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妃”的传说

2009-06-01 21:08:33 作者：Hidayätullah 维吾尔在线 浏览次数：0 网友评论 0 条 [评论][去论坛交流]

当我们顺着城墙与宫墙向西边和南边走过时，在西南角附近，我们看到了一座乾隆为穆斯林们所建的清真寺，他们是在他征服东突厥斯坦后被迁到这来的

“香妃”的传说

——大小和卓木政权灭亡后被迁居北京的维吾尔人的历史记忆

 

乾隆二十四年（1759），清廷的中亚远征军于天山（tängri tağ）以北再次击败准噶尔蒙古诸部后，继而又攻灭塔里木地区企图借机摆脱外来势力控制的大小和卓木政权。与此同时，以被俘的和卓木家族成员为主的部分维吾尔人被分批次由塔里木诸城迁往北京，随后被编入蒙古正白旗内，设为一个佐领。无论在维吾尔民族的历史、中亚历史，抑或清史与中国史上这都是一起重大并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但谁能想到，与此事在人们的记忆中的渐渐远去相反，这些被迁往北京的维吾尔人中一位美丽女子的经历后来竟以传说的形式流传了下来，并在清亡后被传遍了中国，而这位女子就是“香妃”。

一、“香妃”传说的源流

“香妃”传说的广为流传始于清末。一位因遍体生香而被称作“香妃”的美丽的维吾尔女子因战败被俘，被大臣送到北京献给乾隆皇帝。乾隆皇帝对她十分宠爱、百般讨好，甚至为她迁来大批维吾尔人住在皇宫外她每天都可以看到的地方。但她却以死抗争，最后被太后趁皇帝外出之时将其处死——是这个传说诸多版本中的基本情节。迄今，笔者所见对这一传说的最早记述出自1827年于伦敦出版的Travels of the Russian Mission Through Mongolia to China, and Residence in Peking, in the Years 1820-1821一书中：

“As we went along past the walls of the city and of the palace, to the south and the west, we saw, near the south west angle, a mosque built by Kien long for the Mahometans, whom he brought hither after the conquest of eastern Turkestan. When we pass into a street near the mosque and the houses of the Turkestans, we come to the wall of the great garden of the palace. Here we see the roofs of the dwellings or the summer houses, and the top of an artificial hill planted with juniper trees. In the garden and directly opposite the mosque, is a very large summer-house, built by Kien long for the use of his third wife, a princess of Turkestan, who went to it for the purpose of prayer. This marriage was a measure of policy on the part of the Mantchoo court, with a view of more closely attaching the conquered nations to its dominion.”

译文：“当我们顺着城墙与宫墙向西边和南边走过时，在西南角附近，我们看到了一座乾隆为穆斯林们所建的清真寺，他们是在他征服东突厥斯坦后被迁到这来的。当我们走入一条靠近那座清真寺和那些突厥斯坦人房屋的街道时，我们来到了皇宫大花园的墙边。在这我们看到了水榭或是凉亭的屋顶，以及种植着柏树的假山的顶端。在那个花园里正对着清真寺，是一个非常大的凉亭，是乾隆为他的第三个妻子——突厥斯坦的一位公主礼拜用而建造的。这桩婚姻属于满洲宫廷策略的一个手段，以期将被征服国家更紧密的维系在其统治之下。”

1866年出版于香港的Notes for tourists in the north of China 一书中对此有了更详细些的描述：

“Near the south-western angle of the Imperial City stands the Mahommedan mosque, and a large number of Turks live in its vicinity, whose ancestors were brought from Turkestan about a century ago; ……The reason of its erection as given by Chinese historians is as follows. The Emperor Chien Lung had a favourite wife that had been presented to him as tribute by one of the Arabian Princes who at that time maintained a nominal subjection to the Chinese Emperor. After a few years home sickness began to prey upon her, and aware as she was that a return to her native country was impossible (as Chinese law forbade it) she prayed the Emperor to devise some means to recall some of the home scenes associated with her youth by building a mosque which should be visible to her from the palace walls when inclined to look abroad. The Emperor complied with her wishes and hence the appearance of a Moorish building within the walls of Peking.”

译文：“靠近皇城的西南角，坐落着穆斯林清真寺，在那周围生活着很多突厥人，他们的祖先是大约一个世纪前从突厥斯坦被迁来的。……以下是由中国史家们所给出的其建立的由来：乾隆皇帝有个宠爱的妻子，是当时保持着对中国皇帝名义上臣服的阿拉伯王公们中的一个所献给他的贡物。数年后她开始被思乡之情所困扰，加之她意识到回到祖国的不可能（为中国法律所禁止），她恳求皇帝设法建造一座让她在宫墙之内就能眺望得到的清真寺以使她回忆起与她年少时有关的乡景。皇帝满足了她的愿望，从此北京的城墙之内便出现了一座摩尔式的建筑。”

而笔者在汉文中找到的对这一传说的最早记载则见于光绪十六年（1890）刊本的《湘绮楼文集》之中：

孝圣宪皇后，纯皇帝之母也。……及为太后，约皇帝以礼，率六宫以慈，福寿仁贤，形于四海。准回之平也，有女籍于宫中，生有美色，专得上宠，号曰“回妃”。然准女怀其家国，恨于亡破，阴怀逆志，因侍寝而惊宫御者数矣。诘问，具对以必死报父母之仇。上益壮悲其志，思以恩养之。太后知焉，每召回女，上辄左右之。会郊祭斋宿，子夜驾出。太后乘平辇直至上宫，入便闭门，宦侍奔告，上遽命驾还，叩门不得入。以额触扉，臣御号泣，闻于内外。太后当门坐，促召回女，绞而杀之，待其气绝，抚之已冷，乃启门。上入号泣，俄而大寤，顿首太后前。太后亦持上流涕。左右莫不感动泣下，海内闻者皆叹息，相谓天子有圣母也。静而有化，而强于教诲。诗曰：“君子万年，景命有仆。”此之谓也。

这三段记述共同构成了后来各种汉文书籍中所载“香妃”传说的主要情节，但与后来广为流传的几个版本的最大不同之处就是传说中主人公的名字还没有被称作“香妃”。以上的三段记载显然可被视为这一传说被记录下来的较早期的版本。而“香妃”这一固定称谓正式出现在出版物中还是在清亡后。如民国二年（1913）印行的《满清外史》：

初，回部某王妃，貌艳丽，且生而体有异香，不假熏沐。回人号之曰香妃……迨回疆既平，兆惠果生得香妃，欲致之京师，先密奏，弘历闻之大喜，命沿途官吏妥为视护，毋使损颜色。既至，处之西内。香妃意色泰然。若不知有亡国之恨。及弘历至，则凛若冰霜。与之语，百问不一答。无已，令宫人善言词者喻以指，香妃袖出白刃欲自诛。宫人大惊，呼其侣至，欲共劫而夺之。香妃笑谓宫人曰：“汝无然。吾裼衣中有如此刃者数十，安能尽取而夺之乎？且汝苟逼吾，吾先饮刃，汝其奈吾何！”弘历亦无可如何，但时时幸其宫中，坐少选即出，犹冀其久而志可改也。令诸侍逻守之。已而闻其思故乡风物也，则于所居之楼外建市肆庐舍礼拜堂，具如西域式，以媚之。时弘历母钮祜禄氏年已高，微闻其事，数戒弘历毋往，且曰：“彼即不肯自屈，非杀之，则归之耳。”弘历犹豫不忍舍。如是者数年。会长至将祀圜丘，弘历先期赴斋宫。钮祜禄氏知之，令宫人召香妃诣慈宁宫详问之，则立志颇坚，万不能夺。乃由宫人引入旁室缢杀之。是时弘历在斋宫，已闻报，仓皇命驾归。则香妃已死矣。为之不怡者累日。

又，民国四年（1915）印行的《清朝全史》：

回部之王妃某有国色，为土耳其人。生而体有异香，不假熏沐，国人号为香妃……回疆既平，兆惠果生得香妃。先以密疏奏闻，帝大喜。命沿途地方官护视其起居，盖虑跋涉风霜，损其颜色，而减其美丽也。既至，居于宫禁之西南。香妃在宫中，意色泰然，似不知有亡国恨者，惟见帝至，则凛然若冰霜。与之语，百问不一答，无已，使宫女之巧于辞令者，传知其意。妃慨然出袖中白刃示之曰：“死志久决矣。虽然不效儿女子之碌碌徒死，必欲得一当以报故主耳，帝若强逼妾，妾请遂其志矣。”闻者大惊，诡夺其刃。妃笑而言曰：“妾裼衣之中，尚有数十利刃，且汝辈若强犯妾，妾将先饮刃。汝辈其奈之何。”宫人具以语帝，帝亦无如何也。但时幸其宫，少坐即复出，使诸侍者日夜逻守之。妃既不得遂所愿，且至北京已久，甚思故乡风物，乃时潸然泣下。帝闻之，乃于妃所居之楼外西苑中，设回式之街市、住宅与礼拜堂，以悦其意；一说，妃侍帝寝时，数惊近御，意香妃复仇志切，不使帝得犯之也。

至此，“香妃”传说的基本母题都已出现，故事情节也已经丰满了起来。也是差不多从此开始，有人将“香妃”这一称谓与早在光绪元年（1875）刊行的《西疆杂述诗》之中就已出现的“香娘娘”这一称谓相比对了起来。该书中对这位“香娘娘”是这样描述的：

香娘娘庙，在喀什噶尔回城北四五里许，庙形四方，上覆绿瓷瓦，中空而顶圆，无像设，惟墓在焉……香娘娘，乾隆间喀什噶尔人，降生不凡，体有香气，性真笃，因恋母，归没于母家。

文中所谓的“香娘娘”这一称谓的来源至今尚无定论，情节也不知所本。但文中所提到的“香娘娘庙”无疑便是和卓木家族在喀什的家族墓地——阿帕克和卓木陵（Affaq Khojam Mazari）。既然人们都将这位“香娘娘”与传说中的“香妃”联系了起来，那么下面就让我们来看一看当代人所记录的维吾尔语的“香妃”传说的大致内容：

以前，在维吾尔人内部发生的战争中，香妃（Iparkhan）的家族在中国皇帝帮助下取得了胜利。于是作为报答，将香妃当作礼物送给了中国皇帝。这一年她22岁。她之所以被称“香妃”为是因为她身上有股浓浓的香气，而这是由于她从小爱吃沙枣和爱戴沙枣花的缘故。在前往北京之前，她提出了三个条件：一、要在北京为她建造维吾尔—伊斯兰风格的房屋来居住；二、她要将自己的哥哥图迪公（Turdi gong）一并带到北京去陪伴她；三、她死后要回到家乡喀什噶尔埋葬。中国皇帝答应了这些要求，于是香妃来到了北京。但她在北京日夜思念家乡，闷闷不乐。七年后，她的哥哥病逝，她也因过度悲痛于不久后去世，时年29岁。她死后，由他哥哥的汉族妻子苏黛香（Dilšad）护送回喀什噶尔，和哥哥一起埋在家族的墓地里。

除了这个版本外，在维吾尔文史书Tarikh-i-Hämidiy（《伊米德史》）中也记载了一段显然与这位生活在北京的皇妃有某种关联的传说：

Älqissä, bir munčä išänčilik adäm ning arq-arqqi din bärgän nurğun khäwär wä riwayätliri gä qariğan da, burunqi zaman da, yäni fäğfurčini bu yättä šähär ni täsärruf qilğan čağ da,jamali jahan ara aptap nuridäk wä tängdiši yoq yäkkä göhärdäk on alttä yašliq bir qiz mänsäpdarlar ning näziri gä čüšüp qaptu. Ular “Uluğ khan ğa bu ning din artuq arzu qilğudäk mähbup soğa-salam wä töhpä bolmas” däp, fäğfurčini ning khizmätliri gä tartuq wä töhpä qilip élip barğan igän. Ämma bir küni khan bu qiz turğan hujri ğa kirsä. U ning yiğlap olturğanliqi ni körüp khiyal qilip yär yüzi dä män din čong uluğ khan bolmisa, nimä üčün yiğlaydu, bu ni sorap rasti ni biläy däp qiz ğa soal qoyğan da, qiz söz tapalmay, “Méning yurtum da miwilik bir däräkh bar. U ning miwisi altun din, yopurmaqliri kümüš tin, yilimi ätir din idi. Šu yadim ğa kélip yiğlaymän” däptu. khan yarliq qilip, “Üčturpan da mudaq bir däräkh bar imiš, u tézlik bilän yätküzüp kélinsun, bu däräkh méning bağčilirim ğa layiq igän” däp yarliq bériptu.

译文：话说，在审视人们之间流传的许多信息与传说时有这样一件可靠的事，在以前的时代，也就是在中国皇帝掌管了这“七城”的时候，其容貌如世间的阳光以及无与伦比的珍宝一般的一位16岁的姑娘落入了官员们的视线。他们觉得“向大皇帝致敬和贡献没有比她更为称心的意中人了”，便将她作为礼物和贡品送去献给中国皇帝。然而有一天汗进到她住的卧室，看到她坐在那里哭，就想，地面之上又没有比我更强大的皇帝，她为什么哭，我要问出这个真实的原因来知道一下而向姑娘问时，姑娘找不到说辞，称：“在我的家乡有一种果树。它的果实是金的，叶子是银的，树汁是香的。想到这些我就哭了。”于是皇帝传旨：“乌什有那么一种树，将它尽快送来，那种树与我的园林是相称的。”

这段记载与“香妃”传说的其它版本有较大差异，且并未明确将那位姑娘称为“香妃”。但是从上下文来看，在文中引用这则传说是为了讲述引起“乌什（uš）起义”的原因，而在“乌什起义”爆发前“掌管了这‘七城’”的“中国皇帝”只能是清高宗。而传说中发生的事情的时段也只能是满洲人首次将势力扩张至塔里木地区、攻灭大小和卓木政权的乾隆二十四年（1759）后至“乌什起义”爆发前的乾隆三十年（1765）之间，这正与各种汉文“香妃”传说中所传述的时代相符。

其次，按照书中那位姑娘所描述的特征来看，她家乡的那种树就是塔里木地区常见的沙枣树（jigdä）。而“乌什起义”的导火索确就是办送“沙枣树科”。关于办送“沙枣树科”一事的种种疑点，纪大椿先生曾有精辟的论述。塔里木诸城都有沙枣树，为什么只从乌什办送？此其一；一般科派的物品都为羊只、白面或是其他特产，为什么、又为了谁要运沙枣树（而不是沙枣）？此其二；其它特产都是常年科派，为什么沙枣树仅此一次？此其三；起义爆发之初，清高宗就责怪当地官吏征发的人太多。他又从谁哪里知道运送沙枣树用不了200多人这一事实？此其四；清高宗在攻下乌什之后下令屠城——这与五年前清军初到塔里木地区时的稳重态度大相径庭，这又是出于什么原因？此其五。无疑，在力图解开以上种种疑点的各类推测中，近一个世纪前由该书作者Molla Musa Sayramiy所传述的这个信息最应得到重视。加之考虑到他本人严谨的治史态度，可以说，这则史料中包含的信息有较高的可信度。

第三，虽然文中没有出现与“香妃”这一称号类似的名字，可传说中的那位姑娘在描述她家乡的那种树时也提到了“它的……树汁是香的”。可能由于中间环节的缺失，我们还无法了解这二者间存在何种的内在联系，但这恐怕也不能被视为巧合。正是基于以上的一些认识，笔者仍将其转录于此，以备一说。

以下是笔者搜寻并归纳的各文种各版本的“香妃”传说。

［关于“香妃”传说诸版本主要情节一览表］

出处	Travels of the Russian Mission Through Mongolia to China, and Residence in Peking, in the Years 1820-1821	Notes for tourists in the north of China	《湘绮楼文集》	Tarikh-i-Hämidiy
成书时间	1827	1866	1890	1908
文种	英	英	汉	维
流传地区	北京	北京	北京	塔里木地区
称号	乾隆的第三个妻子	——	回妃	——
身世	突厥斯坦的公主		回王女	——
进宫时间	征服东突厥斯坦后	——	准回之平	中国皇帝占领“七城”时，时年16岁
进宫原因	满洲宫廷维系与被征服民族关系	名义上臣服中国的阿拉伯王公的贡品	战败被掳	官员们送给中国皇帝的致敬的礼物
居所	皇宫花园墙边的大凉亭	——	——	——
进宫态度	——	思乡	阴怀逆志，因侍寝数惊宫御	哭泣，想念家乡
皇帝态度	——	宠爱	宠，思以恩养之	——
皇帝示宠	为她礼拜建造了宫墙内的大凉亭	满足了她在宫内就能眺望到清真寺以使她回忆年少时乡景的愿望	——	将其家乡之树运来以慰其思乡之情
结局	——	——	被太后绞杀

续表一

出处	《满清外史》	《清朝全史》	《清宫遗闻》	《清宫遗闻》
成书时间	1913	1915	1915
文种	汉	日译汉	汉
流传地区	北京	北京	北京
称号	香妃	香妃（某）	香妃（某氏）	妃（后封）
身世	回部某王妃	回部之王妃	回部王妃	霍集占之妻
进宫时间	回疆既平	回疆既平		回疆霍集占之灭
进宫原因	战败被掳	战败被掳	战败被掳	战败被俘
居所	西内	宫禁之西南	西内	宝月楼
进宫态度	凛若冰霜，欲自诛	凛然若冰霜，百问不一答，袖出白刃；侍寝时数惊近御。思故乡风物，乃时潸然泣下	凛如霜雪，百问不一答，袖出白刃，思自戕。思故乡风物，辄潸然泣下	思乡井，辄郁郁不乐
皇帝态度	冀其久而志可改	——	冀其久而复仇之意渐怠	——
皇帝示宠	于所居之楼外建市肆、庐舍、礼拜堂，具如西域式	于妃所居楼外西苑中设回式之街市、住宅与礼拜堂	于西苑中妃所居楼外建市肆、室庐、礼拜堂，具如西域式	在皇城外建回回营，周二里，一切居庐用俗皆使回人为之，特编二牛录以统其众。在皇城海内建宝月楼，为妃之梳妆楼，高耸墙外，俾得望见回回营以其慰思乡之念
结局	被太后缢杀	被太后绞杀	被太后缢杀，以妃礼葬之	——

续表二

出处	《清史纪事本末》	《清史通俗演义》	《清稗类钞》	《清宫历史演义》
成书时间	1915	1916	1916	1924
文种	汉	汉	汉	汉
流传地区	北京	北京	北京	北京
称号	香妃	香妃	香妃	香妃	贵妃（后封为）
身世	霍集占妃	小和卓木妃	回王某妃	王妃	霍集占之妻
进宫时间	——	乾隆二十五年二月	乙卯，回疆平	平回部时	香妃死后
进宫原因	战败被掳	战败被俘	战败被掳	战败被掳	战败被俘
居所	西内，为建香妃楼	西苑中一所寝宫	西苑（初与银妃同宫）	西内	宝月楼
进宫态度	不为屈，欲得当，以报故主	国破君亡，情愿一死，泪洒深宫	百问不一答，欲自戕	凛若冰霜，总是不理，袖出利刀，思念故乡风物，以至潸然泣下	思念乡井，郁郁不乐
皇帝态度	——	百计劝诱	冀其久而复仇之意渐怠	——	十分宠爱
皇帝示宠	楼外肆市、室庐、礼拜堂具如西域式，	在西苑造起回式房屋，并筑回式礼拜堂	于其所居楼外仿西域式建清真寺及市肆，使如见故土	于西苑之中建造市肆、室庐以及礼拜堂等，类如西域的式样一般	在皇城外建筑一座回回营，周围宽广二里有余，营中一切居庐服用皆从回人风俗，其间居民悉令回人充之，特编两佐领以统其众。在皇城海内造一座极高的楼，命名曰宝月楼，作为贵妃梳妆之地，使她望见回回营，以慰思乡之念
结局	被太后缢杀	太后赐其自尽	被太后赐死，以妃礼葬之	被太后赐死，以妃礼葬之	——

续表三

出处	《清宫十三朝演义》		《清代通史》	民间传说
成书时间	1925		1927	——
文种	汉		汉	维
流传地区	北京		北京	塔里木地区
称号	香妃	回妃（后封）	香妃（某氏）	Iparhan
身世	大和卓木之妃	霍集占之妻	小和卓木妃	图迪公之妹
进宫时间	平回部时	香妃死后第二年	回疆既平	其家族受到满洲人帮助赢得一场战争的胜利后，时年22岁
进宫原因	战败被俘	战败被俘	战败被掳	答谢满洲皇帝对其家族在战争中的支持
居所	西内	宝月楼（初留于景仁宫）	宫禁之西南	——
进宫态度	铁板着面孔，不言不笑，拔尖刀，割己之臂，哭着嚷着要回家乡去	称生长回部，不惯清室的起居；有时起了家乡之念，不觉淌下眼泪；回嗔作喜，调笑取乐	凛若霜雪，百问不一答，袖出白刃，思自戕。思故乡风物，辄潸然泣下	日夜思念家乡、闷闷不乐
皇帝态度	——	宠爱	冀其久而复仇之意渐怠	——
皇帝示宠	吩咐内务府在其住的楼外空地上，连日连夜赶造回部的街市和会回营、回回教堂，又弄了许多回人，在街市上做买卖，跑来跑去，和回部的风俗一思不差	命内务府在皇城海内造一座宝月楼，楼上造一座妆台，屋子里床帐帷幕，都从回部办来，壁上满画着回部的风景；皇城外周围二里地方，造着回回营	于西苑中妃所居楼外建市肆、室庐、礼拜堂，具如西域式	建造了伊斯兰风格的房屋令其居住；同意其兄同赴北京；同意其死后迁葬家乡
结局	被太后谕旨勒死，葬于南下洼陶然亭东北角“香冢”	——	被太后缢杀，以妃祀葬之	进宫7年后因其兄去世，悲痛而死，迁葬喀什噶尔家族墓地

由上表可以看出，从作为汉文中最早出现“香妃”这一名称的两个版本《满清稗史》与《清朝全史》基本相似的情节来看，二者显然有一个共同的来源，即《湘绮楼文集》。二者只是较之详尽了许多，且吸收了此前英文版本中对清真寺等建筑的记述，并改变了原来文中的立意，将“香妃”由原来故事中的一个配角变为了这个传说中的中心人物。而其它大多数汉文版本也都承自这两个版本，除了故事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的被细节化以外，在主要情节上始终并没有多大的差别。

在1924年后的三个版本中，出现了一种与原来流传的主要情节迥异的变体，其中除“香妃”之外，还出现了一个被认为是小和卓木霍集占（Khoja Jahan Khojam）之妻的女子。她在“香妃”被太后赐死之后被乾隆皇帝纳入宫中，册封为妃。但此一版本传说的情节还不清楚其所本为何。

与《湘绮楼文集》写作时间相前后的Tarikh-i-Hämidiy中所载的传说前面已做了分析，这里不再赘述。另一类的维吾尔文传说由于未对大量民间传说进行搜集与整理，只是将几则笔者得到的口述加以综合，所以也无法进一步分析，只能暂单独归为一类。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类传说与英文的版本之间较之与汉文版本之间相似之处更多。

那么，现在我们就有了四类不同的“香妃”传说，维吾尔文、汉文、英文各有所本。而在各种传说之间除故事情节之外，还有另一个明显的不同之处——那就是“香妃”的身世。这一差异不仅存在于各类传说间，在同一类传说的不同版本之间对“香妃”身世的描述也多有不同：在各早期版本中，都只称其为“his third wife, a princess of Turkestan”、“a favourite wife that had been presented to him as tribute by one of the Arabian Princes who at that time maintained a nominal subjection to the Chinese Emperor”、“回部某王妃”。而至《清史纪事本末》、《清宫历史演义》、《清史通俗演义》、《清代通史》、《清朝野史大观》等书中，则进一步明确指出：“香妃”“是小和卓木霍集占的妃子”。与此不同，《清宫十三朝演义》则称：“香妃”是大和卓木的妃子。而有趣的是：在身世问题上，维吾尔文诸古籍版本中，这位被送到北京去的女子只不过是作为礼物的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而已；而在现今维吾尔文的诸版本中，这位美丽女子与和卓木家族中的阿帕克系（Affaqiyä）和卓木之间的渊源关系则成了强调的重点，而对汉文传说中津津乐道的其与大小和卓木之间的关系却只字未提。而在各版本的传说中，第一种说法流传较广。包括美国出版的《中国清代名人传略》和日本出版的《亚细亚历史事典》以及根据“香妃”传说改编的京剧、话剧等均沿袭此说。这就使“香妃”本已不甚清晰的身世问题更陷入了谜团。

随着清末以来“香妃”的传说在民间越来越广泛的传播，这个凄美故事中的美丽女子引起了世人的极大关注，甚至连书斋内的学者也对“香妃”产生了兴趣，并在《清史稿》中找到了这样一条记载：

又有容妃，和卓氏，回部台吉和扎赉女。初入宫，号贵人，累进为妃。薨。

此外，在早于《清史稿》5年成稿的《清皇室四谱》中的记载较此又稍为详细：

容妃，和卓氏台吉和扎麦女，初入宫赐号为贵人，乾隆二十七年以克襄内职册封容嫔，三十三年十月晋容妃，五十三年戊申四月十九日卒。

由于以上的记载，汉族学者们倾向于将这位同是维吾尔人的容妃与传说中的“香妃”比定为一人。那么，这位容妃就是传说中的“香妃”吗？

二、容妃非“香妃”辨：以新史料考容妃身世

对容妃即“香妃”这一观点追根溯源，北大教授孟森的《香妃考实》一文可谓其发轫。此后的汉族学者也大多从此观点，并通过对容妃身世的考证来试图对此加以证明。现就将笔者所见有关于此的观点与其论证过程做一归纳总结，基本上有以下三类最具代表性：

第一种：孟说。

孟森教授在其《香妃考实》一文中虽没有明确指出“香妃”就是容妃。但他在行文之间分明已将容妃即看作“香妃”。其根据大致是两点：

1. “香妃”为回女，而清高宗也确有一位回妃——容妃；

2. 有人曾赴清东陵瞻仰，“至一处，守者谓即香妃冢。据标题则容妃园寝也。”

在容妃的身世问题上，他也并未深究，只是从字面上推测其为大小和卓木之妹或大小和卓木之女。

第二种：纪说。

纪大椿先生也持容妃即“香妃”的观点。但他在这个问题上没有进行论证，便在文章的一开始直接写道：“清朝乾隆帝有一个妃子是新疆维吾尔族人，在宫中的正式名字叫做‘容妃’……人们通常说的香妃，就是她。”然后便转入了对容妃身世的探讨。在这个过程中他又从流传在塔里木地区的“香妃”传说入手，将传说中的“香妃”之兄——“图迪公”与大小和卓木政权灭亡后被迁居北京并受封公爵的一位和卓木家族成员图尔都和卓（Turdu Khojam）勘为一人。进而又凭《清史稿》中的“回部台吉和扎赉女”一句，以及清末返回喀什噶尔（Kašğär）的迁京维吾尔人的后裔所出示的一份有关“香妃”的家谱中的记载认为容妃为图尔都和卓之堂妹，其父为受封三等台吉的帕尔萨（Farsa Khojam）。并认为她是“随父兄进京入宫为妃的”。之后他又依据Tarikh-i-Hämidiy中所载的那个传说，对“香妃”这一名称的由来做出了自己的推断。至于诸汉文传说的故事情节，则一概被他斥为“虚构”，并对部分情节进行了质疑或批驳。具体如下：

1. 人怎能生来便体有异香？

2. 被俘的女子怎能在宫禁森严的皇宫内身怀数把利刃？

3. 容妃是霍集占的远房妹子，怎能成为他的妃子？

4. 太后、皇后均早亡于容妃，不可能将之赐死。

第三种：肖说。

肖之兴先生同样认为容妃就是“香妃”。其论据如下：

1. 基本同孟说的第一条论据。容妃与“香妃”同是“维吾尔族人，和卓家的女子，乾隆之妃。可见二者当为同一人”。

2. 同孟说的第二条论据。并由此给出了作者对“香妃”一名来历的解释——“宫廷内部原有说法”。

3. 在一份名为《容妃遗物折》的故宫档案中所载的容妃“丹禅”与塔里木地区传说中的“香妃”的亲人有所相似，尤其是图尔都和卓也在其中。

但在容妃身世的问题上，肖之兴先生不同意纪大椿先生将受封台吉头衔的帕尔萨勘定为容妃之父的观点。他敏锐的注意到以下一些事实，将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1. 容妃进宫后，图尔都和卓受到了种种与其爵位不符的特殊待遇；

2. 图尔都和卓在容妃被册封为嫔后不久便以“追论攻喀什噶尔功”的名义被晋升为辅国公，而在此前后的活动都较之图尔都和卓为多的额色尹（Hössyin Khojam）、玛木特（Mahmut Khojam）等人却无缘封赏。帕尔萨更未受此待遇；

3. 容妃去世后，在接受赏赐的其亲族中，只有图尔都和卓的遗孀额外获得了200两赏银。而帕尔萨在《容妃遗物折》上的位置却较他人为后。

凭借以上的种种迹象再结合流传于天山地区的“香妃”传说，他将图尔都和卓判定为容妃之胞兄，并将图尔都和卓之父艾力和卓木（Äli Khojam）确认为容妃之父。

以上这三类观点虽立意不同，但结论中都有一点是一致的，就是——容妃即“香妃”。而这一观点在国内学术界也似乎早已成为定论，被各种历史、文化、旅游书籍所引用。但，当我们今天反观这三位前辈学人在论证这一观点的过程时，就会发现实际上对此他们谁也没有举出十分有力的论据，甚至论证这个问题的方式也值得商榷。以下，笔者就将各位学者论证容妃即“香妃”这一判断的论据一一罗列，逐个加以剖析：

论据一：容妃与“香妃”同为维吾尔人，又同出自和卓木家族。而《清史稿》中唯一记载的一位维吾尔王妃便是容妃，因此她就是“香妃”。这一点可算是支持容妃即“香妃”这一观点最主要的论据，也是令大多数学者得出以上结论的主要原因。

今案：此说站不住脚。首先，《清史稿》中确记载清高宗有一位维吾尔王妃，但并没有任何史料称清高宗只有一位维吾尔王妃，而历史研究往往是“说有易，说无难”，依据现有的史料我们根本无法排除清高宗还有其他维吾尔王妃的可能。另外，清太宗在对察哈尔蒙古林丹汗的战争中，就曾于天聪八年八月至九月间迎娶了被俘的察哈尔汗之妻窦土门福晋，并封为宸妃，即史书中所记载的“敏惠恭和元妃”。然遍查《清实录》、《清史稿》及《清皇室四谱》对此皆无明确记载。满洲人统治中国多年后，由于逐渐儒化与汉化，于是往往对清帝国前三朝历史中不符合儒家观念的史实多有隐讳、篡改。而清高宗在灭亡准噶尔蒙古及后来攻灭大小和卓木政权的过程中，许多的举措、做法与清初皆是一脉相承。于是，我们更无法排除在清代官修史书中对“香妃”也同样“失载”的可能。因此，这条论据不能证明容妃即“香妃”。

论据二：民国初，曾有人在清东陵“至一处”，听闻“守者谓即香妃冢。据标题则容妃园寝也”。因此，呼容妃为“香妃”是“宫廷内部原有说法”。

今案：应该承认，我们并没有充足的证据去完全否定这一条论据。但要证明距“香妃”的时代一个半世纪之后的清末民初——一个“香妃”传说正在以北京为中心的区域内广泛流传的时期，一位原皇家派驻的守陵者（多为老年太监）对普通游人的一席话中所包含的信息是源于“宫廷内部原有说法”，恐怕就更缺乏材料了。再考虑到早于此半个多世纪刊行的《西疆杂述诗》中对喀什噶尔“香娘娘庙”（即Affaq Khojam Mazari）传说的记载和当地守墓人亦称“香妃葬于此处”的传述。这条论据也不足以证明容妃就是“香妃”。

论据三：故宫档案《容妃遗物折》中所载容妃亲属与塔里木地区传说中的“香妃”的亲属相似。尤其是图尔都和卓也在其中。

今案：此说亦站不住脚。虽然依据具有较高可信度的档案，容妃确是出于和卓木家族，且与图尔都和卓有很近的亲属关系。但笔者已于前文中指出了除“香妃”外还有其他维吾尔女子被清高宗纳为妃的可能。那么对于主要以口耳相传为主的、有较大开放性的传说而言，在汉文传说与维吾尔文传说中有较大差异的“香妃”的故事情节是否属于同一个人，抑或是混合了有类似经历的多个人的故事还有做进一步分析的必要。在此基础上反观这条论据，则明显是作者先确定了“清高宗有且只有一个维吾尔王妃”的前提后，才深信不疑地将塔里木地区传说中对“香妃”亲属的传述拿来与档案互相印证，以证明容妃即“香妃”的。——而实际上，“清高宗有且只有一个维吾尔王妃”与容妃即“香妃”根本就是同一句话的不同说法而已。这一条论据依然不能有效证明容妃即“香妃”这一观点。

总而言之，以上被已往学者用来证明容妃即“香妃”的论据，没有哪一个是无懈可击的，而持该观点的学者们迄今为止更没有找到一个直接能证明容妃就是“香妃”的论据。因此，容妃即“香妃”还仅仅是一个没有被证明的推测。

另外，就是关于那位被他们认作是“香妃”的容妃的身世也还存在不少的疑点：依据档案和肖之兴先生的考证（他依据档案中记载的和贵人与后被册封为容嫔、容妃的霍卓氏生日相同这一点，辅之以《清史稿》中容妃“初入宫号贵人”的记载，准确的将和贵人与容妃勘定为一人），可以将这位维吾尔王妃的生平简述如下：

她于乾隆二十五年二月初四首次以新封贵人的身份出现在宫中，于乾隆二十七年五月二十一日被册封为容嫔，于乾隆三十三年六月初五被册封为容妃。她的生日是九月十五日。她在皇宫中颇受宠爱，平时封赏不断，并数次随清高宗出巡。她于乾隆五十三年四月十九日卒于皇宫，享年54岁。当年九月被葬于河北遵化县清东陵的裕陵内。

疑点之一便是容妃的年龄：依档案推算，她于乾隆五十三年去世时54岁，则其于乾隆二十五年初入宫时当为26岁左右。这在当时，无论是维吾尔抑或汉、满诸族社会中均已属“大龄”，早已不是待自闺中的年纪了。尤其在维吾尔社会内，一方面有“女孩9岁出幼”的伊斯兰教法的规定，一方面有“一帽子打不倒就可以结婚”的习俗，绝大多数女孩在14、15岁之前均已出嫁。这种状况直到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还十分普遍，更何况是200多年前。因此，容妃在被送入皇宫前一定曾结过婚。问题是：谁又敢将已婚之人献给皇帝？皇帝又怎会无故娶一个再婚之人？

疑点之二便是容妃入宫的时间：既然容妃于乾隆二十五年二月初四被封为贵人，则此前当已到京并入宫。按照已往各位学者考证出来的说法，她是与其兄图尔都和卓一同进京的。然而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满文军机处录副奏折所载：额色尹、图尔都、帕尔萨等人于乾隆二十四年八月至九月间被解送北京时她并没跟随入京。而额色尹、图尔都、帕尔萨等人的家人则是于乾隆二十五年二月初六日——即其已出现在宫中两天后——才由叶尔羌（Yarkänd）启程被解送北京的。而此前又没有他们的家人被送往北京。那么，这位于乾隆二十五年二月初四被封为贵人的维吾尔女子又是谁？她与这几位和卓木到底是什么关系？

这就有必要抛开基于各种目的而建立的那些先入为主的观念，客观、细致的对容妃的身世进行一番考证。研究清代历史——尤其是与宫廷有关的内容，最直接也最可靠的材料就是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清代宫中档案。本文也主要将依靠这些原始材料来探讨容妃的身世。此外还要强调的是：如果不是站在前面那些开拓与加深了对这个问题研究的学者们的肩膀上，笔者接下来的分析与论证都将遇到比现在更多的困难。

虽然乾隆二十五年二月初四之前被送到北京的人中没有那几位和卓木的家人，但笔者却注意到，在一条档案中所载的大小和卓木的家眷被押解抵京的日期倒恰好是在那位容妃入宫被封贵人的几天之前：

jiyanggiyūn jao hoi sei baci geren i hoisei da gerudei sebe takūrafi juwe hojom i eshen hehe juse be benjime isinjihabi erei jalin gingguleme

wesimbuhe

hese be baimbi seme

abkai wehiyehe i orin sujaci aniya biyai orin uyun de wesimbuhe de

hese booi amban yamun de afabu sehe

译文：自将军兆惠等处已遣众回人之首领gerudei等将二和卓木之叔父、妻子、孩子押送抵达。为此谨

奏请

旨。

乾隆二十五年正月二十九日奏

上谕：交内务府总管衙门，钦此。

这批被解送的大小和卓木家人的到京日期刚好在容妃进宫前五天，这恐怕不会仅仅是巧合。让我们来看一看其中都有哪些人：

amba hojom buranidun i sargan aila

buranidun i hokoho hehe bahati

bahati i ama apis mahamedi

ejike hojom hojijan i sargan batma

hojijan i mokūn i eshen mosa hojo

mosa hojo i sargan asupiyoo

haha jui memedemin　　erei sargan taigas

haha jui k’ater

haha jui soltakarib

sargan jui nisa

mosa hojo i deo i sargan arkai

haha jui madi

sargan jui mamur

esebe eršeme dahalame jihe hehe kurbe barci cacin

ereci wesihun uheri juwan jakūn anggala

译文：大和卓木布拉呢敦之妻　aila

布拉呢敦已离弃之妻　bahati

bahati之父　apis mahamedi

小和卓木霍集占之妻　batma

霍集占之族叔　mosa hojo

mosa hojo之妻　asupiyoo

子　memedemin　　其妻　taigas

子　k’ater

子　soltakarib

女　nisa

mosa hojo之弟媳　arkai

子　madi

女　mamur

跟从照料这些人而来女人　batma　kurbe　barci　cacin

　　以上共计18名口

依靠这两份档案提供的线索，笔者搜寻并找到了这期间与此相关的前后一系列奏折。通过对那些档案的解读，笔者最终发现，前引名单中所载的“小和卓木霍集占之妻batma”正是后来的容妃：

hojijan i hokoho hehe batma serengge turdu hojo i banjiha eyūn hojom esei baru jalan holame kimun ofi hojijan ere hehe be gaifi emu ucuri banjifi waliyaha ukara nergin de niyalama de afabufi tuwakiyabume gamaha bihe

abkai wehiyehe i orin duici aniya uyun biyai orin uyun de

fulgiyan fi i pilehe

hese saha sehe

译文：霍集占已离弃之妻batma，乃图尔都和卓之胞姐也。和卓木与之结有世怨。霍集占娶此女居有间后弃置，出逃时付与他人看管。

乾隆二十四年九月二十九日

朱批

知道了，钦此。

至此，前面的所有疑问就被这份档案解开了，容妃的身世也终于大白于天下：她名叫Fatimä，是小和卓木霍集占的妻子，也是图尔都和卓的亲姐姐。她是在小和卓木出逃后被满洲人抓到并解往北京的。

对这个结论，笔者还有必要解释两个问题：其一，纪大椿先生曾在文章中以“容妃是霍集占的远房妹子”的理由认为她不可能成为霍集占的妻子，但笔者所引用的档案恰恰证明了这确是事实。其实，纪大椿先生作为一位汉族学者，不了解维吾尔民族历史和维吾尔族的风俗习惯，只简单地按汉族观念得出那样的结论是可以理解的。历史上，和卓木家族作为维吾尔人中的宗教贵族，一般很少与家族以外的人通婚，往往实行家族内婚制。这一传统一直保持至今，对此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编写的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材料中也曾有所提及。另外，一般在维吾尔人的观念中，血缘出了三代便是可以通婚的了。

其二，Fatimä作为小和卓木霍集占的妻子，既是已婚之人，又是清高宗敌人的妻子，她又怎么会被纳入宫中为妃呢？这则是因为满洲人的传统。前文，笔者已以清太宗娶蒙古察哈尔汗之妻窦土门福晋一事探讨了清代官修史书中对“香妃”“失载”的可能性。而对此事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蒙古察哈尔汗也是清太宗的敌人，而且也败于清太宗。而清太宗纳其妻正体现了欧亚草原游牧、渔猎民族的一个传统，即皇帝将战败敌酋之妻——且是正妻——纳为己有来炫耀其胜利与武功，同时也是对战败者的羞辱（古今中外各类史书中不乏此等事例，此处不再赘引），并且那位女子往往还会十分受宠。而此处，清高宗将Fatimä纳入宫中应该正是遵循的这一传统。

现在已经证明，这位出身和卓木家族的容妃确是小和卓木霍集占的妻子，是被俘到京的，这样她就与维吾尔文、汉文两大类传说中的“香妃”有了更多的相似之处。那么，是不是就可以将她勘定为“香妃”了呢？笔者的回答是：同样不能。理由如下：

首先。还是前文所述，“香妃”为史书“失载”的可能的存在。其次，“香妃”是“回王某妃”这一细节是我们从各种版本的汉文传说中了解到的，而这个细节恰恰是已往的学者们最不相信——甚至可谓是嗤之以鼻的。可现在却证实清高宗真的有一位维吾尔王妃是小和卓木霍集占的妻子，这还不足以让我们改变以往对传说所持的态度吗？这就说明对于那些传说——即使是带有浓厚文学色彩的版本——所传达出来的信息，我们都有必要认真加以对待。而现在，构成汉文传说主要情节线索的“誓死不从清帝”、“最终被太后赐死”等基本母题都与这位容妃档案中所展现出来的经历不甚相符。事实上，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下，类似的事情十分普遍（尤其是对于战败的贵族家人而言）。再次，这位容妃经历虽与传说中“香妃”的经历不甚相符，确明显的与汉文版“香妃”传说中1924年后新变体中所描述的“霍集占之妻”惊人的相似。

那么，将以上几点再联系到有不止一位的大小和卓木的妻室被解至北京，送交内务府看管，且除Fatimä外均不知所终——这一事实之上。我们就有理由怀疑：除容妃之外，还另有一位真正的、传说中所描写的“香妃”存在。

而对于历史研究而言，说“有”易，说“无”难。基于上述种种考虑，笔者认为：与依据容妃出自和卓木家族便认为其不可能是小和卓木霍集占之妻一样，因为容妃被证实是小和卓木霍集占之妻便将之勘定为传说中的那位“香妃”同样是失之草率的。迄今为止，无论持容妃即“香妃”的观点，还是认为“香妃”另有其人，都缺乏充分、有力的材料来证明。要解开“香妃”的身世之谜，还有待对史料、档案的进一步发掘和对“香妃”传说的深入分析。

三、“香妃”传说凝聚的历史记忆

“香妃”传说最初的流传范围只局限于北京及其周边地区、塔里木地区，这似乎可被视作北京及其周边居民与塔里木地区居民共有的一种“地方性话语”（local discourse）。但考虑到这个传说被广泛传播的时、空间与故事本身的年代、地点之间有较大的跨度，其中又保留了许多史书所不载（并非失载）的真实历史。这一特殊的现象背后所隐藏的深层次原因值得我们做一番有意思的探讨。

由于“香妃”传说中的细节保留了很多的历史事实：像汉文传说中的“回王某妃”和维吾尔文传说中的“图迪公之妹”这两点，也是笔者在发现并解读了相关的满文档案后，才证实二者所传均是语出有本的（尽管这些细节都有一定程度的错乱）。于是问题便出现了：对于如此隐秘的事实，是谁——或者是怎样的一个群体——在当时能够洞悉这一切，并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将之保留下来甚至传播到了离事件发生地万里之遥的塔里木地区的呢？

种种迹象表明：那只能是曾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生活在清代的北京150多年的那些大小和卓木政权灭亡后被迁居北京的维吾尔人。

乾隆二十四年（1759），就在满洲人的中亚远征军攻灭大小和卓木政权前后。包括那位后来被册封为容妃的小和卓木霍集占之妻Fatimä在内的数百名维吾尔人，在其后的数年间由塔里木诸城被分多批解往清帝国的首都，并最终被安置在北京居住，成为了清代中后期生活在北京的维吾尔人的祖先。他们在来到北京后不久便被纳入了八旗，并单独设为一个佐领，称“回人佐领”（hoise niru），隶内务府正白旗左翼第五参领，归内务府上三旗参领处统辖。他们除了个别封爵之人被另赏宅第外，都被安置在了西长安门外路南居住。这一片地区就因为安置了这批维吾尔人，遂得名“红帽子营”，后又逐渐改称“回回营”。而且，在第一批维吾尔人被迁到此处几年后，清高宗还为这些维吾尔人在“回回营”内修建了一座清真寺，并赐名敕建回人礼拜寺。而在清真寺的正北与之隔街相望的便是传说中“香妃”所居的宝月楼。最初，第一批迁京维吾尔人到达北京是在乾隆二十五年正月，共126名，其后至乾隆三十二年间陆续又来了203人，他们依靠分给其佐领的35分马甲钱粮和占用各佐领的35分——共70分钱粮生活。后又因一个名叫“普拉他”的人“生事妄告”，有108名维吾尔人被“按例发遣”离开了北京。遂将占用各佐领下的马甲钱粮退回了24分。直到乾隆四十四年，才照内务府旗鼓佐领之例将“回人佐领”下的马甲额缺定为59分。截止那一年，在“回人佐领”下的维吾尔人共有250余名口。在这些迁京维吾尔人中，除了专为清皇室服务而迁来的工匠、艺人、裁缝等，以及霍集斯（Khojasi）、和什克（Khoškä）是投靠清军并立有功劳的地方实力派封建主、莽苏尔·哈什木（Mangsur Hašim）是原叶尔羌汗国的皇室后裔外，绝大部分都是被俘的和卓木家族的成员及其苏菲。

对于这个新组成的社会群体而言——且不论被迫背井离乡——仅迁居北京的过程本身便是一个十分惨痛的经历。据档案记载：在长达三个多月的迁徙之旅中，同一批次的126人中就有26人病死在途中。亲人的死亡加之此前满洲人在其带来的战争中所造成的破坏与杀戮可以说是全体迁京维吾尔人共有的噩梦。在这样的背景下，“迁居北京”就难免成为迁京维吾尔人的一种“集体受难记忆”。

很显然，在清政权的控制和监视之下，被俘迁京的维吾尔人的反抗情绪不能有外在的表现。而此时，那位容妃和很可能存在的“香妃”在入宫后发生的种种事情则以其与迁京维吾尔人之间复杂、密切的关联，得以通过各种渠道在迁京维吾尔人中传播。于是“‘香妃’－容妃”的故事也加入到迁京维吾尔人的“集体记忆”中来。而誓死不从清帝的“香妃”的故事也就成为了在被俘迁京的维吾尔人对其切肤之痛的感受依然深切的时候，用来对抗满洲贵族的一个意识武器和寄托反清情绪的一个象征。（假如“香妃”传说的主要情节确被证实是虚构出来的话，则将更证明这一点。）

就这样，包括“香妃”的故事和“迁居北京”在内的一种“集体记忆”被每一代迁京维吾尔人在其家庭内部不断重温和强化。同时，在迁居北京的维吾尔人生活在北京的同时，也并没有割断与其文化母体——塔里木地区之间的交往和联系。作为向东部亚洲的共主——清帝国的皇帝臣服的表示，塔里木诸城的大小伯克要依照清政府的安排、按级别轮流赴北京或热河（承德）朝见清帝。而在以上地区承担接待年班伯克的任务的，实际上主要就是那些迁京维吾尔人。可能——也仅仅是无法被证实的可能，正是在与迁京维吾尔人的接触过程中，年班伯克们——这个依靠清帝国的扶植而获得权力的、具有共同利益的社会群体——从迁京维吾尔人那里获得了“‘香妃’－容妃”的历史记忆，并将之经过他们的选择与重组，带回了塔里木地区。在这个新的记忆版本中，保有尊贵地位的容妃成为主要被记取的对象，她与满洲皇帝的婚姻和和卓木家族成员的迁京与和卓木家族的家族墓地——阿帕克和卓木陵由清高宗出资修缮被联系起来，解释为原来的统治者、圣裔、尊贵的和卓木家族得到了满洲皇帝的尊重和维护，甚至还有可能被夸大解释为满洲皇帝对伊斯兰教的皈依（这类叙事模式在蒙古入侵后的中亚地区历史文献中屡见不鲜）。这明显就是通过“使当前的经验印象合理化的一种对过去的建构”来向普通的维吾尔民众诠释满洲人控制下诸伯克分治现状的合法性。

但，普通的维吾尔人对于大小和卓木政权的灭亡与满洲人的到来却另有自己不同的记忆版本，这个版本则是深深的植根于塔里木诸城民众对自身因满洲人到来所造成的一切伤害的历史记忆之中的。时人笔记中曾对清军与大小和卓木战争中满洲官兵对当地维吾尔人民的种种行径有零星的报道：

……上命将军雅尔哈善统领满汉官兵万余竝带鄂对等由土鲁番进兵攻取库车，月余不下。布拉敦弟兄闻警即选精兵万人、最远最准之赞巴拉鸟枪八千稈，由阿克苏之戈壁捷径而来。与我兵遇于城南，大战一日，贼大败入城，戮其精锐六千，遂据城力守，不复出战。……是夜，布拉敦弟兄帅叶儿羌回众开西门由北山口而遁，我兵竟未知之。……次日，库车回子阿拉杂尔等开城迎降。将军入城，收回兵一千尽坑之。

又：

黑水营之围，孤军陷万里外，凡三月得全师以出，诚千古未有之奇事也。将军兆惠既深入叶尔羌，贼众我寡，且马力疲不能冲杀，乃占一村寨，掘濠筑垒自守，即所谓黑水营也……惟据守既久，粮日乏，仅瘦驼羸马亦将尽。各兵每乘间出掠回人充食。或有夫妇同掠至者，杀其夫，即令妻煮之，夜则荐枕席。明日夫肉尽，又杀此妇以食。

除了这里提及的库车和作为塔里木地区主城的叶尔羌外，实际上整个塔里木盆地诸城在清兵的占领过程中都遭受了严重的破坏与杀戮，尤其是在和卓木家族影响深厚的喀什噶尔绿洲。还有时隔五年后因不堪满洲人及与之勾结的伯克的暴虐统治而发生的“乌什起义”失败后被屠城的惨烈。凡此种种都构成了当地民众对自身因满洲人到来所造成的一切伤害的历史记忆。

“当一种历史记忆在民间的延续可能对现存秩序构成威胁的时候，统治者就会努力使其成为忘却的历史，致使力图保持这种记忆的人们不得不创造一种象征、一种隐喻，能够使此记忆不绝如缕”。而部分迁京维吾尔人带回的最初的“‘香妃’－容妃”的故事，正好成为当地民众保存以上历史记忆的一个象征。尤其在和卓木家族活动较多、遭受清军破坏也较大的喀什噶尔地区，更逐渐将之与苏非主义、麻扎朝拜三者结合了起来，形成了独特的“Häzrät Säylisi”活动。

就这样，凝聚着“大小和卓木政权灭亡”、“和卓木家族成员被迁居北京”、“满洲人带来的破坏与杀戮”等等重要过去的“‘香妃’－容妃”传说便被以不同的途径传回了塔里木地区，并成为了当地的一种“社会记忆”，在多元记忆的社会中以各种版本流传和存在。这恐怕也就是维吾尔文“香妃”传说诸版本间差别远较英文、汉文诸版本间差别要大的多的原因。

汉文中，虽然“香妃”的传说版本众多，但主要情节明显都是由光绪十六年（1890）刊行的“《湘绮楼文集》本”发展而来，而且其仅有的一种变体在情节上与其差异也极有限，二者间的承继关系十分明显。由此看来，光绪十六年《湘绮楼文集》刊行前，这一版本的“香妃”传说也许还并不为操汉语的社会群体所了解。但从各种文献记载来看，北京的旗人与民人百姓对乾隆年间部分维吾尔人被迁居北京一事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的。因为，除了在体貌特征上与满、汉等族有较大差异外，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迁京维吾尔人都没能掌握满语、汉语；也没有改换满、汉等样式的服装；而其最引人注目之处则是——那些没有公职的迁京维吾尔人的男子不蓄发辫！对于这部分迁京维吾尔人，当时的不少文献著作中都是有所记载的：

回子馆外门砖筑，制样绝奇，非天主堂所见。入门仅移数武，双犬突至，张口狺狺，大惊却立。回童数十，拍掌齐笑。门内左右对值大柱，以数丈铁连锁锁狗头，击（系）之柱下以守门。狗见人虽突起，限锁长而止，常不及人数步，而其势则甚怖凛也。回女十余人出视，皆状健如男子，颊红颧阔，眉青眼赤。其中一少妇，抱数岁婴儿而立，颇有艳姿。皆白衣裳，总总绾发，为十余辫髽垂背后，上加白帽，如优人突帽。衣如我国帖裹而袖窄。

这是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出使中国的朝鲜使者朴趾源在他的行纪——《热河日记》中的记载。以下则是英国传教士Nicholas Belfield Dennys在其1866年于香港出版的Notes for tourists in the north of China中留下的相关记载：

“Near the south-western angle of the Imperial City stands the Mahommedan mosque, and a large number of Turks live in its vicinity, whose ancestors were brought from Turkestan about a century ago; this part of the city is consequently the chief resort of all Mahommedans coming to the capital from Ili. There are several other mosques, but this is the only one worth the inspection of strangers.……

A great number of Mahommedans are living in the lanes immediately surrounding the mosque. The females are in many cases, despite the dirt which encrusts their faces very good looking and evidently of a class of beauty foreign to the soil they inhabit. The manners are frank and pleasing, and they are fond of claining acquaintanceship with foreigners on the score of the God of the Christians and the Allah of their own religion being (in attributes) the same.”

译文：“靠近皇城的西南角，坐落着穆斯林清真寺，在那周围生活着很多突厥人，他们的祖先是大约一个世纪前从突厥斯坦被迁来的。因而，城市的这个区域也就是所有从伊犁到首都来的穆斯林的主要会所。那里有不少其他的清真寺，但这是唯一值得外人去一探究竟的。……

紧靠着围绕这座清真寺的胡同里住着大量穆斯林。那些女性往往非常漂亮——尽管她们的脸上被泥垢所遮盖——而且明显是与她们所居住的土地不相适应的那一等的美女。其举止是直率和令人愉快的，而且他们由于基督徒的上帝与他们自己宗教的真主（在性质上）的相同而乐意与外国人打交道。”

以下则是19世纪中叶到过北京的一位俄国布道团的成员的回忆：

“在此顺便说一下，将中国的穆斯林与鞑靼人混为一谈是非常错误的。鞑靼为突厥人的一支，和中国的穆斯林无论是在起源上还是语言上都毫无共同之处。即使以前穆斯林中可能掺有突厥人，但也被大量中国穆斯林融合，没留下丝毫自己的痕迹，把中国穆斯林和隶属于中国的突厥斯坦人混淆成一个民族也是错误的，突厥斯坦的名称本身就已指出了其居民的民族特色。鞑靼人仅存的几个代表生活在北京，那儿有上个世纪迁移来的叶尔羌人的居民小区。他们独自居住，不与中国的穆斯林混居。穆斯林称这些突厥斯坦人为黑骨人，称自己为白骨人，意即高贵的人。”

19世纪末来过北京的英国传教士Marshall Broomhall也在其名著Islam in China : a neglected problem中以较大篇幅留下的论述：

“The Chinese General Tsao Hui, who for three years commanded the campaign in Chinese Turkestan, triumphantly returned to Peking bringing in his train a number of Moslem prisoners of war. ……after having built barracks for the Turkish captives, built the mosque in which the tablet with an inscription in four languages was erected.

“……The Turks of Peking are descended from the Moslems of Chinese Turkestan whose chiefs are called Khojem, and they are known by the Moslems of China by this name. The name is probably a corrupt pronunciation of the word Khoja which in Turki means master. According to the opinions of well informed persons the Turks in Peking reached that city some 200 years ag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being unable to repress the Turks of Chinese Turkestan, transported their chiefs and most influential men with their families to Peking, where they were settled within a corner of the city inside of Great Imperial Wall.

The part of Peking where these Turkish Moslems live is called Chintusze. ……These Turks were only 100 families strong when they came from Chinese Turkestan, but they now number 2000 families. They have great influence in Peking, and their chiefs are supported by funds supplied from the Government Treasury. ……”

译文：“在中国突厥斯坦指挥了三年战役的中国将军兆惠，在他凯旋回北京的队伍里带着一批穆斯林战俘。……在为突厥俘虏们建造了营房之后，建造了其中竖立有那通铭文为四种语言的碑的清真寺。”

“北京的那些突厥人是以‘和卓木’为首的中国突厥斯坦的穆斯林的后裔，他们也以这个名字为中国穆斯林所知。这个名字恐怕是突厥语中意为“主人”的词“Khoja”的正确发音。按照见多识广的人们的说法，在北京的突厥人是200多年前来到这座城市的。中国政府一直无法控制中国突厥斯坦的突厥人，便将他们的领袖和最有影响的人们及其家人流放到了北京，安置在大皇城墙内的一个城市的角落里（作者当指在满城内，而非皇城。——原脚注）。

北京的这些突厥穆斯林居住的地区被称作‘缠头寺’。……这些突厥人在他们从中国突厥斯坦来的时候只有100多户，而今他们已达到2000户。他们在北京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且他们的首领由国库提供的基金供养。”

以下是日本学者于清末（1908）至该清真寺访问的记录：

“回回营是回回教之礼拜寺，创建于乾隆年间，……乾隆即位之初，平定准噶尔，攻下回部各城，赐其酋长等王公爵位以及邸宅，其余众未归者，悉留北京，使之居于长安门西，或服官执役，或授以店铺，都人遂称其地为回回营。此礼拜寺附近一带居民之门上，尚可见题有土耳其文字，彼等均为当年回部迁来之子孙。

明治四十年六月十五日，与桑原博士一起来至礼拜寺，……见预先约定之矢野、小林两学士已在高楼之下与阿訇攀谈。……据称姓金，其祖先是从喀什噶尔来，故而其眉目之间，一见即与蒙古人种不同。又有芟阿訇者在场，其容貌宛如印度人。

街上可见之高楼曰望儿楼。据说回部酋长某之女进宫后，酋长思之，常于此楼之上眺望，故有此称。隔长安街与此楼相对，紫金城中亦有一楼巍然矗立，亦或父在此楼女在彼楼，隔街相望，以寄相思之情。”

这些当时留下的记载说明，部分维吾尔人迁京一事在北京的旗、民百姓乃至国外访客当中也已构成了一种社会记忆（social memory）。

19世纪中期，塔里木地区的起义将清帝国的势力彻底赶出了天山地区，原有的伯克们被一一推翻，而在清政府重新控制天山地区后更废除了伯克制。这就宣告了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使迁京维吾尔人与其文化母体保持联系的年班伯克赴京朝见清帝的活动的终结。此事对北京的维吾尔人社区所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迁京维吾尔人的后裔开始逐渐忘记母语而改操汉语。与此同时，北京的维吾尔人社区也由原来西长安街路南的一个分散为遍布北京的五个。这都大大增加了迁京维吾尔人后裔与北京操汉语群体交往的机会与可能。这大概就是为什么从光绪时期我们才开始见到“香妃”的传说在北京传播的记载。英文和汉文诸版本的“香妃”传说中大都提到了在北京可以见到的“香妃”“所居之楼外”的“西域式”“市肆、庐舍、礼拜堂”等建筑，而与之相对应，对于不少维吾尔文传说中的“香妃”死后归葬的家族墓地却都只字未提。这则说明，英文和汉文版的“香妃”传说并非来自塔里木地区，而是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保留在北京居民（包括迁京维吾尔人后裔）头脑中的对“‘香妃’－容妃”故事的历史记忆。

而清帝国灭亡后，这个从迁京维吾尔人后裔处获得的“‘香妃’－容妃”历史记忆，经过掌握文字、宣传媒体的社会群体的再一次的选择和重组，“香妃”又成为了汉人表达反满情绪的一个象征性资源。汉族知识分子通过自身对“香妃”历史记忆的重新建构，又以野史、笔记、小说等形式投放回社会，以达到丑化清统治者与在一定范围内凝聚刚由“大清臣民”变为“中华民国国民”的该社会群体的目的。这恐怕才是“香妃”传说在民国的前16年得以广泛流传，而随着代表汉人势力复兴的中华民国的日益稳固，各种书籍中对“香妃”的记载也就渐渐沉寂了的主要原因。

四、结语

综上所述，做一下几点小结：

一、曾经在国内学术界被视为定论的容妃即“香妃”的观点，其论证过程及论据均有较大的漏洞，凭借以往学者给出的论据并不能顺理成章的得出容妃即“香妃”的结论。且依据其考证出的容妃生平也有不少的疑点不能得到档案材料的支持。因此，容妃即“香妃”还仅是个尚未得到证明的推测。

二、笔者依据所新发现的一系列满文档案考证出了容妃的真实身世：容妃名叫Fatimä，是图尔都和卓（Turdu Khojam）的胞姐，也是小和卓木霍集占（Khoja Jahan Khojam）的妻子。她是在小和卓木出逃后被满洲人抓获、作为战俘解往北京的，而并非是什么人献给乾隆皇帝的。她于乾隆二十五年正月二十九日与被俘的其他大小和卓木的家人一起抵京，而并非与图尔都和卓等一同进京。

三、依据笔者的考证结果，容妃与传说中的“香妃”有了更多的相似之处，这充分证明了传说中所传达出的信息的可信性。同时，又因为容妃尚不具备传说中所描述的“誓死不从清帝”、“进宫后不久被太后赐死”的经历，所以我们现在还缺乏充分和有说服力的材料来证明任何一种对传说中的“香妃”与容妃之间关系的推测。对此，还有待日后的进一步研究。

四、对于笔者所考证出的历史事实而言，“香妃”传说则可被视为是一种“历史述事”。它最初源自于大小和卓木政权灭亡后被迁居北京的维吾尔人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集体记忆。而在后来的岁月中，包括大小和卓木政权灭亡后被迁居北京的维吾尔人、塔里木地区的维吾尔人和北京的旗、汉居民在内的不同社会群体将所获得的凝聚在“香妃”传说中的历史记忆依照各自不同的心理倾向加以选择、重组或再次创造，建构出了其自身的记忆版本，并使之成为了与相关社会群体对应的集体记忆，使该群体籍此或得以整合、凝聚与延续，或按心灵的社会历史结构建构过去以合理化当前的事实，或加以利用以谋求现实利益。

于是，一些既包含了许多的“过去事实”、也可能有“对过去的虚构”的“香妃”传说便以不同的结构和内涵，与其它形式的社会记忆（史书、遗迹）一并构成了不同社会群体对于大小和卓木政权灭亡后部分维吾尔人被迁居北京一事的历史记忆。而就在“香妃”的传说沉寂多年后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引各位学者的考证结果为基础，又产生出了一些新的“香妃”传说。在这些版本中，“香妃”又成了“清代的中国各民族间团结、友好，共同维护祖国统一”的一个象征。或许这也可以当是对以上观点的一个注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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