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救我的孩子",一个无助母亲声嘶力竭的呼唤

2008-09-07 17:27:52  作者:junjunmao(德昂族)  来源:维吾尔在线

“救救我的孩子。”
这是一个无助母亲声嘶力竭的呼唤。
茹克亚,一个维吾尔族母亲,家住新疆伊宁市,正是她,在十年漫漫的上访路上,无数次地这样呼唤着,祈求着,但却处处碰壁,苦告无门。

求医路坎坷曲折

1998年1月10日,茹克亚5岁的女儿夏克拉突觉腮部疼痛得厉害,被家人急忙带往伊犁州友谊医院(下文简称友谊医院)小儿科进行诊治。接诊医生诊断是腮腺炎,并安慰焦急的父母说:“你们带来的很及时,孩子会很快康复。”茹克亚夫妇心下稍为宽慰,按所开药方划价取药后,再次向接诊医生确认所取药是否有误。医生确认无误,所开药为青霉素(静点)和抗乙肝核糖核酸注射液(肌注)两种注射药。考虑到方便照顾女儿,一家人决定到离家较近的一个私人诊所里注射。该诊所是友谊医院一个退休医生所开的,在给孩子打了一针回到家间隔约一小时后,孩子突然出现中毒症状,开始是发烧,后来发展为呕吐、腹泻、高烧同时并发。茹克亚夫妇见状更是着急,立即赶往友谊医院,经急诊医生诊断后,认定肌注药(抗乙肝核糖核酸注射液)开错了,是导致孩子中毒反应的原因,该药不应用于腮腺炎的救治,并建议把孩子带到伊犁地区传染科抽血化验作进一步的证实。之后,传染科的医生也认定肌注药开的有问题,并开了另外的药方,孩子在服用后三天就治好了腮腺炎。

然而,伴随腮腺炎的治愈却出现了另外的病症:小便不通、额头肿胀、腹泻、恶心等症状,且小便不通的情况日益严重并伴有小便疼痛。孩子再次被送到友谊医院,茹克亚直接把情况反映给医院医务科的领导,他们却把责任推给医药室,说可能是医药室发错了药。而后找到了医药室,查了当日的处方记录,证明医药室照单拿药,并未出错。医务科无法再推卸责任,采取回避态度,茹克亚无奈找到了院领导,医务科才同意给孩子检查一下。在检查过程中,医务科仍是推三阻四,给孩子抽血化验后,让下午过来,下午来了又找借口让明早来。这样反反复复四天后,医务科医生才终于发话,说孩子得了乙型肝炎,但并未把诊断书给茹克亚一家。茹克亚心中疑虑,带着孩子到防疫站再次抽血化验,化验显示孩子对肝炎病毒抵抗力很强,肝并没有什么问题。

茹克亚把化验单拿到友谊医院医务科,医务科知道瞒不下去了,只有让孩子再次化验,结果同样显示肝功能正常,医务科只能推说上次可能是机器坏了(巨荒谬的理由),同意让孩子住院治疗,费用由院方承担。住院半个月后,孩子的病情有了一定好转,医生说可以出院了,但在向其索要诊断和出院证明时,又百般推托欲掩盖开错药导致孩子患病的事实,茹克亚一家无奈只好出院。

没过几天,孩子的病情又加重了,茹克亚只好自费再次让孩子住进友谊医院,医生为掩盖病情真相,胡乱诊断说是感冒了。治疗了一段时间后,孩子还未痊愈,院方因怕承担责任又强迫其出院。

茹克亚为使孩子能继续治疗,把情况反映到伊犁州卫生局。在卫生局多次催问下,院方医务科终于来了一位医生,并解释说:“肌注药虽然不对症,但对人没有害处,只能增强人的免疫力。”茹克亚听后反问:“你打一针试试,到底有没有害处,如果你没事,我们也就不告状了。”医生拒绝打针,无言以对,同意开一份承认是院方开错药致茹克亚孩子身患重病的证明。但这份证明并没有任何法律效力,卫生局建议茹克亚一家自费去做医疗事故鉴定。但考虑到孩子病情日益严重,正当急需钱和时间的紧要关头,而医疗事故鉴定耗时耗财,作为可怜孩子的父母的唯一心愿只是能尽快治好孩子的病,因家庭经济条件并不宽裕,就更希望把钱用在刀刃上,尽快使孩子健康如初。茹克亚一家希望卫生局作为管理者能主持公道,但在接下来的处理过程中,卫生局也渐渐懈怠下来,或是碍于与医院的关系,或是对弱者置之不理的惯性使然,总是左推右托。

茹克亚没有办法只有才取卫生局的意见,向自治区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申请进行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责成伊犁州卫生局做出鉴定,之后州卫生局“按程序”又命友谊医院先拿出鉴定意见。事情至此,转了一圈似乎又回到了原点,友谊医院拿出的鉴定意见不用做也只能是对误诊事实的掩盖(因为它一直都在这么做,不可能此刻又推翻之前的做法,因此这一层鉴定也就显得没意义了,浪费了多少时间、人力、财力、物力,但孩子的病又怎会耗的起?)。原则上,若患者家属对鉴定结果不满意可向州技术鉴定委员会申请复议,但谁知道最后是否又会回到原点?茹克亚看着女儿被病痛如此折磨,已心痛至极,作为一个母亲,这种心痛的折磨更是让人窒息。

友谊医院是伊犁州最大的综合性医院,享有国家三级甲等医院、自治区十佳、国家建设精神文明行业工作先进单位和自治区级文明单位等殊荣,本着“以病人为中心,有意见保证虚心接受,迅速改正让您一定还会满意”(医院病历上写有)的承诺,但就是这样一家“桂冠繁多、口号响亮”的医院却在竭力包庇事故责任人,隐瞒因误诊使人致残的悲惨医疗事故的真相。试问作为“白衣天使”的医生,天使善良的心又到哪里去了?

另一方面,承担监督管理者角色的卫生局毫无控制力,形同虚设,内部本设有医药检验相关部门,通过检验可做出一定结论,但并未采取任何措施,疏于职守。

所谓的医疗事故鉴定,确实严格按照程序办事。进行鉴定的一方本应处在绝对中立的立场,然“按程序”却成了被告方自己给自己做鉴定。试想,被告会自己找证据证明自己有罪吗?傻子也许会--可悲的程序。

上访路漫漫无期
茹克亚对医疗管理体制失望了,为给孩子治病,决意通过上访讨个说法。而这条路又是否行得通?
2004年7月28日,茹克亚一家来到国家信访办,信访办领导询问了详情并做出批示,责成自治区政府尽快妥善处理此事。且当时自治区政府阿叶甫正在北京开会,阿叶甫了解到此事后答应回新疆一定给解决。茹克亚一家此时似乎看到了一线希望。

阿叶甫回疆后,向自治区信访办也做出了批示。自治区信访办一个多月后终于回复说此事已转交卫生厅管,并把茹克亚带到卫生厅。卫生厅在详细了解事情经过后,给出了建议函,建议信访办派人与卫生厅合作调查、督办,然信访办回绝了该建议,要求卫生厅独自组织、督办(推托)。卫生厅后向伊犁州卫生局做出批示,要求其妥善处理此事(再推托)。

事情至此,似乎又再一次回到了原点,试问信访的意义在哪?无非是通过层层下达,耗费了更多的时间、精力,最后还是不了了之。茹克亚一次次地跑遍国家信访局、卫生部、国家民委、自治区政府、自治区卫生厅、自治区妇联……,却总是陷入这样的循环,最终这些部门也烦了、厌了,茹克亚只能一次次地陷入无助、无奈的境地--可悲的制度。

在漫长的求医和上访路上,女儿夏克拉的病一次又一次地发作、加重。在到上海就诊时,开出的药方因胃部不适应只能停药,在往后的治疗过程中,孩子甚至出现双眼失明又只能停药。孩子隔几天就发病,一病就只能送医院急诊科进行抢救。而为了给孩子治病,家里卖掉了房子以及所有值钱的东西,另外还欠下了一大笔外债。目前为止,医疗费一项就花了88万元,这对一个普通的无业家庭来说简直是个天文数字,但孩子的病还是没有起色,而孩子的父亲也因不堪重负已病倒,身体十分虚弱。
茹克亚知道她必须撑住,但看着孩子日益瘦弱的身体和十年来上访无果,真的绝望了。

在对茹克亚的采访快要结束时,她说的话让我体会到她的绝望实已到了极限。她说:“在奥运期间,我要自焚。”这是弱者绝望、无助到极限才会采取的反抗方式啊。
(写得我心里在滴血啊,有什么办法能拯救他们呢?)

责任编辑:山少叶

关于 茹克亚  母亲  伊犁  友谊医院  信访  的文章
热门图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