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北京爱知行研究所的实地调查）

背景

由于中国各地区，各民族经济、文化发展得极不平衡，分化的方式和速度会有很大差异。而中东部一些城市的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较高，那里的劳动力不足，因而吸纳了大量外地流动人口涌入。贫困和缺乏机会造成最近几年在北京，武汉，昆明等主要大城市有大量来自新疆的城市和农村地区的移民潮。因此，维吾尔流动人群成为中国各大城市的主要闲散人员。他们作为一个群体，不管是人文关怀，还是在社会治安方面都值得我们予以关注。

80年代中期开始部分维吾尔人出现在北京，上海等沿海地区的城市，开始以经营餐饮业为主，之后内地很多省市相继出现了不少维吾尔人经营的餐厅和羊肉串摊位。这些餐厅规模都不大，羊肉串摊点更是临时摊位居多。现如今很多市县的维吾尔人越来越多。人口数超过2000人以上的地区有湖南、河南、广东、江苏、四川和北京。而光是在北京维吾尔人经营的餐厅就不少于50多家，这些新疆餐厅自然而然成为维吾尔流动人群活动、聚会的地点。在北京，估计有20000个维吾尔人。在武汉，新疆餐厅的数量并不算多，维吾尔族人群多集中在羊肉串摊点附近活动。成都的维吾尔流动人群多分布在四川大学和西南民族大学附近，因为那里有较多的由维吾尔人经营的餐厅，餐厅中的维吾尔员工的数量也相对较多。由于昆明的维吾尔饭馆数量不多，导致在昆明的流动维吾尔人群非常集中地聚集在为数不多的饭馆周围，具有较强的集中化特点。

人群的特性

文化独立性与抗拒性

维吾尔人群具有独特的民族文化，这种民族文化与汉文化中的流动人群相比，有较强的独立性与抗拒性。维吾尔族文化是以面食为主的饮食文化，以花帽为代表的服饰特点，以回历为天文历法，以伊斯兰教为宗教信仰，以木卡姆为乐舞形式，以维吾尔语为民族语言，以及独特的节日民俗，婚俗等等综合形成的独立文化类型，因其本身的完整性与独特性，致使在与其他民族，尤其是汉文化的交流过程中，有时会呈现出一定的抗拒性。难以沟通的普通话和中国文化差异的尖锐，使得维吾尔流动人群很难融入汉文化的主流，其中大部分人生活在比较集中的小社区。

教育程度低，工作种类单一

受教育程度低是各个流动人群的普遍共性。这一特点影响制约着这类人群的生活状态。我们了解到社群中没上过学的大有人在，大部分人小学未毕业，仅有一小部分人员只完成了小学学业、极个别的人有大中专学历。大部分人员连维吾尔语都不会写、更是看不懂维文。由于长期在内地生活，一部分维吾尔人可以用汉语进行基本交流。由于教育水平低和受社会和文化的隔离，很多人难以找到就业机会，而造成较大的心理压力。在北京、昆明、武汉、成都等维吾尔流动人群中有固定工作的人不多，基本从事餐饮业。

受警察严密监管，具有隐蔽性

这类人群中很多人没有固定工作和收入，生活水平较低，我们在几个城市中的走访都发现在这个社群中有吸毒者和少量贩毒者，除此之外，还有部分人员从事偷盗等违法行为，对社会治安形成一定程度的危害。此外，因为在大城市的维吾尔族农民工的贫困和艰苦生活条件，维吾尔民族儿童往往很少或根本没有接受教育的机会。这些孩子常常犯罪以及更容易滥用毒品和其他方面的威胁。因此，在各地，这个群体不约而同地受到当地警察的严密、频繁的管理。在北京奥运会前几个月，北京、成都、昆明、武汉的维吾尔流动人群的数量都大幅减少，相当数量的维吾尔人被迫暂时返回新疆。

部分维吾尔流动人群的活动处于地下状态，使其行动具有隐秘性。

生存状态与心理健康状况

居住环境条件较差

以昆明维吾尔居住的三大社区之一为例，昆明的维吾尔人主要居住在昆明城中村里，这些人大都为来自昆明周边省份和城市的流动人口，人口成分复杂。居住在此的人，大都从事个体、小贩生意。街道卫生条件较差，随地可见垃圾。从几家维吾尔人居住较多的招待所看，招待所环境与住宿条件相当一般，走访过这几家招待所，连打扫过的空房间里，都有一股刺鼻的发霉气味。该社区的很多儿童，都在这里的街道和店铺门前的地上玩耍。可想而知，在这样环境卫生条件较差，长期居住的小孩和大人，怎么能避免一些传染性疾病的传播？

与当地社群的关系

维吾尔族与汉族生活在同一个城市，却各自生活在自己的圈子里，哪怕是在饭馆里，也很少能够看到汉族人的身影。在和一些出租车司机的交流中我们了解到一些当地人对于维吾尔族的看法，很多人不喜欢甚至厌恶维吾尔族，将他们与小偷划上等号，认为他们野蛮、不讲道理。而所有这些做出这些评论的人，没有一个真正与哪怕一个维吾尔族人交流过，而在另一方面，维吾尔族人对于主流社会这种看法也相当的不满意，尤其是那些正当生意人，认为世人这种一棒子打翻一船人的看法实在是一种歧视。我们再一次深刻的认识到：加深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互相理解对方才是解决问题的首要途径，要不然，在这种互相猜忌的氛围下谈什么公共卫生只是枉然。

社群健康

青壮年男性与成瘾者：除少数是餐馆经营者和打工者，过着较为正常的生活外，大多数男性青壮年没有工作，且进行吸毒和贩毒的行为。他们一天的生活是从下午两点开始，在餐馆附近活动，直至深夜。在成都，这些人大多从事不正当职业，为了自身安全及方便合作，会选择三五成群的生活在一起，显然也存在着共用针具的隐患。

在昆明，虽然很难给出一个大概的数字，但是感染者的存在是肯定的，而且数目不少。因为他们经常会谈论某某被查出了艾滋病，需要保外就医，或者某某被证明患了艾滋病等问题。经过这段时间的社区走访和外展工作，我们可以了解到，这些人知道艾滋病在威胁的他们的生命，也知道目前为止没有可以治愈艾滋病的药物，但是对于传播途径、预防措施、抗病毒治疗等方面的知识很不清楚。他们中的一些人知道美沙酮替代治疗，也知道针具交换，但并不了解相关知识。谈及这些方面，他们会说，社群有人服用美沙酮突然死亡、甚至有人已经发疯，所以社区很多IDU人员不敢尝试服用此药。

在武汉，可能是由于最近局势的原因，武汉的成瘾者不愿意抛头露面，很少在街面上出现，我们只在餐厅见到数人确定是成瘾者。但是在与社群的交流中我们可以知道武汉确实存在着一些成瘾者，而且这些成瘾者通常是三五成群的活动，这让我们很担心是否会有共用针具的现象。在另一方面：我们没有听说有人在尝试美沙酮替代疗法。

妇女在人群中的比例较高。在社区中妇女相对多一些。除了一些在饭店工作的女性以外，还有一些人在从事协助男性成瘾者吸毒和贩毒的工作。有些妇女也有自吸的情况。这些妇女除了几个比较开明的以外其他人对艾滋病的问题一概不愿意谈。多次访谈，她们的言语中也透露着对吸毒者生活方式的不满。

儿童在这个人群中的处境非常引人担忧。前面提到，在这个人群中，很多男性青壮年是成瘾者，他们经常从事吸毒、贩毒、偷盗等行为，有些妇女则进行协助工作。在这种环境中，儿童常常被家长或社群内部人员利用。例如，在这一人群中，经常看到妇女手中抱着婴儿，这是她们藏毒的重要也是主要的方法。利用孩子做掩护，就算被警察带到派出所进行问话，也不愿放下怀中的孩子。因为孩子可以当作挡箭牌，大大减少被审问的时间，减轻审问的后果。5、6岁以上的孩子更是被训练成街边扒手，对路人进行盗窃。

在昆明，社群人员基本都带有小孩。大部分为刚出生或一、两岁左右的幼儿，4-12岁之间的儿童为数也较多。仅有个别家庭经济情况较好的儿童，在社区附近的学校就读，但大部分儿童是跟着父母。

在流浪儿童方面，据社群人士讲，前些年成都的流浪儿童问题比较严重，但近一两年随着治安压力加大及街头摄像头的普及，这些孩子的人数明显减少，很多转移到了南方或者东北的其它城市。以前也有比较多的流浪儿童在武汉活动，这两年相对少了很多，但还是有一些的，只是在奥运期间由于治安比较严，所以停止了活动。我们没有见到这些孩子，但可以确定他们在武汉有活动，或许在以后随着工作的深入，我们能够更多的了解这些孩子的情况，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老年人中，男性仍然多数是吸毒者，女性协助贩毒。少数男性老年人照顾吸毒的子女，生活条件比较差。

我们的工作

北京爱知行在维吾尔社区的吸毒者中开展宣传活动一年多了。所有关于艾滋病毒/艾滋病的预防，传染性疾病，药物使用及相关问题的材料已被翻译成维吾尔语言，并经过专门设计。我们已经在北京、昆明、成都、武汉、广州的社区内建立了经常性和可持续的接触，并确定了这些目标人群最重要的需求和面临的挑战。我们还举行了几次会议，并邀请代表，国际组织，政府部门和基层组织，以便更好地了解和交换意见。

来源：北京爱知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