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印度突然衰落的巨兽

2008-12-15 11:43:25 作者：admin 经济学人 浏览次数：0 网友评论 0 条 [评论][去论坛交流]

2008年1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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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CommonData

对经济悲观，甚至绝望的情绪正迅速在全球弥漫，遍及每一个角落。不过，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中国与印度的变化令人感到特别突兀。直到不久前，这两个增长最快的大经济体还认为自己可以免予遭受发达国家所面临的苦恼。乐观者甚至希望，这两个巨大的新兴市场国家成为全球新的增长引擎，把世界经济拉出衰退泥潭。而现在一些人的担心正好相反：全球衰退正在给中国与印度带来大量失业，把他们所有成就一笔抹煞，重返贫困——印度拥有全球五分之二的营养不良儿童。

悲观论调或许有些过分，这两个国家仍然是全球经济最有活力的部分。不过，他们面对的是令人生畏的经济与政治难题。对印度来说，他们新近树立的正面形象遭到双重打击：首先是经济动荡，然后是上月孟买恐怖主义者的枪声。正如我们在特别报告中明确指出，印度近来的资信源于两个基本面。一是连续五年保持平均8.8%的经济增长，另一个是随之上升的全球地位与影响力。该国政治家满意的看到，印度不再像巴基斯坦那样，被当作潜在核漩涡的一部分。相反，他们已经成为“Chindia”的一部分，那是一个快速增长的神话。

基地位于巴基斯坦的恐怖主义者对此次孟买袭击事件负责，这将带来惩罚性的军事行动，该地区局部冲突的噩梦已经死灰复燃。西部边境又一次成为印度的注脚，正如经济遭受大规模挫折一样，这对该国的打击显而易见。与去年同期相比，十月份出口已经下降12%；数百家小型纺织企业停产；甚至近年来汽车行业一些明星企业也已经中断生产。央行已经把今年经济增长预计下调至7.5-8%，但这一数字仍显乐观。明年，增长率可能降至5.5%甚至更低，达到2002年以来的最低点。

保持多年的较快增长

如果中国的经济增长率降至这一水平，无论国内外都会将其视为一场灾难。这个月，该国正在庆祝其“改革开放”政策启动以来的第三十个周年。该政策源于邓小平主导的一次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议，自那时起，中国的年度平均经济增长率一直保持在9.8%。政策最初只是试验性质，而不是1990年代那样更大规模的激进主义举动。党把毛泽东主义的巨大建筑化整为零，比如分配集体耕地，吸收海外投资，并允许民营企业茁壮成长。现在或许只是一个虚假的庆典，但很容易理解党何以如此吹嘘过去三十年中取得的成就。因为他们目击了人类历史上最令人惊叹的经济变化，足有两亿人，这个国家人口的五分之一因此而摆脱了贫困。

即便如此，中国仍被衰退所困扰。这个国家的统计数字令人捉摸不透，但上个月的贸易数字——相比去年同期，出口下降2%，进口下降18%，仍令人震惊。发电量通常被认为是可靠的数据，而这个数字下降了7%。尽管世界银行及其他预测机构仍预测中国2009年度增长可达7.5%，但那仍低于8%，一个广受瞩目的迷信数字，被认为可以避免大规模社会动乱。正如本月一名共产党资深研究者在党的媒体发出的警告所言，现在正处于“大规模社会动乱易发时期”。事实上，由于失业工人加入失地农民、环保主义者及警方骚扰的受害者走向街头的行列，中国的示威和抗议活动一直在增长。

口头与行动之间的鸿沟

有一种担忧，认为中国的统治者将试图推动人民币贬值，以助益其出口。这将是一个可怕的思路，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政府有这种资源以风险较小的方式排解痛苦：它拥有预算盈余，以及很少的债务。上个月，该国政府刚刚公布一项巨大的四万亿元人民币（几乎六千亿美元）财政刺激计划。一些质疑该数字的人认为这是一项停留在口头上的计划，因为其中相当一部分属于早在计划内的预算，夸张地统计，以及各类口头支票。因此，这一计划的主要目的在于宣传，以使中国国内民众以及国外确信政府已经严肃对待刺激国内需求的问题。现在似乎还不是谈论这个问题的时机，因为用于基础设施的投资重要在于何时投入，而不在于何时宣布。不过，少许迹象表明政权已经准备在两个方面采取某些激进步骤，说服农村大多数居民将金钱用于消费，而不是把它们储存起来。其一是给农民更多处置自己土地的权利，其二是为他们提供适当的社会保证，特别是医疗保障。

不管怎样，中国至少有自己的行动，还有厚厚的钱包。而与之相比，印度并没有被视作应对全球经济问题的一支潜在势力。这不仅因为其经济规模远小于中国，更因为该国政府财政状况的混乱。它们的预算赤字达到年度GDP的8%，这抑制其采取缓和衰退的大规模经济刺激行动。这令人不安。按中国的测算，如果需要8%的年度增长为每年七百万新增就业人口提供工作机会，那么印度需要多少？这个年轻的国家每年新增劳动力达到一千四百万，占全球新增劳动力的四分之一。更为麻烦的是，这个国家近年来的成功并未以大量廉价劳动力的供应为基础，而是源自少数接受高等教育的工程师，例如其计算机外包以及资本密集型行业。

不过，在应对经济放缓这个问题上，印度有超越中国的两大优势。其一是丰富的经验，以及足以应对不满情绪，而不必遭受质疑的政治体制。由于决策缓慢，印度为民主政治付出的是经济代价。而在中国，动乱甚至暴乱都普遍存在。不过在中国的领袖们看来，这样的政治体制似乎缺乏弹性和灵活性。因此，中国担心如何应付抗议，而印度则关注换届选举。

套用一句西方人以及马克思主义者的老生常谈来分析中国，那就是剧烈的经济转变必将对政治改革产生需求。然而在经济繁荣的同时，作为与经济自由相匹配的产物，中国并没有出现任何严肃的政治自由化迹象。因此这种陈词滥调已经过时。实际上，甚至在印度这样的民主堡垒之中，许多人也开始放下对共产党的质疑之声，认为专制有利于经济增长。对印度的穷人来说，民主是一项过于昂贵的奢侈品，无限期的延长了它们的贫困处境。

不过，对于中国来说，明年是一个周年纪念多发季节。其中包括西藏平叛50周年，粉碎天安门抗议20周年，以及建国60周年。在这一年中，或许更值得回忆的并非只有1978到1979年冬季的共产党中央全会，还应该有当年北京发生的“民主墙”运动。那是言论自由的昙花一现，经过文化大革命与外国联系的孤立之后，这是一宗非凡的成就。当时邓先生采取了与前任领袖毛泽东类似的做法，容忍这一运动以使其服务于他的目的，然后将其粉碎。他以这样的做法挫败了当时最著名的民主墙作者魏京生所鼓吹的“第五项现代化”：民主。不过，中国迟早会需要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