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山南部的阿布达里聚落研究

2007-09-29 21:24:25 作者:艾力·吾甫尔 原刊《新疆历史与文化》2005年版 浏览次数:0 网友评论 0 [评论][去论坛交流]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边缘的疏勒、英吉沙、莎车、巴楚、墨玉、洛浦、于阗、和田市肖尔巴克乡以及罗布泊附近的维吾尔村落中,聚居生活着一部分具有独特生活习惯和特殊语言的群体,他们最明显的特点是季节性行乞和为男孩割除阴茎包皮,当地的维吾尔群众称他们为“阿布达里人”(Abdallar)。

阿布达里人的研究,是一个国际学术界瞩目的课题,有着独特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19世纪末20世纪初,格纳德(F.Grenard)、伯希和(P.Pelliot)、冯·勒柯克(Albert Von Lecoq)、赫丁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边缘的疏勒、英吉沙、莎车、巴楚、墨玉、洛浦、于阗、和田市肖尔巴克乡以及罗布泊附近的维吾尔村落中,聚居生活着一部分具有独特生活习惯和特殊语言的群体,他们最明显的特点是季节性行乞和为男孩割除阴茎包皮,当地的维吾尔群众称他们为“阿布达里人”(Abdallar)。

阿布达里人的研究,是一个国际学术界瞩目的课题,有着独特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19世纪末20世纪初,格纳德(F.Grenard)、伯希和(P.Pelliot)、冯·勒柯克(Albert Von Lecoq)、赫丁·卡尔洛(Hildon Kaarlo)、拉肯特(G. Raquette)、斯坦因(Aurel Stein)等外国探险家曾留下了有关该群体的记载。20世纪80-90年代,奥地利科学院的两位学者——拉德斯塔特(Ö.Ladstätter)、提特孜(A.Tietze)以及日本京都大学语言研究部的林切(Hayasi Tooru)等对该群体的语言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调查,并发表了相关成果。

20世纪70年代开始,我国学者阿西木·吐尔地、赵相如、米尔苏里唐·乌斯满、穆塔里甫·斯迪克、阿布来提·阿巴斯、沙比提·肉孜、塔依尔江、王建新(后三人是日本人林切的课题组成员)等人也从不同的角度对阿布达里聚落进行过探索,但他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语言学领域。

2004年,本人曾在阿布达里人最集中居住的疏勒县汗艾里克镇谢依赫村(旧称帕依那普村)、和田市肖尔巴克乡合尼村(亦称格窝孜村)、洛浦县布亚乡塔米格勒村进行了田野调查,获得了大量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并在前辈的研究基础上对该群体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

—、阿布达里人的名称

关于阿布达里人的名称,文献史料中没有明确的记载,前人在这一问题上所持的观点也不一致,主要观点有:

穆塔里甫·斯迪克先生把当地阿布达里人称为“谢依赫人”[1],认为“阿布达里”一词来源于波斯语,意思是“挡水者”、“把水挡住者”,并认为这部分人最初是生活在伊朗、阿富汗一带的一个部落。该部落在公元5-6世纪建立了强大的汗国,以后被突厥人击溃并散布在帕米尔周围,当时他们的一支从达赫比特(dahbit)逃到喀什噶尔境内并过着游牧生活,其首领吾布里帕塔里·阿孜(喀什与和田阿布达里人有关祖先的传说中都提到此人的名字)在疏勒境内的吾斯吐拉恰克玛克麻扎停留一段时间以后,于960年带领七户人迁到了现在的住地帕依那甫。[2]

阿布来提·阿巴斯先生持同样的观点,他认为:“‘阿布达里’一词的词源是由波斯语中的‘把水挡住者’而来,有的传说中说伊玛目大人们在卡尔巴拉战役中想喝水时,挡住幼发拉底河的一群人被称之为阿布达里人。”[3]

阿布达里人的另一种称呼是“艾努人”。“艾努”这一名称只是在和田(主要是洛浦县布亚乡塔米格勒村)的阿布达里人中出现。在赵相如、阿西木·吐尔地等写的《新疆艾努人的语言》[4]、《艾努语和艾努语中的数词》[5]、林切等编的《谢依赫勒词汇》[6]、拉德斯塔特和提特孜写的《新疆的阿布达里(艾努)人》等论文和著作中,作者将“艾努”一词与“阿布达里”一词等同使用,但没有说明“艾努”的词源和含义等。

牛汝极主编的《阿尔泰文明与人文西域》一书中这样写道:“目前在塔里木盆地西南部的喀什、和田、莎车、疏勒、墨玉和库车等地分布有一些小的部落群体,自称‘艾努’,并称其祖先来自伊朗,当地维吾尔人称其为‘阿布达里’(Abdal),意为‘乞讨者’,我们认为其祖先可能是嚈哒(Epthalitai)。嚈哒的现代读音ya-da,其古音与Abdal极近。嚈哒也被称为‘白匈奴’。”[7]

“阿布达里”一词在《维吾尔语详解辞典》中被解释为“卡兰达尔,乞丐,要饭的”。[8]

毛拉·穆沙在《安宁史》中引用了《那非突里乌努斯》(叙述苏非主义圣人及其形象的书)中的那一段:“万能无缺,能解万物之谜的真主的天廷里被视为高贵的是300人。他们称之为‘艾合亚尔’(最亲密的朋友之意),他们当中的40名叫作‘阿布达里’(变化或使变化之意),另七人叫‘艾比拉热’(纯洁,无罪的人,帮助还罪的人之意),四个人叫‘艾比塔尔’(宇宙之柱),三个人叫‘那克巴’(引路者,领路者),一个人叫‘库提布’,另一个人叫‘卡卫斯’(挽救者),他们相互认识,每一件事他们都要相互帮助并要得到对方的许可。”[9]

《神学百科全书》中这样解释道:“他们是在穆斯林当中被真主认可的,以及被视为整个世界通过他们而继续存在的某一种神秘人群之名称,他们当中死去一人,由真主来秘密推举另一个人填补他的空席位。”[10]

M·B·穆提维斯的《追求者的不同状态》中这样解释道:“最高追求者不仅仅是一种特殊的神性状态的参与者,而且他们拥有一般人感觉不到的神性力量和感觉。他们根据自己拥有的功能分成不同的类别,如在第一个标准阶段,追求者看到微妙世界的光和五光十色,闻到香味,听听音乐。他们能看到和感觉到未来之事,有的人甚至在自己的幻景中能看到整个物质世界,有的会复活,有的就像控制物质世界一样能改变自己的躯体。他们在苏非主义信仰中被称为‘阿布达里’。”[11]

华盛顿大学的阿合默德·卡拉穆西塔帕教授在1994年出版的《真主难以控制之友——伊斯兰后中时期的得尔卫希组织》一书中提到过“卡兰德尔的先驱伽马里丁·沙维(卒于1233年)、哈依达尔的先驱库提布丁·哈依达尔(卒于1222年)、阿布达里的先驱乌斯曼巴巴等三个组织及其在13~16世纪从土耳其到印度的分布情况”。[12]

土耳其学者艾里·吐兰·古丽奇切克在《阿布达里》一书前言中引用了沙合·阿塔依的“自从跟圣人作朋友者是:阿合们(遵循古代突厥习俗的勇士们),哈孜们和阿布达里们”的一句话,她解释道:“阿布达里一词来源于阿拉伯语中的Badal(巴达里)一词,其意是‘证人’或‘代表’,神性的意思来讲他是禁欲苦行的,具有潜在威力的圣人和男子们在苏非信仰中的等级级别之一,民间把他们称之为狂人、德尔卫什或男子(艾兰)。也跟卡兰达尔和光明同等使用,根据信念将近40名阿布达里按照神圣级别排位是并列第五位,在苏非术语中的一个叫库突普或卡卫斯,两个叫艾里伊玛目丁(两个伊玛目),四个叫阿里艾比塔特(归伊斯兰信仰者)或阿里乌米提,七个叫阿里艾菲拉德或狂人,40名叫阿布达里。在此之后第六等级的60个叫努吉巴(高贵的人),300个叫努克巴,500个叫那沙巴,此后者叫预言家或穆甫达兰。另外还有对一些阿拉维派德尔卫什和旅途中的圣人也使用过阿布达里一词,如阿布达里·穆沙、皮尔苏里唐阿布达里、塔斯里木阿布达里等。塞尔柱时期(公元12-13世纪)从呼罗珊迁到安纳托里亚的属于巴巴阿里和拜克塔什派,为奥斯曼帝国的创建作出主要贡献的呼罗珊男子也称之为阿布达里。”[13]

根据奥地利人拉德斯塔特、提特孜的叙述,“艾努是他们的自称,其意是‘贫穷人’、‘乞丐’或‘有学问的人’、‘毛拉’等”。[14]

据本人在当地的田野调查中所获得的信息来看,“艾努”一词的含义是“故乡之眼”。

根据上述论述,我把“阿布达里”一词的来源归纳总结为如下几点:

1.“阿布达里”一词来源于波斯语,意思是“挡水者”、“把水挡住者”。持这一观点的学者以波斯语为自己的依据,提出“Abdal”一词中的“Ab”在波斯语中指“水”,“dal”意为“挡住”。但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忽视了波斯语的造词规律和自己所提观点的资料依据。

2.“阿布达里”一词来源于“嚈哒人”。持此观点者认为“嚈哒”在阿拉伯语中作“Haital”、“Hayatila”,波斯语作“Heftal”、“Hetal”等,西方人称“Ephthalites”,它们的读音与“Abdal”极近,且嚈哒人曾经在南疆地区进行过统治,但未能说明两者之间的渊源关系。

从5世纪中叶到6世纪中叶,中亚由嚈哒部落统治。关于嚈哒的起源及其国家的形成尚有许多研究空白,第一个困难是各种史料用不同的名字称呼他们。在汉文史料中这个王朝的名字是“挹怛”(“挹阗”的变体,古读ie-tïen),他们的国王名叫厌带夷栗陀(古读Yeptalitha);在叙利亚史料中,他们被称为eptalit,aβdel;在希腊语史料中称Aβdελal,Eφθaλical;在亚美尼亚史料中称hep’t’al;在中古波斯文史料中称hēftāl,也称hyōn;在新古波斯文史料中称hētāl;在阿拉伯史料中称haital。他们的另一个名字是汉文“滑”。根据巴拉米的意见,“嚈哒”这个词的语源“在布哈拉语中其意为‘强人’”。在和田塞语中有一个类似的词,意为“勇敢,骁勇”。[15]

嚈哒人占据河中以后,很快就向巴克特里亚的大月氏国进攻,大约在5世纪20年代占领其地。在此以后,嚈哒人还进一步征服了吐火罗、巴达克山、克什米尔、喀布尔、犍陀罗与旁遮普,向东则趁柔然衰败之机,占据了塔里木盆地的许多地方。

笔者认为,虽然嚈哒人曾经统治过塔里木盆地,但是把“阿布达里人”与“嚈哒人”联系在一起会出现很多相互矛盾的问题。如果我们假设阿布达里是嚈哒人后裔的话,首先是他们的宗教信仰不同。根据阿布达里人的传说,他们的祖先是为传播伊斯兰教圣战而来的。同时也无法解释他们传说中的传奇人物“吾布里·帕塔力·哈孜”这一名称。“哈孜”一词在阿拉伯语中是指参加圣战而活下来的人。而嚈哒人统治时期伊斯兰教还没有诞生。其次是不符合阿布达里人独一无二的习惯——为小孩割除阴茎包皮。众所周知,割除阴茎包皮是犹太教、伊斯兰教等一神教的教规,维吾尔族信奉伊斯兰教以后根据教规开始进行割除包皮的习惯,而割除小孩包皮是阿布达里人的家传职业,也是其很重要的谋生手段之一。

3.“阿布达里”一词来源于阿拉伯语,其意是“变化”、“使变化”或“代表”、“证人”等有关苏非信仰的等级之称,它是赐给苏非主义信仰中某一种神秘群体的名称。

本人倾向于这一观点,因为,无论是毛拉·穆沙还是西方学者所提到的“Abdal”一词,都是一个能单独表达意思的名词,而不是支持第一种观点的学者所指出的没有任何资料依据的合成词。假如说“Abdal”一词是从阿拉伯语中的“badal”演变而来的话,也比较符合语言学的规律。从神性的角度来讲,这一名称赐给了苏非信仰中的被真主认可的、被视为是整个世界通过他们继续存在的、拥有一般人感觉不到的神性力量和感觉的、能复活和改变自己躯体的神秘人群。他们被视为真主在人世间的代表和证人,经历了种种“阶段”和“状态”,苏非们便在客观上具备了与主交流、合一的条件,亦即抵达了精神旅途的终点。

无论是在土耳其,还是居住在新疆的阿布达里人,他们的生活习惯和居住习俗都具有鲜明的特点[16],在人际关系中的神秘和封闭性、厌世主义等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毫无疑问,该群体是为了支援喀喇汗王朝的伊斯兰军队而来到西域,随着时间的推移定居在南疆地区。他们自称是苏非主义的神性人物——“阿布达里”人,传播苏非主义信仰,并从事伊斯兰教教规之一的割除阴茎包皮等职业。研究中亚伊斯兰教历史的学者们都承认,苏非主义得尔卫悉们在中亚伊斯兰教传播过程中的重大作用。随着伊斯兰教在西域地区的广泛传播和深入到社会各阶层,各种伊斯兰思潮的蔓延,他们以为小孩割除包皮为生,在以后的岁月中,“阿布达里”一词发生意变,就成了从事割除阴茎包皮者的专用名词。在当地的维吾尔人当中,“阿布达里”一词在有些地区专指从事割除阴茎包皮者,另外一些地区是指“卡兰达尔”(以前卡兰达尔也是苏非主义信仰中一个群体的名称)。在维吾尔人的眼中,阿布达里人被视为厌世主义者,所以将年终麦场装粮前大约10—15公斤的小麦或玉米留给阿布达里人,这种粮食叫“卡皮散”(意为“你来啦”)。在这种习惯的影响下,维吾尔人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谚语:“留给阿布达里人的卡皮散,他们还会问你的秤是否准确。”只要是阿布达里人来到当地维吾尔人的麦场,就可以得到维吾尔人预留给他们的“卡皮散”。

另一部分学者所提到的“谢依赫”、“艾努”等,只不过是根据他们所居住的地名或他们的生活习惯而命名的。此外,阿布达里一词还有“格卧孜人”、“塔米格勒人”等变体。称“格卧孜人”(“格卧孜”是和田市肖尔巴克乡和尼村的旧称)、“塔米格勒人”,也是当地维吾尔人和有些学者以阿布达里人居住地地名的特点而对他们的称呼,是一种比较温和的言词,而不恰当地使用“阿布达里”一词会带来歧视性意思。“艾努”一词只在洛浦县布亚乡塔米格勒村出现,但据我了解,它和在日本生活的艾努人没有任何渊源关系。

虽然阿布达里人已经成为维吾尔族大家庭中的一员,但是笔者认为,从学术界尊重该群体独特性的角度出发,应将他们称为阿布达里人,因为“阿布达里”这一名称在维吾尔语中作为该群体集体或个人的名称已经世世代代延续了许多年。

二、阿布达里人的“语言”

格纳德(F.Grenard)1893年游历中亚时,在于阗访问了50个阿布达里家庭,在且末访问了7~8户阿布达里人,并就此做了研究工作。格纳德认为,这一群体的语言与邻近的突厥语族差异不大,有自己的语言特色,语言夹杂着波斯语成份,并将他们命名为“阿布达里人”。阿布达里人自称“艾努”,他们没有土地,多从事芦苇编织业,虽自称穆斯林,却与周围信仰伊斯兰教的人们没有来往,绝无通婚先例。[17]

伯希和在其论文《帕依那普的阿布达里人》中写道:“据喀什噶尔的突厥人反映,这些阿布达里人是操突厥语的穆斯林,阿布达里人不是不同的族群,而是有别于本地人的游离的德尔维什。”

伯希和在格纳德(F.Grenard)研究的基础上,对阿布达里人的名称作了独到的解释,他认为“阿布达里”这一名称另有其义。他在访问了阿布达里人之后发现,帕依那普阿布达里与且末、于阗阿布达里不同的是,这里的400户阿布达里人与当地突厥人关系密切,亦有通婚现象,这些阿布达里人服务于当地的突厥人,部分人从事种田、经商活动。这些游动的阿布达里人除了精通喀什噶尔突厥语之外,还通晓波斯语、柯尔克孜语、印度语、克普恰克语、阿拉伯语,他们还声称自己的祖先是远古时期从伊朗和伊拉克的达尔维提地区迁来的。“伯希和没有对其他地区的阿布达里人从事研究,只是叙述了疏勒县塔孜浑的五户阿布达里人。”伯希和与格纳德一致认为,阿布达里人自称“艾努”或“格拉曼”,所操语言多为波斯语词汇组成。[18]

勒柯克于1906年到达和田,他通过当地的阿富汗生意人听说了阿布达里人这一群体,并探访了以热扎毛拉为首的、以着白衫、留长须著称的阿布达里聚落。后来他在其书中这样写道:清朝统一新疆后,将40户“阿布达里人”安置在玉陇喀什河附近的塔木格勒。这些游离的“阿布达里人”以制作筛子、勺子、扫帚和卖艺为生,他们自称穆斯林,并保持了自己的传统风习。然而,这些人与突厥人、阿富汗和印度的穆斯林不甚往来,通婚只限定在内部,吸烟以及对兔子、蜥蜴等不洁净的动物没有禁忌。因此,当地人认为他们不是真正的穆斯林。

勒柯克研究认为,这一群体与当地居民区别不大,其语言为突厥语、波斯语和阿拉伯语的混杂,他们并不像于阗人那样自称“艾努”,而是以“阿布达里人”自称。[19]

1906-1907年对新疆阿布达里人进行研究的还有马达汉、卡尔罗、格斯达夫。卡尔罗从人类学角度研究了阿布达里人,他认为阿布达里人绝对不是蒙古人种,而可能是亚美尼亚—土兰混和人种。不论是格斯达夫,还是斯坦因都认为,从伊朗迁来的这一群体的语言,是印欧语系伊朗语族的一支,由于受当地维吾尔语的影响,其语言发生了很大变化。[20]

奥地利人拉德斯塔特和提特兹于1983年、1986年两次调查了阿布达里人聚落,并与喀什、和田的部分研究人员充分交流,收集了大量资料,出版了《新疆的阿布达里人》一书。对于阿布达里人的语言他们认为:第一,阿布达里人不是操两种语言的群体,其词法和句法是维吾尔语,词汇变化也与维吾尔语词汇变化相同,他们只是在与别人交流时,为了有别于其他群体而使用了某些不同词汇,夹杂着阿拉伯语、波斯语、俄语、蒙古语借词。“艾努人”是维吾尔族的一个分支,其语言自成体系与否无从考究,他们是有意改变某些语言的;第二,伊朗语借词是其基础,现代波斯语、少量塔吉克语和东伊朗语成份占其次,阿布达里人认为他们是被伊朗逐出的一个群体;第三,以现代波斯语词汇为主,数词、亲属称谓、使用物品、行为语言等在形式和意义上与现代维吾尔语有很大区别;第四,与其他伊朗语即萨雷库勒塔吉克语接近,据传其祖先最早在新疆传播伊斯兰教,从其语言上看,不能确认这个传说的真实性,在阿布达里人语言中没有古伊朗语的成份,他们可能是300年前迁入新疆的一个群体;第五,阿布达里人与吉卜赛人可能有渊源,有人称他们是“东亚的吉卜赛人”。若认为“艾努人”是从东伊朗迁来的,那么他们的语言就是东伊朗语。阿布达里人与吉卜赛人、伊朗伊萨尔人生活习俗相同,与乌兹别克斯坦等亚洲各地的吉卜赛人也很接近。阿布达里人迁入新疆以后从事切除男孩包皮这一职业,从事的其他职业有算卦、妖术,他们可能是吉卜赛人的一个分支,或是一个以乞讨为生的群体。“艾努”是他们的自称,其意为“穷人”、“乞丐”、“知识渊博之人”、“毛拉”等,其矛盾之处在于,他们使用的语言是新波斯语,有别于吉卜赛人使用的阿拉伯语;第六,阿布达里人语言中的阿拉伯语词汇一部分是波斯语,另一部分来自民间,可能也保留有塞语、吐火罗语词汇;第七,与阿富汗西部达尔迪克语接近,阿布达里人语言的基础是现代波斯语,这反映在其传说当中,中世纪的波斯语与他们的宗教信仰有关,与土耳其底层所操语言接近。阿布达里人的语言是一个很年轻的语言。[21]

目前为止,艾努语被认为是起源于波斯语的词汇与维吾尔语语法相结合的混合语。但是,就谢依赫村收集到的资料来看,可以说艾努语与维吾尔标准方言在音位、形态、句子结构上是相同的,只是词汇有差异。在对艾努语特有的词语进行分析后,能明显地看出其与维吾尔语外来词具有共同的特征(不服从元音和谐,不具备功能词)。因此,艾努语与维吾尔标准方言之间的根本区别是艾努语采用了更多的外来语词汇(例如,艾努语的外来语词汇中有头、眼、手、去、来、取等基本词汇)。如果我们把艾努语作为一种秘密语言来考虑的话,或许可以认为,艾努语采用大量外来词的原因,是不想让局外人知道他们所说的话的意思。

我们所用来比较的只是维吾尔标准方言,如果再用喀什噶尔、疏勒土语进行比较的话,其差异可能会更为缩小。另外,给我们提供资料的当地人非常年轻,并接受过中等教育,他们的艾努语可能受维吾尔文学语言的直接影响。在从没有受过教育的人那里,或许会了解到有关艾努语的其他特征。

综上所述,与标准维吾尔语相比较,艾努语在音位、形态和句子结构等几方面都没有特殊之处,只是在词汇上有差异,这是我们此次调查研究工作所得出的结论。但是,艾努语所特有的这种词汇体系的形成问题尚未弄清,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22]

三、有关阿布达里人的传说

有两种关于阿布达里人的传说广泛传播于喀什与和田两地的阿布达里人中。生活在疏勒县谢依赫村的阿布达里人中流传着这样的传说:距今一千年前,阿布达里人由赛义德·吾布里·帕塔里·哈孜率领,从达合比德迁到喀什噶尔,参加了阿里阿尔斯兰汗发动的、针对和田异教徒的圣战。在一次战斗中赛义德身负重伤,由其七户亲信护送他回喀什噶尔,中途被一大河所阻,一行人准备做木筏以渡河,不料赛义德病重而亡,其随从只得就地埋葬了赛义德,因需守护坟地,一行人就此安家而居。当时,整个汗国忙于战争,无暇顾及这些人,他们不得不以乞讨为生。后来此地逐渐迁来自前线退下的伤兵,人口逐年增多。这里虽处河岸,但由于地势较高,无法利用河水务农(汗艾里克镇至今有古河道遗迹)。此后汗王造渠引水至此,此地被命名为“帕亚尼阿普”(意为“河的下游”),此渠亦命名为“汗渠”,今日的汗艾里克(汗渠)就由此而来。赛义德的随从每年做粥祭祀他的麻扎。后来许多维吾尔人迁到这里从事林果业,但依旧保留了“帕亚尼阿普”的原名。随着当地维吾尔人的增多,于是将维吾尔人聚居区命名为“大帕亚尼阿普”,赛义德后裔聚居区命名为“谢赫帕亚尼阿普”以示区别。“谢赫帕亚尼阿普”逐渐成为新的地名。

和田市肖尔巴克乡合尼村的阿布达里人也有类似的传说,这里有一个麻扎,阿布达里人聚居在它的周围。洛浦县布亚乡塔米格里村玉赛因·艾山老人有关其祖先的传说与上述传说稍有差异。据他讲,在喀喇汗朝时期,汗王由于受到和田异教徒的进攻而向阿巴斯王朝求援,汗王得到以帕塔里·哈孜为首的三千多名志愿者的援助。战争结束后,二千名志愿军返回,另一千人安居于此。他们虽是逊尼派穆斯林,但直到现在他们仍受周围居民的排挤,理由是他们被认为是“不承认阿里的人”。 据玉赛因·艾山说,他曾见过《帕塔里·哈孜传》一书,书中详细记载了这一段历史,他认为Tam eghil应该是Tamghil。就此还有一个传说:阿布达里人的祖先迁到这里后,一直生活在封闭状态中,不平等的待遇使他们对统治者心怀不满。在某个统治者时期(老人不愿对笔者透露这个人的名字,但肯定他是一个穆斯林),阿布达里人起而反抗,遭到镇压,许多人被杀,轻者脸上刺字发配他乡,被人们称为“脸上有字之人”。因此阿布达里人迁到此村,这里也被命名为“脸上刺字之地”,简称“塔米格里”。

至今民间有谚语云:塔米格里人话中有话。这也显示了阿布达里人内部存在自己的语言。从以上的传说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1.喀什、和田地区的阿布达里人是喀喇汗朝时期迁入西域的,是为参加圣战而来的;2.毫无疑问,他们的首领是帕塔里·哈孜,两地的传说都证明是同一个人率领他们而来;3.两地的阿布达里人没有引起执政者的重视,他们被驱赶至边远偏僻之地,生活在麻扎周围。

四、阿布达里人传统的谋生方式

割除男孩包皮,是大多数阿布达里男性谋生的手段。他们认为操持这一行业有两个原因,一是先知穆罕默德的“逊奈提”,二是为了谋生。割除男孩包皮是穆斯林的标志之一,一般在男孩5~7岁间。维吾尔男孩割除包皮一般由阿布达里人胜任,即使是在今天,虽然医院外科可以承担这一工作,但是在广大农村地区依然依靠传统的方法割除包皮。施行割除包皮手术的最佳时间是在春秋,和田地区的阿布达里人多选择在每年的1-4月份,喀什地区的英吉沙、莎车、麦盖提、叶城、泽普等县亦如此,伽师、疏勒、疏附、岳普湖、巴楚等地的阿布达里人则选择在秋季。阿布达里人在出外从事这一职业时,一般带上7岁以上的儿子同行,言传身教,以使他们掌握这一技能。

割除包皮的工具有土制剃须刀,专门用于割除包皮,常磨制以使它保持锋利;竹叉,竹或芦苇制,直径1.5-2厘米,长15厘米,端口开叉,竹叉尾部系上一段长20厘米的绵绳以联结“乌克”(oq);“乌克”由杏木或红柳木制成,长6厘米,其作用是竹叉端口开叉时插入,待夹住包皮后抽出;棉花,抓一把新弹制的棉花,用火烧,待棉花烧至一半时用碗罩住,外围放土以防碗内棉烟外漏,这种棉花的作用是止血。

割除包皮的程序如下:要割除包皮的男孩在大小便后,男孩的叔叔或其他亲友不得离开男孩左右,割礼师准备就绪后,口念“以仁慈的真主的名义”后割除包皮,用烧过的绵灰包住即完毕。在割除包皮前,先说一些安慰男孩的话,诸如“今年不割了,来年再割,今天我只是用这个竹子量一下”等,以消除男孩的紧张情绪。若男孩因紧张而哭,则将熟鸡蛋放入小孩口中。熟练的割礼师一般在一二分钟即完成手术。小孩的母亲及其他妇女要回避,因为她们听到男孩的哭声被认为是不吉利的。切割下来的包皮要藏在墙洞中。前来参加这个仪式的众亲友赠给男孩礼物,多送不等的钱物,主人则赠割礼师钱、衣服、布料等谢礼。若此手术成功,男孩一般在一星期后康复,一个月后家人为其举行割礼以示庆祝。

行乞,也是阿布达里人的另一种传统谋生方式,其渊源如今已无从考究。与其他行乞人不同的是,阿布达里人一般是季节性到外地行乞,时间是夏秋两季(夏收、秋收以前),阿布达里人乘马或马车收“卡皮散”(当地维吾尔人在夏收、秋收之季,留10-15公斤的收成作为“卡皮散”施舍给阿布达里人。当地维吾尔农民认为,阿布达里人作为伊斯兰教苦行僧,每年赠予他们“卡皮散”,有积德行善、保障来年丰收之意)。若“卡皮散”的量少了,则会引起阿布达里人的不满,所以当地人讽刺地说,留给阿布达里人的“卡皮散”,他们还会问你的秤是否准确。阿布达里人在收“卡皮散”的同时,随身携带梳子、针线等小商品,在广大农牧区兜售。在民间广泛流传着“不会行乞的阿布达里人是个没有手艺之人”的说法,如他没有这种“手艺” 就根本娶不上老婆。阿布达里人去外地行乞有固定的落脚点,这些落脚点一般8-10年轮换一次,有些则固定不变。所有的阿布达里男子都必须从事行乞。随着社会的发展,阿布达里人中的国家工作人员已丢弃了这一职业。

售卖草药是阿布达里人的另一种职业,行医也包括其中。通过把脉为病人配制各种草药,这是根据病人的“气质”而定。售卖草药是阿布达里人在行乞之外的时间中所从事的职业之一,在男子出外行乞时由女人代替他们售卖草药。在男子季节性行乞期间,他们会带上各种蔬菜种子卖给当地的维吾尔农民,这些种子是他们从别处批发而来的。这个职业对有些家庭来说由来已久,以至于这些家庭以此为绰号,如赛买提吾鲁克(种子)、赛义提吾鲁克(种子)等,其子女亦如此。

五、阿布达里人的风俗习惯

“怪地不怪天”是阿布达里人的人生哲学。在长达数个世纪的封闭生存状态下,又受到周邻的排挤,阿布达里人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最典型的表现形式是他们对生活充满信心,乡土观念淡薄,认为生命的珍贵超越乡土观念,忌讳自杀。若对居地不满,阿布达里人就在门前埋下高粱杆或以骆驼刺围成栅栏,随即弃乡而去,也有部分阿布达里人返回故里。他们的部落观念很强,季节性出外谋生,他们中的长老对外保密,凝聚力很强,长老掌控一切,厌烦束缚。一旦有外人进入他们的聚落,阿布达里人就会迅速躲藏起来。所以此类聚落,村长必须是阿布达里人,否则就无法开展工作。

阿布达里人比较服从长老的意愿,大小事宜都请教长老,婚丧嫁娶、出门远行以及与陌生人的关系交涉等,必须征得长老同意;得罪长老,将遭众人谴责;与外人交往注意保密,不征得长老同意不能与外人通报情况;忌揭短,对人格尊严集体维护,尤其是对污蔑阿布达里人的言行公开集体抗议;不善耕作,也不喜欢这个行业;邻里相助之风盛行;对外人不管不问,若陌生人到帕依那普,阿布达里人在不明其来意之前漠视对方,小孩们惊讶地对陌生人说:“哎!奇克来!”(wai qirkey,意为“你这个傻瓜,来此何干?”)

饮食习惯方面,阿布达里人与当地维吾尔人无差异,和田阿布达里人特别喜欢吃羊杂碎,当地有谚云:塔米格里人不看肉架的肉而看羊皮里的杂碎。据他们解释,这是由于过去阿布达里人贫困吃不起羊肉而以杂碎替代补充营养,况且他们游动的职业也需要好的身体,他们认为杂碎是补充其营养的理想食品,进餐时忌讳男女同餐,女人回避至厨房用餐。食品种类与当地人没有区别。

阿布达里人的婚礼习俗独特,不与当地人通婚,理由是女儿嫁到别处,不论幸福与否,当地人的某些语言会伤害她们的感情。例如,当地人在驱赶诸如鸡、猫、狗时会有意无意地说:去,你这个要饭的鸡(猫、狗)!诸如此类的口头禅,会使这个女孩认为这是在骂她(因为当地人蔑称阿布达里人是乞丐),由此家庭纠纷增多。本人认为这只是问题的一面,主要的考虑可能是保持群体血统的纯洁性。

从前,阿布达里人男女结婚前必须由长老为女孩把脉,以确定她是否忠贞或婚后能否生育,若确定她不够忠贞或无生育的能力,那将是奇耻大辱。他们的生育观念很强。

阿布达里人的订亲习惯也与当地人有所不同,不论女方经济状况如何,媒人只带四个馕的彩礼。婚礼当天,接受完客人的礼物方开始宴席,接亲时不会让新娘从火上跃过。新婚当晚,女方五六个妇女去新房,但新娘的嫂子不会留下来,她会和前来的妇女们一道回去。不与外地人通婚,但不包括外地的阿布达里人。

阿布达里人的丧葬习俗是按照伊斯兰传统进行的。与当地人不同的是,和田的阿布达里人在按照伊斯兰教规清洗完尸体后,男子由其父亲、女子由其母亲再察看一遍尸体后方可下葬,一个月之内陌生男子不得入此屋。

阿布达里人在服饰方面有自己的特色。男子多着长“切克曼”(袷袢或短大衣),出外打工谋生时,喜戴“库拉”(高帽)、撒里瓦吐玛克(长毛皮帽子),穿条纹状“切克曼”(袷袢),衣料为特制土布,撒里瓦吐玛克帽檐较其他帽檐宽。女着长裙,外穿大衣,戴长花头巾。过去男子喜留长发、多须,年青人亦如此,现在情况已经有所改变。随着时代变化,其服饰亦开始与时俱进,年青人中也开始流行现代服饰。

(本文是笔者承担的新疆社会科学院2004年度课题资助项目的结项报告,发表时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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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因在疏勒县境内阿布达里人集中生活的村子叫谢依赫村,林切、沙比提·肉孜、塔依尔江、王建新等人编的《谢依赫勒词汇》一书中也引用了这一名称。

[2]穆塔里甫·斯迪克:《谢依赫人与帕奇依木麻扎》,《新疆师范大学学报》(维文版)1988年3期,90-91页。

[3]阿布来提·阿巴斯:《谢赫人的族源问题研究》,《新疆社会科学研究》(维文版)1997年3期,76页。

[4]赵相如、阿西木·吐尔地:《新疆艾努人的语言》,《语言研究》1982年1期。

[5]赵相如、阿西木·吐尔地:《艾努语和艾努语中的数词》,《新疆大学学报》(维文版)1985年1期。

[6]林切、沙比提·肉孜、塔依尔江、王建新:《谢依赫勒词汇》(英汉对照),京都大学文学部语言学研究室,京都大学出版社,1999年。

[7]牛汝极:《阿尔泰文明与人文西域》,新疆大学出版社,2003年,33页。

[8]《维吾尔语详解辞典》,民族出版社,1990年,1页。

[9]毛拉·穆沙:《安宁史》(维文版),新疆人民出版社,1988年,359~360页。

[10]《神学百科全书》,《Abdals》by Micha F.Lindemans,1995-2004。

[11]M·B·穆提维斯:《追求者的不同状态》,1980, www.meher.info

[12]阿合默德·卡拉穆西塔帕:《真主难以控制之友——伊斯兰后中时期的得尔卫希组织》,1994年。

[13]艾里·吐兰·古丽奇切克:《阿布达里人》,土耳其文,www.hbektas.gazi.edu.tr

[14]拉德斯塔特、提特孜:《新疆的阿布达里人》, Österreich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Wien 1994,P90。

[15]B.A.李特文斯基:《中亚文明史》卷三,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3年汉文版,107页。

[16]在新疆的阿布达里人都集中在某一个较偏僻的乡村,围绕一座麻扎而定居的。谢依赫村现在的名称与该村中间的一座麻扎和该麻扎的谢赫有关。“谢依赫”是苏非术语“谢赫”在维吾尔语中的全称。据苏非惯例,哈纳卡是苏非们集中进行精神功修的地方,成员彼此之间联系十分密切。哈纳卡还附属一些陵墓,最初可能只是该哈纳卡建立者的陵墓。一些著名苏非或导师过世后,一般也埋在他所处的哈纳卡周围。哈纳卡的经济来源主要是其产业收入、信徒的馈赠和奉献以及苏非出外乞讨而得的收入。谢依赫勒村阿布达里人的传奇人物“吾布里·帕塔力·阿孜”就埋葬在此地,该村的麻扎便以他的名字命名。和田阿布达里人的情况也是如此。

[17]F.Grenard:Le Turkestan et le Tibet,E tudeethnographique et sociologique, Leroux, Paris 1898.

[18]P.Pelliot:Les Abdal de Painap,in Journal asiatique Dixieme Serie, P115 tom.9,1907.

[19]Albert Von Lecoq:Die Abdal,in: Baessler-Archiv,Band 2, Leipzig/Berlin,P221,1912.

[20]Hilden,Kaarlo: The Abdals in Eastern Turkestan from an Anthropoligical poit of view,in: Journal of Royal Central Asian Society,vol 36,1949,P72-77.

[21]拉德斯塔特、提特孜:《新疆的阿布达里人》, Österreich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Wien 1994,P90-91。

[22]林切、沙比提·肉孜、塔依尔江、王建新:《谢依赫勒词汇》,55~56页。
 
 

天山南部的阿布达里聚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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