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是一个标志性的年份，这一年，改革开放３０周年、北京成功举办奥运会，这一年，汶川大地震、三聚氰胺奶粉事件，这一年，注定是不寻常的一年，这一年，也注定是我们的国家更加关注民生、更加关注个体的权利和命运的一年

 2008年，同样也是大家经常在街角看到的、令人深恶痛绝的“新疆小偷孩子问题”“持续发展”的第20个年头。从1988年起，一批犯罪分子开始了利用新疆籍儿童的令人发指的犯罪行为。许多新疆籍的孩子正是因为被人贩子拐(骗)卖、劫持，而落入犯罪团伙，在贼头老板软硬兼施的控制下，在国家相关职能机构管理的真空地带里，这些孩子长期得不到解救，被迫在犯罪团伙中生活，被牢牢地安置在了犯罪团伙底层这一地位上，被逼无奈的孩子，除了内化自己“犯罪工具”的角色，满足“贼头老板”的期望去街上扒窃外，没有别的希望。我们的救助志愿者在和一个流浪的孩子聊天中问他，明天去干什么，他指了指天，说去天堂。

新疆籍流浪儿童问题是一个特殊的社会治安问题，其实质就是操控儿童犯罪。孩子们都是无辜的，可恨的是那些幕后黑手。内地新疆小偷组织，属于流窜犯罪群体中比较典型的一部分，有一定的组织性，社会危害性也比较大。虽然以偷手机和钱包等小件贵重物品为主，盗窃数额大小暂且不论，关键是他们专在闹市区作案，光天化日之下偷盗，被发现后不但不收手，反而变暗偷为明抢，并对失主或制止他们的人谩骂殴打，气焰嚣张，社会影响极坏。

 一个买卖新疆籍儿童的市场已经相当成熟，犯罪力量大肆利用社会控制漏洞牟取暴利，用犯罪得来的钱扩充自己的黑社会力量，购买装备、拉拢腐蚀地方官员充当其保护伞，以及以开清真饭馆为据点，作为其伪装的经济实体，犯罪力量日益壮大起来。

而相比之下，正面社会的救助力量当中，公安工作面临严峻挑战，内地省区懂得少数民族语言的警察相当少，对国家的民族政策不熟悉，害怕犯错误，加上这些孩子年龄小，小额的违法行为游离于刚性的法律制裁之外，再加上幕后老大行踪不定，实施的只能是轻度惩罚，如同隔靴搔痒，毫无威慑作用。同时，民政救助也是临时救助，随着时代变迁，其过去收容遣送式的救助制度已不适应现在的流浪儿童的实际情况，特别是对少数民族流浪儿童问题没有一个比较好的解决办法，很多地方都只要把孩子送走，离开本地辖区就万事大吉。在这样的制度下，往往遣送工作达不到应有的效果。民间的救助力量，虽然很热心，但由于缺乏政策、资金上的支持，往往也实现不了救助孩子的良好愿望。而且政府与民间救助力量之间缺乏整合，尚未形成有效的合作救助机制。

因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犯罪力量与救助力量之间的博弈，导致新疆籍流浪儿童问题日益严重，救助工作面临严峻挑战，救助制度亟需完善。

新疆流浪儿童问题是新疆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的民生问题。孩子是民族的希望，国家的希望。必须高度重视新疆籍流浪儿童这一特殊群体，这些原本是祖国花朵的孩子，在犯罪分子的教唆、胁迫下，长期得不到救助，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大面积的和相当深度的人格解体，犯罪亚文化深入骨髓。长期流浪生活中，他们的生存权利时刻受到威胁，在周围人的歧视、辱骂、暴打中，他们大多行为偏激，有暴力倾向，作为犯罪的后备力量，这些孩子轻者会变成民族极端分子，重者很可能会被“东突”分裂势力所利用，成为反国家、反社会的中坚力量。

客观而言，与内地语言上的不通、生活习俗上的差异，由于多发地震等恶劣自然条件，新疆南疆地区一直处于绝对贫困状况，社会治安环境较差，维吾尔族群众中存在严重的贫困，严重的失业的形势下，在全国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人口流动加大的社会背景下，要完全杜绝新疆籍流浪儿童现象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系统工程。解决这一重大社会问题，亟需完善我国的法律、救助两大体系。这一问题，更是一个全国性的社会问题，单单某一个省市动用行政强制手段把新疆籍流动人口撵走的办法，治标不治本，必须要有一个站在全国高度的、综合的、长效的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