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普力察克 耿世民译
O·普力察克 撰 耿世民 摘译
(载《语言与翻译》杂志，2002年第三期)
摘要：本文主要介绍了国内维吾尔学界不太熟悉的关于现代维吾尔语研究的早期历史以及现代维吾尔语形成的历史过程，对我国开展维吾尔语研究有扩大眼界和启发意义。
关键词：现代维吾尔语；研究
中图分类号：H21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1-0823(2002)03-0001-04
此文为译者在60年代初根据O·普力察克(O·Pritsak)先生用德文发表在《突厥语文学基础》(卷一，1959)中的《现代维吾尔语》一文的第一部分所作的笔记整理而成。普里察克先生为世界著名的突厥学家，乌克兰人。一生著作甚多。五六十年代曾主编《乌拉尔—阿尔泰学年鉴》。其成名著作为“关于喀拉汗王朝历史的研究”。60年代移居美国，长期在哈佛大学任教。此文系该氏为《突厥语文学基础Philologiae Turcicae Fundamenta,vol.I》(1959)(德国，威斯巴登)撰写的专题论文，原题作《现代维吾尔语》(页525～563)，原文为德文。译文中略去了关于方言和语言叙述的部分，因我国在这方面已有许多介绍。
译者：耿世民，男，北京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关于现代维吾尔语的首次报道属于J.V.Klaproth，他1806年在Ust’-Kamennogorsk(东哈萨克斯坦省)从一位母语为维语的吐鲁番人那里记录了87个词(维吾尔语言文字考Abhandlung ueber die Sprache und Schrift der Uiguren,Berlin，1812，16～23)。之后为匈牙利人H.Vambery(1832～1913)、俄国人I.N.Berezin(1814～1996)和N.I.I1’minskiy(1822～1991)。前二人刊布了几封用阿拉伯字母书写的旧书面语信。Vambery的材料来自喀什(题作察哈台语研究Chagataische Sprachstudien,Leipzig，1867)。Berezin的材料来自阿克苏(题作突厥语读本Tureckaya Chrestomatiya,Bd.I,Kazan1867)。对研究口语比较重要的是I1’minskiy刊布的材料，他在Orenburg研究了一个喀什人的语言(突厥——塔尔语教程导论Vstupito1’ noe chtenie v kurs turecko-tatarskago yazyka,Kazan，1862)。
但维吾尔语文学的真正研究开始于19世纪第三个二十五年，即当阿古柏Yaqub-beg(1864～1877)侵占新疆时期，这时欧洲人比较容易进入该地区。
由英国人R.B.Shaw(他是派往阿古柏的Forsyth考察团的成员)开始，他首先出版了(1875～1877)第一个现代维语(书面语)语法(他称之为Turki语，以喀什和莎车当时的书面语为基础)并带有读本。之后继续出版了字典(1878)和历史文献。下一个研究者为F.Grenard(为J.L.Dutreuil de Rhin1890～1895年法国新疆考察团成员)，他刊布了许多原文材料(多为和田方言)和一小字典(可惜用的是阿拉伯字母)。德国柏林阿拉伯学家Martin Hartmann(1851～1918)于1902～1903年在当地研究了喀什和莎车方言。他用精确的拉丁转写字母刊布了两篇材料。匈牙利学者I.Kunos刊布了从一个去布达佩斯的莎车人那里记录下的莎车语材料。对喀什、莎车方言的全面研究应归功于两位瑞典学者：Gustaf Richard Raquette(1871～1945)及其学生Gunnar Jarrinｇ。1896～1921年间，Raquette作为瑞典布道团成员在新疆工作。布道团用“Turki”语(旧书面语)出版的各种书刊是个很大的贡献。Raquette的著作涉及的只是喀什——莎车方言。他刊布了维语课本、许多原文材料、维——英字典和英——维字典等。所有这些著作有一个共同的缺点：他们所依据的是有文化的毛拉的发音和他们使用的“书面语”。Jarring以其博士学位论文Studien zu einer Osttuerkischen Lautehre(维吾尔语语音研究)(1933)开始了他的突厥语学研究。在这篇论著里他奠定了科学研究喀什——莎车方言语音的基础。在这本书中他用阿拉伯字母和拉丁字母发表了几个喀什方言原文材料(附有英文译文)。1936年他又刊布了一些材料。之后他出版了四卷本的《维吾尔方言材料》(Materials to the knowledge of Eastern Turki)(1935年记录于Kashmir的斯里那加Srinigar)，也主要为喀什——莎车方言，但也包括和田(卷一)和库车(卷二)方言的材料。Hartmann的书(Chaghataisches)中包括一些阿克苏方言的材料。N.Katanov收集的阿克苏材料可惜迄今尚未刊布。马洛夫(S.E.Malov)也收集了一些喀什、阿克苏、和田以及于田(Keriya)方言的材料。
北部方言的科学研究由拉德洛夫(W.Radloff)(1837～1918)奠下了基础。他在其《突厥语言材料》第6卷中刊布了他于1862～1863年收集的塔兰其语材料(Kopal和伊宁次方言)。由于拉氏的主要发音合作人随他一起去了Barnaul(按：位于阿尔泰地区——拉氏当时工作之地)，并在那里受到新的语言环境的影响，所以在一些材料中语音上有错误(这一点已为W.Bang所指出，参见该氏的Altaische Streiflichter?Louvain,1910一文)。N.N.Pantusov(1849～1909)发表了许多塔兰其语的材料(可惜多为阿拉伯字母的“书面语”)，他于1883～1908年当过七河省的特派官员。拉德洛夫的学生，哈卡斯族人N.F.Katanov(1862～1922)于1890～1893年受俄国地理学会和俄国科学院的委派到新疆作过语言学和民族学的调查。他到过伊犁、吐鲁番、哈密、喀什、阿克苏。他生前只发表过几篇材料(为吐鲁番、鲁克沁和哈密方言)。大部分材料(共2384张用俄文字母转写的材料和934张俄译文)在其死后流到了德国柏林(原匈牙利研究所突厥学组)。Bang把刊布这批重要材料的任务交给了他的学生K.H.Menges。后者分两部分刊布了Katanov关于吐鲁番、鲁克沁、哈密的材料，并附有德文译文。德国吐鲁番考察队(按：指1902～1914年四次德国考古队)对研究北部方言也有贡献。虽然其队员G·Huth的材料尚未刊布，但其第二次(1904～1905)、第三次(1905～1907)、第四次(1913～1914)考察队领队Le Coq(1860～1930)准确记录的材料构成我们关于库车、吐鲁番方言的基本材料。此外，他根据Kara-khoja居民的读音发表了著名的“理书Li-kitabi”(用阿拉伯字母)。
1908年拉德洛夫受中亚研究俄国委员会的委派派他的学生马洛夫(1880～1957)去新疆(他除了库车和伊宁外，到了所有地方)、甘肃。马洛夫于1901～1911及1913～1915，在那些地方进行了语言学研究。他特别注意研究哈密、罗布方言和裕固语。马氏只是在其死前不久发表了他的大部分材料：1954年出版了哈密材料(附有字典)，1956年出版了罗布方言材料(附有字典)等。
1921年居住在俄属中亚的东部突厥语族人召开代表会议，会议也有新疆代表参加。会议决定采用历史名称Uighur作为族名。在此以前这个民族没有统一的名称(在俄属中亚他们自称塔兰其Taranchi“种地者”之意，在中国新疆则按居住地称做喀什人Kashgharliq、 吐鲁番人Turfanliq、哈密人Qomulliq 等。)
如大家所知，著名的中亚历史学家W.Barthold 不赞成这一决定。他认为“维吾尔人(即回鹘人 —— 耿按)的住地从来不曾达到南疆地区的西部(zum westlichen Teile Kashghariens)。维吾尔一词只适用于现在仍信仰佛教之“黄维吾尔人”(见“中亚突厥史十二讲”德文版，柏林，1935，页247)。当然巴氏没有注意到，除甘肃回鹘王国(847 ～ 1031)外，在中国新疆(按指高昌)还存在另一回鹘王国，它曾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847 ～ 1270或1325年)；它的两个首府是：古老的文化中心高昌Qocho (粟特语Chinanjkat “中国城”，汉文高昌，稍后为火州，现为吐鲁番之Kara 失八里Bishbaliq (粟特语Panjikat“五城”，汉文北庭，其遗址约在今之古城或奇台附近，应为吉木萨尔)。但广大南部和西部地区历史上也曾属于回鹘汗国(按指建国于蒙古草原时期之回鹘汗国)(约760 ～ 840)。这一点像我们从“Mahr-namag”(按指在吐鲁番出土的一中古波斯语文献)中所知道的那样，该文献中有下列回鹘省份：Panjikand(=Bishbaliq=北庭)，Chinanchkand(=Qocho=高昌)，’kw(=Kü〖AKsˇD5〗ａn 库车)(按即回鹘文献中提到的Ugu-kü〖AKsˇD5〗ａn)，Kash(喀什)，Parwan(=Barman=阿克苏)，’rk(=Karashahr=焉耆)以及’cwr(=Uch=乌什)，实际上包括了整个中国新疆(比较W.B.Henning发表在BSOS,Bd.9：3，1937 ～ 1939，页566～ 571中的文章)。(以下省略了关于自治区的成立、面积、地理环境等大家熟知的知识)。
从6世纪中叶起，伊犁地区为西突厥和突骑施活动的中心。其北部游牧有葛逻禄人(Qarluq)。7世纪中期起汉族人重新立足于新疆。该地区早在公元前108年到公元2世纪就属于中国。当两突厥(按指第一和第二突厥)汗国灭亡后，中国于657年于该地设“四镇”(即和田、别失八里、库车和喀什)。这时有藏人、拔悉密人(Bashmil)、回鹘人与他们在此争雄。“四镇”于657～670年和692～760年左右属中国；670～692年及790～860年西藏人企图占有该地区。8世纪初拔悉密部占有别失八里。745年后蒙古草原之新主人——回鹘统治这里。他们于762年接受了摩尼教。840年回鹘人被黠嘎斯人(Qirghiz)逐出蒙古草原后，他们在新疆东部建立了两个王国：高昌王国(847～1270或1325)和甘州王国(847～1031，其后裔为“黄维吾尔族人”)。在这两个王国中他们都舍弃了游牧传统，接受了城市文化，用回鹘语文创作和翻译了大量的佛教或摩尼教文献。
766年葛逻禄人占有七河地区。从那里，他们中的主要部落Chigil(处月?—耿按)，Tuxsi和Yaghma(样磨—耿按)占有新疆北部和西部地区(首先是伊犁地区)。从他们中产生了对突厥语言史特别重要的喀拉汗王朝(840～1212)。葛逻禄人建立喀拉汗王朝后占有喀什地区。当他们作为第一个突厥王朝于960年皈依伊斯兰教时，喀什就成为新疆伊斯兰教的中心并同时成为伊斯兰突厥语(参见本书中的喀拉汗朝语部分)的摇篮(这时喀拉汗王朝之统治阶层已成为定居者了)。971年(按应为11世纪)作为新疆佛教摇篮的和田也被喀拉汗朝征服并伊斯兰化了。
除了这两个突厥主要因素外(葛逻禄人在西部，回鹘人在东部)，1062年左右(据M·Kashghari)在新疆尚有其他突厥成分，如在巴楚(Barchuq=Maralbashi)一带游牧的恰鲁克人(Charuq)，该地区西北部的城市民阿尔古人(Arghu)以及北部的游牧民Chomul(仲云?—耿按)人。
可惜，关于这些部族语言特点的不完全的材料，使我们不能追溯现代维吾尔语各种语法现象在总体上与古代和中古突厥语原初形式的关系。不管怎样，现代维吾尔语至少是其y(＜d)按指古代语之adaq变为ayaq“脚”)之特点应归功于葛逻禄组的样磨语和Tuxsi语(处月人的语言像回鹘语一样是d语)以及阿尔古人和仲云人的语言。从他们那里(也从古回鹘语那里)产生了现代维吾尔语中很常用的未来分词形式u。带i的附加字尾在一些方言(首先是南部方言)中的变化(按:指如kirip/kirａp“进入”的副动词形式)表明他们和古代突厥语“n-方言”(按：指“坏”一词是ani或ayi而区分为n/y二方言)(可能为突骑施语；i/i>aａ)的后代或古突厥语婆罗米(Brahmi)字母文献(i/i>o/ｏ)有关。
该地区的这两部分(按指喀拉汗朝和回鹘王国)先是属于蒙古帝国(1227～1260)，稍后是在察哈台一支的统治下(1260～1347)。这一点与其说是在居民的语言特点上，不如说是在其人种上表现得更明显。因为蒙古人本身在这里很快就突厥化了，现代维吾尔语中的蒙古语借词很少。当塔尔马西林Tarmashirin(1326～1334年在位)皈依伊斯兰教后，该地区很快就最终伊斯兰化了(包括吐鲁番地区)。佛教仅保留在居于甘肃的“黄维吾尔人”(裕固族)中。
1347年后，该地区分裂成众多小邦，在那里现在是所谓的和卓起主导作用(和卓一词为波斯语hwaja，他们从西辽侵入时，即1141年起就自诩为伊斯兰居民的保护者)。从15世纪末开始他们也是新疆地区的世俗统治者，直到1680年西蒙古人占有该地区为止。由于崇拜伊斯兰波斯文化的和卓统治的结果，作为察哈台汗国中心的这一突厥语地区反而无助于所谓察哈台语和文学的产生和发展。察哈台文学繁荣在中亚西部的赫拉特、萨马耳干等地(参看本书的察哈台语部分)。由于该地区长期在文学上完全依赖以波斯语(或较小程度的阿拉伯语)作为书面语的伊斯兰文化，结果是现代维吾尔语中充满了波斯语——阿拉伯语成分。只是当清朝于1759年把西蒙古从新疆逐出后，突厥语才又成为书面语，并在后期察哈台语(古代宾格字尾及代词性字尾n的消失，副动词形式un〖AKcˇD5〗a以及第一人称复数过去时duq的使用等)的影响下继续发展着。自然这时也进入了许多汉语文化方面的借词。
上面简单的叙述表明，现代维吾尔人的族源是多么复杂。人们可以这样认为：作为现代维吾尔语突出特点之一的元音后退同化(如baliq“鱼”变为beliq)应为非阿尔泰语之底层(substrat)影响所致。
十月革命以后，著名学者N.A.Baskakov、A.K.Borovkov、V.M.Nasilov等人对现代维吾尔语的研究也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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