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是有人类活动最早的地区之一。如同其他地区一样，远古时期的新疆原始居民就已经产生了原始的宗教观念。他们相信人有可以脱离肉体而独立存在的“灵魂”，而这个“灵魂”'与肉体不同，是不会死亡的。在人的肉体死亡后，“灵魂”就离开肉体到另一个世界里去了，他们在那里继续过着同现实世界一样的生活。所以，他们在埋葬死者的同时，要把死者生前使用的日常生活用品和生产工具，甚至装饰品一起埋葬，意思是让他们在另一个世界里继续使用这些物品。迄今在新疆所发现的远古时期的墓葬，都有数量不等的各种随葬品。后来，他们在认识和探索自然的过程中，对千姿百态的自然事物和变幻莫测的自然现象感到无法理解，于是错误地认为自然界也同人类一样，是有“灵魂”的。更进一步，他们把自然界的“灵魂”人格化和神化，认为它们同人一样有喜怒哀乐，而且威力无边，正是它们控制和掌握着自然界，才使大自然神秘莫测。人要得到大自然的恩赐，就要用各种方式讨好支配着大自然的神灵。就这样产生了对大自然的崇拜。新疆原始居民崇拜的对象十分广泛，举凡天地日月、风雨雷电、河流山川等自然事物和自然现象，都是他们崇拜的对象。考古工作者在罗布淖尔古墓沟一处氏族公共墓地发现，有些墓葬用粗、细有序的木桩围成七个圆圈，圆圈外是呈放射状四向展开的列木。这些横竖摆放的圆木所构成的图形恰如一轮华光四射的太阳，它表现的是古代罗布人对太阳的崇拜。在阿勒泰地区富蕴县唐巴勒岩洞中有一幅彩绘岩画，上部是两个同心圆，旁绘彩云，下部是一个形状怪异的人头像，这幅岩画所表现的也是人们对日月的崇拜。古代塔什干人自称“汉日天种”，即太阳的后代，说明他们是一个崇拜太阳的部族。崇拜日月的习俗仍然保留在现在的许多民族中，如哈萨克人现在还说他们是“太阳生的人”，仍然崇拜日月，每当月亮东升时，人们即对月祈祷。
　　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的动植物是新疆原始居民崇拜的又一重要对象。古代罗布人在埋葬死人时，要在死者的胸部放置一个装有麻黄枝的小包，有些还放上装有麦粒的小篓。如果说植物崇拜在农业居民中比较盛行的话，那么在游牧民族中则普遍崇拜动物。在天山、昆仑山等山脉中，都有大量以牛、马、羊、驼、鹿等动物为主要内容的岩画。一些对农牧业危害较大的动物，如狼、老鼠等更受到人们的虔诚崇拜。新疆的古代游牧民族普遍崇拜狼。从事农业的古代和阗人则对老鼠十分崇拜。著名高僧玄奘在其《大唐西域记》中就详细记载了和阗地区流传的一个关于老鼠神拯救和阗，使其免于灭国的动人传说，以及和阗举国敬鼠拜鼠的盛况。1000多年后，英国人斯坦因在和阗的丹丹乌里克遗址中，掘得一块绘有“奇异的鼠头神”的画版，进一步证实古代和阗人的确是崇拜老鼠的。图腾崇拜在新疆的古代居民中也很盛行。《穆天子传》和《山海经》中记载的穆天子“西登昆仑”会见的“西王母”，“其状如人，豹齿虎尾而善啸，蓬发戴胜”。这个西王母可能就是远古时期居住在昆仑山一带的一个以虎豹为图腾的母系氏族部落的首领。新疆的许多古代民族以狼为图腾。在突厥人的旗帜上，就绣着一只金色的狼头，高车、乌孙、黠戛斯等则自称是狼的后代。
　　图腾崇拜是由于原始人不懂生殖道理而出现错误认识的产物。当人们逐渐对生殖现象有所认识后，就开始了对生殖的崇拜。著名的呼图壁康家石门子生殖崇拜岩画，就生动形象地记录和反映了当时人们对生殖崇拜的盛况。由于女性是生殖的直接承担者，所以女性及其生殖器官成为人们首先崇拜的对象。在古墓沟墓葬中，就出土了多具木雕、石雕女像。随着人类社会由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的过渡，男性逐渐取代女性成为崇拜的主要对象。在木垒七道沟一处战国时期的墓葬中，出土了一件石祖(男性生殖器)，形象十分逼真。近年来，在天山北麓的草原丝绸之路上，从木垒、阜康、昌吉、石河子到伊犁，都有石祖出土。

萨满教

原始宗教发展到晚期，出现了专职祭司——萨满，这时的原始宗教又被称为“萨满教”。萨满教在新疆古代各民族中都十分盛行。在回鹘人中萨满享有很高的地位，他们不仅参与部落重要事务的决策，连行军打仗也要随行，参与军机并负责祈求神灵保佑军队打胜仗。《乌古斯可汗的传说》、《突厥语词典》、《福乐智慧》等文献史籍中对回鹘人的萨满教信仰都有大量记载。《福乐智慧》中还专列一章论述应该怎样对待喀木(萨满)。在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等民族中，迄今还程度不同地保留着萨满教的残迹，如朝拜麻扎并在麻扎上插树枝、拴布条、挂牛马尾，跳萨满舞等。


袄教

袄教是中国对产生于古代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的称谓，因该教特别崇拜火，又被称为火教；火袄教、拜火教等。袄教是最早传人新疆的外来宗教。袄教传人新疆的时间史无记载。1978年在乌鲁木齐阿拉沟的一座古墓中出土了一件高方座承兽铜盘。据考证，这件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重世纪的铜盘，与中亚发现的袄教祭祀台形制相似，是袄教教徒专门用来祭祀圣火的，这表明袄教传人新疆应在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1世纪之间。袄教的传入路线是由波斯沿丝绸之路北道经中亚传人新疆。由于袄教崇拜天、地、日、月、水、火、木、土，与新疆盛行的原始自然崇拜基本相同，因此容易被当地居民接受。魏晋至唐宋时期，祆教在新疆各地迅速传播和发展起来。近年在吐鲁番出土了几具陶棺，内装有二次葬的尸骨。从陶棺和葬俗可以推断，陶棺中所葬的是袄教教徒尸体。在吐鲁番的出土文书中，也屡展出现袄教教徒特有的名字和有关袄教活动的记载。袄教在吐鲁番的迅速发展引起当地统治者的重视和警惕，为加强对袄教的管理和遏制袄教势力的发展，不仅设置了专门管理袄教的官职——萨薄，还采取一些具体措施以限制祆教的活动。当袄教在中原地区不断遭受打击而日渐衰落之际，在新疆却进入其发展的鼎盛时期。汉文史籍对新疆各地袄教多有记载，如称高昌、焉耆“俗事天神(即袄教)，兼信佛法”，于阗“其俗好事祆神”、“俗事妖(袄之误)”等。据唐代哈密方志《沙州伊州地志》(残卷)记载，当时哈密有一座祆庙，“内有素书形象无数”。该庙的教主翟陀曾人京朝见皇帝，并表演了神灵附体和利刃穿腹的幻术，被唐朝授予游击将军。10世纪的阿拉伯旅行家米撒尔在拔希国(今策勒县)也看到其国都“拔希城内有火教徒”。由于袄教没有取得官方宗教的地位，所以主要流行于农村，与当地的原始宗教相互渗透、融合，最后演变为民间宗教的一部分，所以，从宋代以后不再见于记载。但是，祆教拜火的习俗在曾信仰过它的民族，如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塔吉克等民族中一直保留到现在。

佛教

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产生于印度，创始人是北印度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净饭王之子乔达摩·悉达多，即佛教徒所尊称的“释迦牟尼”(意为“释迦族的圣者”)。释迦牟尼有感于人无法摆脱的生老病死等各种痛苦，又对印度第一种姓婆罗门不满，遂出家修行，最终“悟道成佛”，创立了佛教。公元前1世纪，佛教从印度经克什米尔首先传人和阗地区。不久又从丝绸之路北道传人喀什地区。佛教传人前后，新疆正处于奴隶社会发展阶段。南疆数十个割据政权互相攻伐，战争频仍，社会动荡。佛教提倡忍耐，统治阶级正需要利用这种宗教来平息劳动人民的不满和反抗。劳动人民对原始，宗教的信仰没有能够改变他们的悲惨命运，便把改变命运的希望寄托在新传人的佛教上。所以，佛教传人后，在各地统治阶级的大力倡导和扶持下，迅速在各地传播开来。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进入其发展的鼎盛阶段。随着佛教的发展，在新疆逐渐形成了以佛教为主要宗教的多宗教并存的格局。
当时，各绿洲城郭之国上至国王显贵，下至庶民百姓，几乎一体崇信佛教。据史书记载，于阗国“俗重佛法，寺塔僧尼甚重，王尤崇信，每设斋日。必亲自洒扫馈食焉”；焉耆“崇信佛法。尤重二月八日、四月八日，是日也，其国咸依释教，斋戒行道焉”。随着佛教的发展，各地佛教僧侣人数也急剧增加。于阗的僧侣多达“数万人”，瞿摩帝寺一座寺院就有僧人3000人，其他各地一般在1000—4000人左右。建寺造塔在各地蔚成风气。据记载，当时在龟兹(今库车)城内就有“佛塔庙千所”。于阗则“家家门前皆起小塔，最小可达二丈许”。不仅寺院的的数量多，而且建筑规模宏大，装饰奢华。新疆著名的克孜尔千佛洞就开凿于这一时期。
　　在塔里木盆地两端，丝绸之路南北道上，逐渐形成了于阗和龟兹两个佛教中心。当时中原地区的许多僧人远渡沙碛来新疆或经新疆前往印度取经求法。公元5世纪初，著名高僧法显取道新疆前往印度取经。他对所历新疆各地佛教的教派、寺院、僧侣人数、佛事活动等都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并把他的考察著成《佛国记》。在这本书中，法显详细生动地记述了当时在新疆十分盛行的两种佛事活动：一是于阗的“行像”仪式，一是竭叉(今喀什)等地的“般遮越师”。“行像”即佛像游行的简称，是指把佛像装在车上游行的一种佛事活动。在于阗举行的这种仪式历时14天，由于阗的14座大寺轮流举行。仪式隆重庄严，规模盛大。届时，不仅所有的佛教徒都要参加，国王、王后也要亲临。在像车距城门百步时，国王要脱下王冠，换上新衣，赤足持香和鲜花，出城迎接佛像人城，王后和侍女则在城门楼上向下抛撒鲜花。在竭叉等其他一些地区则举行一种名为“般遮越师”(意为“斋会”)的仪式。这种斋会五年举行一次，斋会由国王主持，届时邀请各地僧侣，分别由国王和大臣设供供养，时间1—7天不等。供养结束后，国王和众大臣还要向僧侣布施“种种珍宝、沙门所需之物”。
　　公元5—7世纪初，新疆战乱频仍，绿洲经济受到严重破坏，人民生活日益贫困。人们在不堪重负的情况下，还要承担建寺造塔和佛事活动的费用，供养一大批不劳而食的僧侣，更是雪上加霜。佛教的信仰不仅没有给他们带采幸福，相反却使他们的命运更加悲惨，人们便逐渐对佛教信仰失去信心。从公元7世纪中叶起，佛教虽然在官方的支持下保持主要宗教的地位；但已经受到祆教、摩尼教等其他宗教的冲击，开始走向衰落。这一时期来到新疆的著名高僧玄奘在各地所见佛教情况，无论寺院建筑、佛事活动、僧侣人数等各方面，都已远远不如法显时代。所以，在伊斯兰教传人后，在其频频进攻和打击下，佛教更急剧衰落，其主要宗教的地位最终被伊斯兰教所取代。

道教


道教是中国的传统宗教，因其最高信仰为“道”而得名。道教产生于公元2世纪上半叶。道教是在中国古代宗教信仰和巫术、神仙方术的基础上，吸收道家学说和黄老思想而逐渐形成、的。道教传人新疆的时间缺乏明确记载，根据吐鲁番出土的大量道教文物推断，应不晚于公元 4—5世纪。当时道教主要流传于哈密、吐鲁番等汉族群众比较集中的一些地区。哈密和吐鲁番是新疆进出中原的咽喉，从汉代起这里就是汉人活动的主要地区之一，因此最先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北魏以来，在吐鲁番地区相继出现了由阚、张、马、隙内地四姓豪门建立的汉族政权。随着信仰道教的汉人的不断迁入，道教在这里迅速传播和发展起来。唐朝统一新疆后，唐朝统治者推崇道教的政策促进了道教在新疆的发展。据唐代哈密方志记载，当时哈密的道教的宫观同佛教寺院的数量一样多，这说明在佛教占统治地位的哈密，道教已取得了重大的发展。道教传人之时，正是新疆佛教鼎盛之际。为适应这一特定的社会环境，道教在新疆的传播和发展过程中，吸收了许多佛教的内容，从而形成了新疆道教的地方特点。这种适应性的变化，也是道教能够在新疆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原因。

摩尼教

我国旧译“牟尼教”、“末尼教”，因该教崇尚光明，又称“明教”、“明门”、“明尊教”等。公元3世纪中叶由教主摩尼创立于古代波斯。摩尼教曾一度盛行于波斯，后受到波斯官方和袄教的排挤与打击，信徒四散逃亡，其中大多数人在中亚定居下来，使中亚成为摩尼教的第二故乡。公元 6世纪前后，摩尼教由中亚传人新疆。这是继袄教之后传人新疆的又一波斯宗教。隋末唐初，信仰摩尼教的粟特商人相继来新疆经商，他们在阿勒泰、吐鲁番和罗布泊等地定居下来，形成一个个居住区。唐贞观年间，中亚的康国大首领、摩尼教教徒康艳典来到隋末废弃的蒲昌海(今罗布泊)石城镇，在这里重筑新城。此后，随着粟特入日渐增加，康艳典又在石城镇方圆480里的范围内，新建了“新城”、“蒲桃城”和“萨毗城”。这样，在罗布泊地区就形成了以石城镇为中心的粟特摩尼教教徒的大聚居区。由于当时粟特摩危教徒聚族而居，摩尼教在新疆没有得到广泛传播。公元9世纪中叶，以摩尼教为国教的漠北回鹘汗国破灭，回鹘部众四散，一部分回鹘人迁入新疆：在吐鲁番地区建立了高昌回鹘王国。初时，高昌回鹘仍以摩尼教为国教。在回鹘可汗的周围，每天都聚集着三四百名摩尼教教徒，为他高声朗诵教主摩尼的著作。高昌也成了摩尼教东方教区教主的驻节之地。由于得到官方的支持和扶植，摩尼教在吐鲁番地区迅速进入发展的鼎盛阶段；在高昌、交河、唆里迷等地，都建立了摩尼教的寺院和宗教组织，出现了一支庞大的摩尼教僧侣队伍。高级僧侣享有很大的政治和经济特权，寺院占有大量土地并发放高利贷，寺院经济非常发达。近代以来，在吐鲁番地区陆续发现和出土的大量摩尼教的文物、壁画和遗址，反映了当时吐鲁番摩尼教的盛况。后来，随着回鹘人改信佛教，摩尼教逐渐走向衰落。但直到宋朝时期，吐鲁番、和阗等地仍有摩尼教教徒在活动

景教

基督教聂斯脱利派在中国的称谓。是基督教最早传人新疆和我国中原地区的一个教派。该派以创始人聂斯脱利而得名，又称“波斯教”、“弥施珂教”。景教传人新疆的时间大致与摩尼教同时，即公元6世纪前后。初期主要流行于吐鲁番地区。信仰景教的除少量的回鹘人外，主要是来华的叙利亚人、粟特人和波斯人。唐宋时期，吐鲁番已成为新疆景教的中心。在其他地区也有一些景教徒。10世纪的阿拉伯旅行家米撒尔在策勒境内就见到了景教徒。西辽至蒙元时期，由于实行宗教自由政策，景教迅速传播到全疆各地，进入其发展，的鼎盛阶段。在当时新疆伊斯兰教中心的喀什噶尔，景教也取得了空前的发展；喀什噶尔成为景教25个行教区的第十九教区。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行经新疆途中，在喀什噶尔、叶尔羌、和阗、轮台、伊犁、吐鲁番、哈密等地都看到当地有景教教堂或景教教徒。当时信仰景教的主要是畏吾尔人。所以这一时期来到畏吾尔地区的一些西方旅行家说：“畏吾儿人是聂斯脱利派的基督‘教徒”，“在所有畏吾儿人的城市中，都有聂斯脱利派教徒”。在吐鲁番地区发现的景教文献有许多是用回鹘文写成的，其中回鹘文的“赞美诗”是专供回鹘景教教徒新婚夫妇举行婚礼时唱诵的。这一事实说明，景教已经渗透到畏吾尔人的社会生活中。随着伊斯兰教的传播，景教教徒逐渐改信了伊斯兰教。元代以后，除伊犁地区外，景教在其他地区逐渐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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