夏。“西蕃禹藏花麻来降。夏四月，以宗女妻之。”[⑧]
3．蔺逋比娶梁太后之女。熙宁三年（1070年），宋将王韶降青唐，收复河湟，“吐蕃诸部势蹙”。梁太后闻讯，遂遣使吐蕃首领董毡，表示愿以爱女许配董毡子蔺逋比为妻，得到董毡的许可。熙宁五年五月，“董毡子与秉常妹为婚”。[⑨]
4．白峇牟与西夏的和亲。元符二年（1099年），宋军攻下青唐后，吐蕃首领“心牟钦（毡）乞师夏国，夏国遣监军白峇牟、人多保忠。白峇牟本吐蕃首领，夏国以女妻之，人多保忠即夏国右厢监军，点集四监兵合吐蕃兵数万人来攻（王）瞻。[⑩]
5．阿里骨嫁女于梁乙逋之子。阿里骨本为于阗人，随母入侍董毡。董毡及其子死后，阿里骨即位。“阿里骨自知不当立，而忧鬼章之讨也，故欲借力于西夏以自重，于是始有解仇结好之谋”。[11] 受到西夏权臣梁乙逋的欢迎。元祐二年（1087年）十月，苏轼在奏折中称：“阿里骨凶狡反覆，必无革面洗心之理，今闻其女已嫁梁乙逋之子，度其久远必须协力致死，共为边患”。[12] 可见，在元祐二年十月以前，阿里骨已嫁女于梁乙逋之子。
6．怀德娶西夏宗室之女。怀德，原名拢拶，为吐蕃首领，宋朝赐名赵怀德，并授予河西节度使。崇宁元年（1102年），“乾顺见西番恢复故土，重申姻好，许以宗室女妻怀德”。[13] 西夏公主名金山，元符三年（1100年）赴北宋京师晋见宋徽宗，被封为“郡太夫人”，其女瞎衫被封为“郡君”。[14]
西夏还曾与蒙古进行和亲。1209年，成吉思汗率兵攻西夏都城中兴府，“引河水灌之”。十二月，外堤决口，水势四溃，蒙古军见自己也被水淹，遂撤围而退。于此同时，成吉思汗“遣太傅讹答入中兴，招谕夏主，夏主纳女请和”。[15] 蒙古大军遂解围而去。夏襄宗李安全所献之女即西夏公主“察合”，后来成为成吉思汗的可敦，史称察合可敦。
此外，西夏与周边民族之间还有一些未获成功的和亲活动，见于记载的有三次。宋兴宗重熙二十三年（1054年），西夏没藏家族曾“请婚于契丹”，但契丹主以没藏氏反覆无常为由予以拒绝。[16] 嘉祐六年（1061年）七月，“谅祚闻契丹约唃厮罗兵共取河西，思结中朝为援，使祖儒嵬名聿正入贡，请尚公主”。但仁宗以“昔尝赐姓”为由予以回绝。[17] 熙宁三年（1070年）六月，吐蕃主董毡族弟董容主动要求与西夏和亲，以求结成联盟，以共拒董毡。此举得到西夏方面的积极响应，但由于宋朝从中阻挠，和亲未获成功。
这些是见于汉文史料记载的西夏与周边民族和亲的史实，从中可以看出，西夏统治集团出于政治目的而与周边民族的和亲是自始至终，比较频繁的。然而，从上述这些记载中，我们无法找到与《圣威平夷歌》所见西夏与“西夷男亦延台西夷类主”和亲的相关记载。[18]
那么，《圣威平夷歌》所述夏夷和亲事是否为杜撰呢？为此，笔者检阅了汉文以外的元代文献，发现在波斯文文献《史集·部族志》中有如下记载：
札阿绀孛有四个女儿：一个名叫亦必合别吉，为成吉思汗自己所娶，另一个名叫必克秃忒迷失旭真，他聘娶给了[他的]长子术赤，第三个名叫唆儿忽黑塔尼，他聘娶给了幼子拖雷汗；她是四个儿子：蒙哥合罕、忽必烈合罕、旭烈兀汗和阿里不哥的母亲。[札阿绀孛的幼]女嫁给了
该札阿绀孛（jākambū）原名客列亦台（karāīdāī），幼年时曾被西夏人俘获，以其机敏，而获“札阿绀孛”称号。《史集·部族志》曾记载说：
札阿绀孛原名客列亦台。当唐兀惕人捉住他时，见他十分机灵，便称他为札阿绀孛，即“国家的大异密”。“札阿”意为“国家”，“绀孛”意为“大”。[20]
这里出现的“汪古惕”即“唐兀惕”，系Tangut的音转，指的均为西夏国。
由以上史料可以看出：克烈部的札阿绀孛原名叫客列亦台，幼年曾在西夏生活过，后掌管一方（即《圣威平夷歌》所谓“西夷类主”），其幼女嫁给了西夏国王的儿子。值得注意的是，《圣威平夷歌》所述的夷男“亦延台”，西夏文之拟音为[jаlji thsj]，读音上与“客列亦台（karaidai）”十分相近。考虑到客列亦台曾嫁女于西夏国主之子一事与《圣威平夷歌》所载亦正相楔合，推而论之，《圣威平夷歌》中的“亦延台”与波斯文《史集·部族志》中的“客列亦台”当为同一人。
那么，与亦延台（客列亦台/札阿绀孛）和亲的西夏国王应是哪一位呢？这是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
按《史集·部族志》的记载，札阿绀孛有四个女儿，其中长女嫁成吉思汗，次女嫁成吉思汗长子术赤，三女唆鲁禾帖尼（即《史集》所谓的“唆儿忽黑塔尼”）嫁成吉思汗第四子拖雷。拖雷生年史无明载，但《元史》卷2《太祖纪》载元太祖，即成吉思汗第三子窝阔台卒于辛丑年（1241年），“寿五十有六”，说明生于1186年，而拖雷生年必在此后。假若拖雷比窝阔台小1岁，在18岁时结婚，其时必在1205年之后。拖雷与唆鲁禾帖尼结合的时间史书亦无明载，但可知其长子蒙哥生于1208年。按照常理，二人的结合应在1206至1207年间。而札阿绀孛嫁给西夏皇子的为第四女，时间应晚于此。
《圣威平夷歌》的正面为刊本，诗歌写于刊本之背，在诗歌外侧的边框处写有西夏文记账，记大麦和小麦的数量，有一处内容可译为“光定辛巳年腊月二十三日为文契者没藏……”光定辛巳年为1221年。既然记账写于诗歌侧边，其时肯定晚于诗歌的写作。故诗歌的写作下限必在1221年之前。
如此看来，西夏国王与札阿绀孛的和亲事只会发生在襄宗安全（1206～1211年在位）及神宗遵顼（1212～1223年在位）时期。如果这一推论不误的话，则札阿绀孛的幼女应是嫁给了夏襄宗安全或神宗遵顼的儿子，其时不早于1207年，不晚于1221年。
如此看来，西夏国王与札阿绀孛的和亲事只会发生在襄宗安全（1206～1211年在位）及神宗遵顼（1212～1223年在位）时期。这个范围似乎还可以进一步缩小。首先，札阿绀孛幼女的出嫁，虽晚于1206至1207年，但不会晚出很多，故假定在安全统治时期较为合乎情理。其次，应天四年（1209年），西夏受到了蒙古人的进攻，安全奋力抵抗，坚守中兴府四个月，向金朝乞师遭到拒绝，被蒙古军引水灌城，遂不得不向成吉思汗纳女请和，开始依附于蒙古。克烈部早已于1203年被成吉思汗所灭，归入蒙古，亦延台与成吉思汗家族关系密切，故有三女分别嫁给成吉思汗父子。第四女之所以嫁于西夏王安全之子，应系安全奉行亲蒙政策所致，蒙古统治者希望藉由该女来拉拢安全，以对付东边的强敌金朝。如是，则和亲事当发生在1209～1211年之间。
综上所述，可以认为，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圣威平夷歌》，记载的是西夏晚期发生的西夏皇室与克烈部首领的和亲事，当时，克烈部首领王罕之弟亦延台（客列亦台/札阿绀孛）臣服西夏，将幼女嫁于夏襄宗安全的儿子。其事发生的时间当在1209～1211年之间。这一和亲事虽不见于汉文史乘，但可与波斯文史籍的记载相印证，为中国古代和亲史的研究增添了新例证，同时也为西夏与周边民族关系史的研究增加了新内容，不应忽视。
作者简介：梁松涛（1973- ），女，河南镇平县人，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讲师。主要从事黑水城出土西夏文献与历史研究；杨富学（1965- ），河南邓州市人，敦煌研究院民族宗教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西北民族史研究。
[①]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合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1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283页。
[②] 《宋史》卷486《夏国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第14030页。
[③] 《辽史》卷11《圣宗纪二》，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第127页。
[④] [清]吴广成著，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11，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127页。
[⑤] 《辽史》卷18《兴宗纪一》，第213页。又见《辽史》卷115《西夏外记》，第1526页。
[⑥] 《辽史》卷115《西夏外记》，第1528页。
[⑦]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9景祐三年十二月辛未条。
[⑧] 同上引《西夏书事校证》卷20，第238页。
[⑨]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33熙宁五年五月庚辰条。
[⑩] 《宋会要辑稿》兵九之二。
[11]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04元祐二年（1087年）九月丁巳条。
[12]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06，元祐二年十月乙酉条。
[13] 同上引《西夏书事校证》卷31，第359页。
[14] 《宋会要辑稿》蕃夷六之三七。
[15] 《元史》卷1《太祖纪》，中华书局标点本，1976年，第5页。
[16] 同上引《西夏书事校证》卷19，第224页。
[17]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96嘉祐七年春正月己酉条。又见[宋]司马光：《涑水记闻》卷9，中华书局，1997年，第165页。
[18] 崔明德著《中国古代和亲史》（人民出版社，2005年）对西夏与周边民族的和亲有详备论述，但未及西夏与克烈和亲事。
[19] [波斯]拉施特主编，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1卷第1分册，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215页。
[20] 同上，第2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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