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建党88周年之际，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布的最新党内统计数据说，截至2008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7593．1万名，是1949年中共建政时的17倍。官方认为，这一数字表明“党的影响力不断提高”，“中国共产党展现出蓬勃的生机和活力”。目前在德国从事研究的青年政治学者吴强博士接受德国之声记者采访时，从中国共产党自身转型和中国社会转型两方面分析了党员人数增加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问：具体到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中的作用，请问您如何从政治学的角度来评价所谓“党的影响力”问题？
吴强：党员数量增加是一个事实，它体现了党的一个方针的变化，显示出党对新一代人和新兴中产阶级的重视。从党员数量增加与党的自我肯定这一关系上看，能看出一个从先锋党转型为一个全民党的趋势。过去十年里对这个趋势一直在讨论，从党员数量增加这一事实来看，多多少少可以印证中国共产党内部是有这个意图想进行一种这样的转变，而且我们将来可能会看到党员数量还会继续增加。这表明中国将来的政治机会将越来越多地集中在党的手上。有些年轻人，特别是现在一些有了一定经济基础的中产阶级，他们如果想要有继续发展的话，与十年前相比，他们更多地要依赖走入党这一条路。换句话说，入党跟上世纪90年代下海经商大潮形成对比，也是一个继续扩大政治发展机会的方式。
问：您刚才说到中国共产党从先锋党转型到全民党，或者至少是主观上想进行这样的转型。那么党员人数的多少，是否可以成为衡量这样的转型进度的指标呢？
吴强：说到党的影响力，如果与十年前或者二十年前对比，它是有所下降的。现在通过发展党员和向全民党转变的方式来挽救党对普通人民的号召力和影响力，党员数量增加和新党员人数的增加确实能体现这一点。但是程度是多少和有效性是多少，还要继续观察。
问：中国在过去的所谓“改革开放”三十年发展过程，也是一个社会转型过程，这个过程的发展趋势是社会生活的越来越去政治化，即社会生活越来越少的受到政治的控制，社会出现朝多元化发展的趋势。而我们现在看到数字说党员人数却在增加。你如解释这一看似矛盾的两种发展趋势？
吴强：去政治化在过去二十年曾经出现过，党把去政治化作为一个新的统治方式，用来撇开很多政治上的争论和纠葛，给自己制造合法性。随着中国社会进一步朝着威权化转变，我们发现又出现了相反的倾向，全民生活当中政治化的趋势又越来越明显。官方想通过社会生活政治化的方式来加强社会控制，比如从“三个代表”理论到现在的“科学发展观”的教育，都反应出社会生活政治化的加强而不是相反。尽管经济生活与政治生活好象出现了非政治化的趋势，但我从自己的研究与观察中也发现，经济与政治的关联和社会生活的政治化在越来越加强。这种加强一方面是体现在党的内部，另一方面体现在原来非政治化的经济和社会部分也出现了向党靠拢的倾向。而且当中还能看到一个有意识的、主动的进行政治化，把经济和社会问题用政治化的方式来进行表达。它反应的其实恰恰是政治生活的缺乏，人们在经济与社会生活中缺乏正当的参与与表达方式，只能把小的事情，小的诉求，小的争端，比如经济争端和民事争端变成一种政治上的表达。这表明，一方面是中国社会企图通过政治化方式加强控制，另一方面它又实际体现的是政治参与的缺乏，使得民众不得不把很多事情政治化。
问：官方新华社报道时，刻意赞扬了基层党员发挥的作用，但提到主要是基层党员在社会而不是政治领域的作用，例如抗震救灾和奥运会的组织上等等，即更多的是社会组织与社会控制上的作用。这是不是说一个普通人入党的意义，更多的是体现在社会动员能力上？
吴强：相反，这反映的更多是中国在党的控制能力之外社会自身动员与组织能力的缺乏。刚才说到的党的全民化趋势，它实际上就是党在代替普通的社会动员，把政治动员向社会动员方向扩展。我个人对这个趋势不能给予很好的评价，因为它代表的是社会自身动员能力的一种缺失。
问：如果我们把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力按照社会、政治和经济三大领域来观察，那么您有一个什么样的总体印象？
吴强：从过去五年来和上届政府的表现来看，党对经济的控制能力是空前地加强了。但另一方面，党对社会生活的控制和担心也在加强，社会自组织的发展受到限制。党在从先锋党向全民党的转变过程中，政治动员向社会动员方向发展，代替了很多社会自组织上的空间，譬如说在抗震救灾，在奥运准备，在扶贫和社区服务方面，党的作用都越来越明显，它在代替甚至在跟很多非政府组织在竞争。这对中国社会自组织能力的发展意味着什么，我还有很多疑问，还要继续思考和观察。（采访：潇阳 原题：旅德学者吴强谈中共党内统计公报 来源：德国之声）
问：具体到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中的作用，请问您如何从政治学的角度来评价所谓“党的影响力”问题？
吴强：党员数量增加是一个事实，它体现了党的一个方针的变化，显示出党对新一代人和新兴中产阶级的重视。从党员数量增加与党的自我肯定这一关系上看，能看出一个从先锋党转型为一个全民党的趋势。过去十年里对这个趋势一直在讨论，从党员数量增加这一事实来看，多多少少可以印证中国共产党内部是有这个意图想进行一种这样的转变，而且我们将来可能会看到党员数量还会继续增加。这表明中国将来的政治机会将越来越多地集中在党的手上。有些年轻人，特别是现在一些有了一定经济基础的中产阶级，他们如果想要有继续发展的话，与十年前相比，他们更多地要依赖走入党这一条路。换句话说，入党跟上世纪90年代下海经商大潮形成对比，也是一个继续扩大政治发展机会的方式。
问：您刚才说到中国共产党从先锋党转型到全民党，或者至少是主观上想进行这样的转型。那么党员人数的多少，是否可以成为衡量这样的转型进度的指标呢？
吴强：说到党的影响力，如果与十年前或者二十年前对比，它是有所下降的。现在通过发展党员和向全民党转变的方式来挽救党对普通人民的号召力和影响力，党员数量增加和新党员人数的增加确实能体现这一点。但是程度是多少和有效性是多少，还要继续观察。
问：中国在过去的所谓“改革开放”三十年发展过程，也是一个社会转型过程，这个过程的发展趋势是社会生活的越来越去政治化，即社会生活越来越少的受到政治的控制，社会出现朝多元化发展的趋势。而我们现在看到数字说党员人数却在增加。你如解释这一看似矛盾的两种发展趋势？
吴强：去政治化在过去二十年曾经出现过，党把去政治化作为一个新的统治方式，用来撇开很多政治上的争论和纠葛，给自己制造合法性。随着中国社会进一步朝着威权化转变，我们发现又出现了相反的倾向，全民生活当中政治化的趋势又越来越明显。官方想通过社会生活政治化的方式来加强社会控制，比如从“三个代表”理论到现在的“科学发展观”的教育，都反应出社会生活政治化的加强而不是相反。尽管经济生活与政治生活好象出现了非政治化的趋势，但我从自己的研究与观察中也发现，经济与政治的关联和社会生活的政治化在越来越加强。这种加强一方面是体现在党的内部，另一方面体现在原来非政治化的经济和社会部分也出现了向党靠拢的倾向。而且当中还能看到一个有意识的、主动的进行政治化，把经济和社会问题用政治化的方式来进行表达。它反应的其实恰恰是政治生活的缺乏，人们在经济与社会生活中缺乏正当的参与与表达方式，只能把小的事情，小的诉求，小的争端，比如经济争端和民事争端变成一种政治上的表达。这表明，一方面是中国社会企图通过政治化方式加强控制，另一方面它又实际体现的是政治参与的缺乏，使得民众不得不把很多事情政治化。
问：官方新华社报道时，刻意赞扬了基层党员发挥的作用，但提到主要是基层党员在社会而不是政治领域的作用，例如抗震救灾和奥运会的组织上等等，即更多的是社会组织与社会控制上的作用。这是不是说一个普通人入党的意义，更多的是体现在社会动员能力上？
吴强：相反，这反映的更多是中国在党的控制能力之外社会自身动员与组织能力的缺乏。刚才说到的党的全民化趋势，它实际上就是党在代替普通的社会动员，把政治动员向社会动员方向扩展。我个人对这个趋势不能给予很好的评价，因为它代表的是社会自身动员能力的一种缺失。
问：如果我们把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力按照社会、政治和经济三大领域来观察，那么您有一个什么样的总体印象？
吴强：从过去五年来和上届政府的表现来看，党对经济的控制能力是空前地加强了。但另一方面，党对社会生活的控制和担心也在加强，社会自组织的发展受到限制。党在从先锋党向全民党的转变过程中，政治动员向社会动员方向发展，代替了很多社会自组织上的空间，譬如说在抗震救灾，在奥运准备，在扶贫和社区服务方面，党的作用都越来越明显，它在代替甚至在跟很多非政府组织在竞争。这对中国社会自组织能力的发展意味着什么，我还有很多疑问，还要继续思考和观察。（采访：潇阳 原题：旅德学者吴强谈中共党内统计公报 来源：德国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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