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厥语在中亚突厥化和伊斯兰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三、阿拉伯人的伊斯兰征服

（公元650~820）

（一）阿拉伯人的政治征服

其实早在西突厥式微，并在名义上臣属于唐帝国时，阿拉伯向中亚的进军便已经开始。例如，652~653年，艾米尔阿卜杜拉·伊本·阿米尔的先锋司令达哈克·本·盖斯夺取了末禄鲁兹，征服了整个吐火罗斯坦。[1]但在整个 7世纪下半期，由于西突厥治下中亚诸国王公们的反抗和山地作战等自然障碍不易克服，阿拉伯人只得满足于抢掠财富和奴隶，索取贡赋，而没有永久占领中亚的打算，每年都返回呼罗珊越冬。但是频繁侵扰的直接结果便是中亚的西突厥叶护的权力大为削弱。至7世纪末，西突厥别部突骑施接管了西突厥十姓地区。不过，突骑施在接管西突厥的权力之后也不得不面对阿拉伯远征军的威胁。因为，到了倭马亚王朝瓦利德一世当政时期（705～715年），屈底波"伊本"穆斯利姆担任了呼罗珊总督，而阿拉伯人的征服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屈底波在10年之内相继攻占吐火罗首府巴里赫、中亚的河中地区的粟特人诸城邦。这一切都迫使苏逯（突骑施可汗）和其他那些为独立而战的中亚国家结成同盟以反对阿拉伯人。715年，屈底波"伊本"穆斯利姆死后，各地王公纷纷起义，720~721年，苏禄的将军厥律啜在索格底亚那成功领导了反阿军事行动，728~729年苏禄支持了撒马尔罕和布哈拉市民反对阿拉伯人的起义，但是这些反抗阻止不了阿拉伯人东进的脚步。哈里发希沙姆在位时（724～743年），曾任命纳斯尔"伊本"赛雅尔治理河中地区，是为阿拉伯政权任命的河中府首任总督，他在738～740年逐步重新夺取屈底波用兵之地。西突厥和突骑施在中亚的属地：索格底亚那、花剌子模、吐火罗斯坦几乎全部丧失，只得退守楚河和谢米列契。到阿拔斯王朝初年，帝国派驻呼罗珊的代表阿布"穆斯利姆派出将领齐亚德"本"萨利赫继续向北推进，并在751年的怛罗斯战役中击溃唐朝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由于唐朝在此役失利后不久便爆发“安史之乱”，失去与阿拉伯争夺中亚优势的可能，突骑施便成了唯一与阿拉伯帝国在中亚进行对抗的势力。最后，突骑施国在外有阿拉伯人的打击，内有黑黄两姓（部落）内讧的情况下，为另一支突厥部落葛逻禄于766年所取代。但是，刚取得胜利的阿拉伯人却停下了征服的脚步，“阿拉伯人在征服阿姆河、泽拉夫善河和锡尔河的文化区域后，在公元8世纪时还是采取防御的政策，他们和前人一样为了保护文化区不受游牧民族的侵入起见在这些河流沿岸修建了长城和壕堑。”[2]

（二）帝国的伊斯兰化

与阿拉伯人对中亚的政治征服相伴随的是伊斯兰教的传播。帝国在伊斯兰教的传播上采取恩威并用的策略。例如，在阿拉伯帝国势力侵入中亚之前，这一地区并无统一的宗教。河中地区居民以信奉佛教为主，一些部落还信奉祆教和萨满教，而屈底波征伐中亚期间，便焚毁了各地佛教、祆教庙宇、圣地和文物，强制当地居民改宗伊斯兰教，下令各地建造清真寺，利用毛拉传教布道；但另一方面，帝国又采取 “优抚”之策：倭马亚王朝哈里发欧麦尔二世（717～720在位）规定凡新改宗的穆斯林同阿拉伯人穆斯林一样，既不要交纳土地税，也不要交纳人头税；禁止阿拉伯人继续侵占土地。正是在帝国软硬兼施政策的推动下，伊斯兰教在中亚大行其道：除了政治上的强制，中亚广大人民出于个人的或家庭的利益考虑，避免缴纳具有侮辱性的捐税，避免受到人身侮辱或歧视，甚而期望得到更多的人身自由与安全，这一切促使了阿拉伯哈里发帝国的伊斯兰化的发展。

在伊斯兰教传播的同时，是阿拉伯语言、文字的传播，这种语言、文字的普及，也是由阿拉伯人在政治上的统治所促成的。在从阿拉伯人征服中亚到公元9世纪中叶本地民族建立自己的伊斯兰王朝之间的二百年中，阿拉伯语一直是官方通用语言，也是一切散文文献说使用的语言。自此，中古波斯语逐步废弛。例如，从8世纪起，伊朗的许多贵族都接受了阿拉伯语，阿拉伯语也成为当时伊朗的文学和科学用语。波斯的各类书籍，比如历史书、故事书、科学丛书等都被翻译为阿拉伯语。由于这种影响，在伊斯兰以前通用于中亚各地的文字就逐渐被排挤。无论是波斯文，还是粟特文都开始用阿拉伯字母来拼写。

（三）中亚的前伊斯兰文明和非穆斯林意识

但是，这一时期的阿拉伯化在某种程度上与几个世纪前的希腊化颇为相似。由于阿拉伯殖民者殖民力度相对有限，其统治仅限于城市和官方上层；至于广大的乡村地区，情况则完全不同。这种前伊斯兰和非穆斯林意识形态则主要通过宗教和语言表现出来：

中亚地区在政治上被阿拉伯人征服，并不等于立即改信伊斯兰教。就伊斯兰教兴起后的第一个世纪而言，伊斯兰教在征服地区也只是统治的宗教，还未构成大多数居民信奉的宗教。除了像伊拉克等个别地区有皈依的马瓦里外，各征服地区的居民仍然保持着原有的信仰，反抗宗教压迫的斗争也此起彼伏。而斗争形式也经常表现出被征服地人民为捍卫民族独立和固有的宗教信仰而反抗外来侵略压迫的特点。例如720~721年、728~729年和736~737年，粟特人在突厥的支持下发动了三次反对阿拉伯起义。到了阿拔斯王朝时期，帝国虽然迫使中亚多数居民实现了改宗，但是这种信仰只是表面上的——一种伪信。当王朝因吏治腐败、财政枯竭而被迫撤销对新近皈依者的优待时，许多人便立即放弃信仰，恢复原来的宗教信仰。另外，这一时期的反抗斗争多体现为异端运动——起义者将伊斯兰的平等思想和原有宗教的神秘主义相结合，作为反抗的旗帜。例如，公元755年苏姆巴德马格以“为艾卜·穆斯林流血复仇”为口号发动起义，把各阶层的大量拥护者吸引到自己方面来，一些拜火教徒和马兹达克教派的信徒也加入到他的队伍里；8世纪70年代哈希姆·本·哈基木领导了“白衫党起义”；卡尔马特派和伊斯玛仪派则广泛存在于中亚各地。从“异端”这一点，我们也可发现此时中亚的宗教状况：异端的存在表明伊斯兰教传播的最初几个世纪中，人民的信仰继续受古老的、前伊斯兰观念所主导，这些观念只是部分的隐藏在一层薄薄的伊斯兰文明之下。而这种前伊斯兰和非穆斯林意识形态构成了中世纪人民意识形态的核心——这种意识形态直接地、或通过民间文学，也通过书面传说或回忆——对文学、哲学和科学，以及对社会的精神氛围具有深远影响。确实，这是意识形态的温床，许多异端和群众运动都由此萌发。[3]

而这一时期作为中亚通用语言的阿拉伯语仅仅是政治、宗教和文学的语言，而不是日常的口语。“阿拉伯征服后几个世纪中人们仍然用索格底亚那文讲话和书写。”[4]此外，阿拉伯人的征服似乎还有一种令人意想不到的作用：波斯人对中亚的影响到了伊斯兰时代大大地加强了。现在波斯人对中亚的影响不再是仅在文化方面而已。在亚历山大大大帝和塞琉古王朝以后中亚的伊朗人和波斯的伊朗人第一次在伊斯兰时代联合为单一的国家。……中亚的伊朗方言逐渐为波斯语所排斥，形成了为伊朗和突厥斯坦的伊朗人所共有的一种波斯文学语言。中亚伊朗的早期语言（其中有粟特文学语言）为现在的塔吉克语所代替，它和波斯语很少有区别。[5]而这一过程正是达里波斯语兴起的开端。关于达里波斯语，一般认为，“达里”是从“达尔”派生而来。“达尔”，本意是“门户”，特指宫廷或首都；因此“达里”意为“起源于宫廷的”。但有的学者认为，达里一词的语源是“山谷”，因此“达里”的意思是“山谷的”。[6]对于“达里”一词的不同理解，事实上代表了对于达里波斯语起源的两种不同解释。根据前一种解释，达里语的起源地应在帝国的西部，基础是官方语言中古波斯语，这体现了“达里”一词的地域性和官方性；根据后一种解释，达里语是在“粟特、吐火罗和呼罗珊三地交界处的一种地区方言的基础上”[7]形成的，即起源于帝国的东部，基础是方言，这体现了该词的地域特点和民间性。但是，还有人认为，达里波斯语是由原来的巴列维与安息语（帕提亚语）融合后产生的新波斯语，之所以称“达里”（意为“宫廷”），是因为这种新波斯语是萨曼王朝宫廷中通行语言。不管出于何种理解，达里语都属于伊朗语这一范畴，它和中古波斯语（包括东伊朗语）不是两种语言，也不是两种无关的方言，而是同一种语言的两种形式。在伊斯兰时代的初期，各地方言众多，正是在这个时期，达里语随着阿拉伯人的征服，成了波斯人的共通语，从而取代了东伊朗地区的方言，尤其是在河中地区开始取代当时占支配地位的粟特语。

四、波斯文化的复兴与突厥化、伊斯兰化的完成

（公元820~1210）

阿拔斯王朝为了巩固在中亚的统治，决定让当地贵族参政。从曼苏尔到哈伦·拉希德时期，河中地区的各地基本上由当地的封建贵族，主要是出身于中亚古老文化中心巴尔黑的巴尔马克家族和萨曼家族的贵族出任“维齐尔”（意为“大臣”）进行管理。这些人成了当地权势显赫的人物，以他们为首的地方势力得到迅速增长，其直接后果就是中亚摆脱哈里发帝国控制的离心力不断增强，最终导致了诸地方王朝——塔希尔王朝（821~873）、萨法尔王朝（867~908）和萨曼王朝（875~999）的出现。

（一）伊斯兰教在地方王朝中的继续发展

虽然，各地方王朝处于实际的独立地位，但统治者却都是忠实的穆斯林，他们保持与巴格达中央政府的联系，在政治上承认哈里发的宗主地位，在宗教上承认伊斯兰教教义的主宰地位。他们在当地新皈依伊斯兰教的贵族的主持下，不遗余力地向异教徒地区扩张伊斯兰教势力。塔希尔家族任东方行省总督时，波斯东部的琐罗亚斯德教势力仍很强大。塔希尔王朝严厉的迫害琐罗亚斯德教徒，对那些表面信奉伊斯兰教而内心保留琐罗亚斯德教信仰的伪信者进行审判和制裁。到了萨曼王朝，河中地区和费尔干纳北部已牢固树立了伊斯兰教的地位，在社会生活中普遍推行哈奈斐派教法，乌里玛在王朝的行政司法中影响重大，隶属于宗教机构并享有课税豁免权的宗教基金和地产不断积聚，还出现了一些经学院。[8]所以，地方王朝的封建割据非但没有阻碍或削弱伊斯兰教的势力，反而加强和促进了伊斯兰教向阿拔斯帝国边境地区的传播。

（二）波斯文化的复兴

由于这些地方王朝远离哈里发统治中心，受阿拉伯的影响相对较小，且各王朝的君主又有复兴波斯文学的愿望，加之他们中有一些人听不懂阿拉伯语所作的赞美诗，遂鼓励诗人用波斯语创作。萨法尔王朝国王耶古卜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他曾对用阿拉伯语写诗赞颂他的诗人说：“为什么用我不懂的语言写诗呢？”[9]而诸地方王朝中，萨曼王朝统治者在恢复古代文化传统和鼓励波斯文学创作方面的贡献尤为突出：达里波斯语自阿拉伯人征服中亚以来，首次在上层和宫廷中被推崇，达里波斯语最终由中亚的民间共同语发展为共同的书面诗篇和科学文献。波斯文学史上第一个著名诗人鲁达基（850～941）就曾任萨曼王朝的宫廷诗人；费尔道西（940~1020）创作了长篇史诗《列王纪》；比尼鲁（973~1070）则是花剌子模地区著名的历史学家和天文学家。萨曼王朝的波斯文化复兴使河中地区科学、文学艺术昌明，成了伊斯兰教世界中又一个文化中心，波斯文明亦成为伊斯兰文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其实，这一时期波斯文化复兴和伊斯兰化的最重要成果是：达里波斯语发展为文学语言；伊斯兰教成为中亚居民共同的宗教信仰，中亚地区的东伊朗诸部族在语言和文化方面的共同性大为加强，具备了形成统一民族的一切前提。而中央集权的萨曼王朝的建立则最终促进了塔吉克族形成过程的完成。

不过，我们在看到波斯文化复兴的同时也必须承认，此时的波斯语文已深受阿拉伯语文和伊斯兰教的影响。虽然达里波斯语的语法与中古波斯语很接近，但新的达里波斯文采用阿拉伯文字母体系，在32个达里波斯字母中，有28个是阿拉伯字母，余下的4个波斯字母也是以阿拉伯字母为基础创造的。

（三）突厥人的再度崛起与突厥化和伊斯兰化的最终完成

正当中亚诸地方王朝处于波斯文化复兴、经济繁荣之时，一场变革也悄悄来临。中亚塔吉克人和游牧部落发生的一系列经济和商业贸易的联系使得突厥游牧民族愈来愈多地卷入河中地区的经济活动，大量突厥人被吸引到河中地区的绿洲定居或从事农业耕种。另一方面，萨曼王朝的统治者也改变了阿拉伯时代的防御政策，那些用以抵御游牧民入侵的长城已不再修筑，王朝采取了出击政策[10]。虽然这种出击多属于突袭性质，而且扩张的地盘也不多，但是这种出击政策却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王朝的命运。由于马门之后的哈里发都征集突厥奴隶为宫廷卫队和雇佣军，萨曼王朝就经常通过出击政策掳掠北方草原上游牧的突厥人为奴，并大批转卖于阿拉伯帝国各地。随着境内突厥奴日益增多，充斥各界，萨曼王朝也像哈里发帝国一样，用突厥为禁卫军。结果使得突厥奴可以轻易担任军政要职，终至掌握国家大权。

就在萨曼王朝内部的突厥化初现端倪时，推动中亚最终完成突厥化的一股外在力量也在不知不觉中形成了。那些在萨曼王朝受重用的突厥奴不仅没有效忠王朝，反而联合其他突厥人消灭了萨曼王朝。中亚伊朗人民失去了最基本的一块土地——被誉为中亚民族的摇篮和众多历史名人、文学巨匠的诞生地，现在除了塔吉克民族外，已经是突厥人的天下。而在这一过程中，摧毁萨曼王朝的三个突厥国家中的塞尔柱突厥（乌古斯）和伽色尼王朝原本是受萨曼王朝控制的突厥国家，至于另一个则是在中国历史上著名黑汗王朝——系回鹘汗国（744~840）崩溃后，西迁的回鹘人联合早已在西域的同族人葛逻禄于10世纪前半期建立的国家。随着突厥人的政治征服和大规模西迁，中亚的突厥化进程在这些突厥王朝时期也大大加快了。一些新的突厥民族（经过定居、通婚和混血的突厥人）在这一时期开始出现于历史文献之中：据阿拉伯地理学家马克迪西之说，乌古斯在10世纪末始称“土库曼”。

就在中亚突厥化如火如荼的进行时，突厥人的伊斯兰化也同步展开了。虽然突厥民族皈依伊斯兰教的方式各有不同：黑汗王朝是在军事扩张过程中建立王朝，然后接受被征服者伊斯兰文化的影响而皈依伊斯兰教的；伽色尼人是被胁迫当宫廷卫队后接受伊斯兰教的；塞尔柱人在军事扩张前就皈依了伊斯兰教，在军事扩张中或扩张后，逐渐深化了对伊斯兰教义的理解，[11]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些新近皈依的突厥人似乎都是狂热的穆斯林，他们一方面把“圣战”与游牧民族的劫掠习惯结合起来，经常劫掠异教徒地区；另一方面那些突厥征服者除了与当地上层阶级合流或竭力模仿其生活方式外，还大建清真寺，兴办经学院，宣传伊斯兰教义。另外，从12世纪起，伊斯兰教的传教士们开始用突厥文写的简单易懂的宗教诗歌和短文在突厥部落中宣传，以强化他们的宗教情感。所有这些因素都促使了突厥民族皈依伊斯兰教。

当我们感慨中亚在摆脱阿拉伯人控制后，在突厥化和伊斯兰化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时，我们应当将这种成就归功于突厥语。因为，在这突厥化和伊斯兰化完成的关键时期，突厥语的表达方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突厥人大规模西迁，尤其是在黑汗王朝侵入中亚之前，回鹘文是突厥语的书面文学语言。即使是在回鹘汗国崩溃及西迁后，回鹘文依旧是突厥人的共同文学语言：无论是高昌回鹘的《弥勒会见记》，还是黑汗王朝初期的《福乐智慧》，都是用非常正统的波斯-阿拉米语源的回鹘文书写的。但当突厥人大规模侵入中亚后，随着与当地居民交往的加深和伊斯兰文化的影响，哈喀尼耶语便取代了过去的回鹘语，并发展为黑汗王朝的共同文学语言，而哈喀尼耶语中就渗入了不少阿拉伯和波斯词汇。例如，完成于黑汗王朝的鼎盛时期，作为世界语言学领域开天之作的《突厥语大词典》中的哈喀尼耶文就是由18个阿拉伯字母和8个元音符号组成。特别是到了作为哈喀尼耶语的延续和发展的察合台语[12]时期，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影响就更为明显：察合台文以保持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借词在阿拉伯文和波斯文中的书写形式为原则，采用了阿拉伯文的28个字母和波斯文的4个字母，这全部的32个字母与达里波斯语中的字母几乎完全相同。因此，由于大量外来文化，尤其是阿拉伯-波斯文化，通过伊斯兰的传播渠道不断地流入突厥民族和部落中，阿拉伯-波斯文化开始逐渐与突厥文化相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突厥-伊斯兰文化，从而再一次为伊斯兰世界注入了新的活力。

五、突厥语在中亚突厥化和伊斯兰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曾经有人这样评价中亚的突厥化，突厥化的实现至少要有两个前提：一是游牧民族改变原来的游牧方式转入定居，二是突厥人要改变自己的原始信仰，接受当地人信仰的伊斯兰教。因为，只有定居，与当地人杂居，方可便于通婚、融合，而且只有改信仰伊斯兰教，才可能通婚、混血。因此，中亚的突厥化和伊斯兰化是一个相互促进，不可分割的整体。话虽如此，但突厥化和伊斯兰化毕竟是有区别的，前者偏重民族和语言，而后者偏重宗教。因此，在谈论突厥语在中亚突厥化和伊斯兰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时，我们有必要区别对待。

（一）突厥语在突厥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如果要论突厥语在突厥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则相对简单。因为，从中亚的民族转变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突厥人大规模侵入中亚之前，该地区始终是东伊朗人的天下。虽然，其间经历过希腊化时代和阿拉伯时代，中亚也出现了大量讲希腊语和阿拉伯语的人，但是，这些人仅为少数上层人士，广大中亚地区的人们依旧使用他们固有的伊朗语。因此，所谓的“希腊化”和“阿拉伯化”仅仅停留在表层，即，东伊朗人使用希腊字母和阿拉伯字母来拼写他们固有的东伊朗语。例如，巴克特里亚王国的官方语言虽然为希腊语，但希腊字母往往被用来表写或改写本地方言；阿拉伯帝国统治时期，中亚地区虽以阿拉伯语为官方语言和宗教语言，但是东伊朗语依旧通行于民间，并且引入阿拉伯字母体系创造了达里波斯语（现代波斯语的前身）。所以，这种程度的希腊化和阿拉伯化是靠不住的，一旦外来征服者的统治崩溃，那些依靠行政力量强制推行的官方语言也随之消失。由此可见，中亚之所以出现所谓的“希腊化”和“阿拉伯化”的原因在于东伊朗诸部落文明程度相对较低，许多部落甚至没有自己的文字，即使有一些部落拥有文字，那也不过是借用来的：粟特人和花剌子模人都以波斯-阿拉米字母来拼写自己的语言，因为文字毕竟只是语言的一种载体。因此，对于那些文明程度相对较低，而且无力自创语言的民族而言，吸收外来先进文化是一种非常实用的方法。但是，随后的突厥化则完全不同，因为与突厥化相伴随的是突厥人的大规模西迁，随着中亚突厥人口日益增多，与东伊朗人通婚日益频繁，突厥人最终成为中亚占主体地位的民族，彻底改变了中亚的民族构成，而此时的突厥语也成为中亚诸民族的共同语言。当然，我们在看到突厥语成为中亚共同语言的同时，也应当看到波斯-阿拉米语文对突厥语的影响，因为，正是由于突厥语的阿拉伯-波斯化才加剧了中亚的突厥化。同中亚的伊朗人一样，突厥人的文明程度相对落后。公元7世纪以后，他们虽然拥有了自己的文字，但和中亚的粟特人一样，他们借用了波斯-阿拉米字母体系。当突厥人接触到比波斯-阿拉米文字更成熟的阿拉伯-波斯语文（达里波斯语）时，便很自然地将其接纳为突厥语新的拼写方式。而在突厥文字中融入阿拉伯-波斯文字后，中亚突厥化的力度也进一步增强了。因为，自阿拉伯时代以来中亚人民所是的文字已改变为阿拉伯-波斯语源的达里波斯语，突厥语的阿拉伯-波斯化只会进一步加强突厥人和中亚人民在文化和语言上的认同，从而加速突厥化的进程。

（二）突厥语在伊斯兰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那么突厥语又对中亚的伊斯兰化起了什么作用呢？其实，在分析这个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先搞清楚一个问题：突厥人为什么要接受伊斯兰教，而且为什么这么容易地就接受了伊斯兰教：在中亚完成伊斯兰化之前，中亚地区处于各种宗教各行其道的状态，没有哪一种宗教可以在中亚占据统治地位。即使在阿拉伯人征服中亚后，哈里发帝国也只能通过运用政治强制，经济诱惑，恩威并用等政策，才能迫使中亚人民在表面上皈依伊斯兰教，而一旦帝国放松控制或取消经济诱惑条件时，伊斯兰教的各种信仰危机便大量涌现。但是这种残酷的宗教斗争到突厥化时期却消失了，这是为什么呢？其实，原因和中亚实现突厥化的原因一样：这是弱势文明对强势文明的一种向往。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领域中，伊斯兰世界在这个时代的文明民族中具有显著的优越地位。突厥人作为一支文明水平相对低下的游牧民族，他们常常急需取得文明国家的产品。因此，为了获得急需的产品，各地的游牧民常常把畜群赶往靠近文明国家的移民区，而不等待商人来到草原。这样，他们逐渐熟悉了伊斯兰教徒的生活方式，不仅在宗教生活，而且在伊斯兰文明的一切方面都受到伊斯兰教的影响。[13]从游牧民方面来说，只有在改信伊斯兰教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和伊斯兰教世界的文化结成密切的关系。但是，与游牧的突厥人相比，中亚地区的定居文明则没有突厥人那种特殊的需求。因此，在没有经济需求和文明向往的状态下，当一种定居文明想要强迫另一种定居文明改信另一种宗教时，这必定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所以，当突厥人侵入中亚，代替原有的伊朗人，成为当地占主体地位的民族时，伊斯兰教的信仰问题便很快就得以解决——在宗教信仰问题上，突厥人和伊朗人区别之处是他们没有受到伊斯兰教徒的武装征服，突厥人是主动接受伊斯兰教的。那好，现在再让我们看看突厥语对中亚的伊斯兰化所起的作用吧。既然伊斯兰化的前提是中亚首先需要突厥化，那么突厥语的作用就显得十分重要。因为，突厥语是中亚突厥化最重要的标志，只有当中亚地区的人民都统一为向往伊斯兰教的讲突厥语的民族时，突厥化才可能最终实现；只有当中亚人都成操突厥语的对伊斯兰文明有特殊向往的民族群体时，伊斯兰化也才能真正地完成。

参考文献

【1】.威廉·巴托尔德.中亚突厥史十二讲【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2】.加富罗夫.中亚塔吉克史【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3】.李文特斯基.中亚文明史【M】.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3.

【4】.王治来.中亚史【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

【5】.金宜久.伊斯兰教史【M】.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6】.张鸿年.波斯文学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7】.潘志平.中亚的民族关系历史现状与前景【M】.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

【8】.高永久.西域古代伊斯兰教综论【M】.民族出版社，2001.

【9】.希提.阿拉伯通史【M】.商务印书馆，1979.

【10】.艾哈迈德·爱敏.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M】.商务印书馆，1999.

【11】.王治来.论中亚突厥化与伊斯兰化【J】.西域研究。1997.

【12】.薛宗正.突厥史【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