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尼教于763年传入回鹘，由于其简单的义理比较适合于草昧初开的回鹘游牧社会，容易为普通民众所接受，加上回鹘统治者的大力扶持，故而发展迅猛，很快取代萨满教而成为漠北回鹘汗国的国教，势力渗透到回鹘汗国社会、经济、外交及文化的各个方面。9世纪中叶，回鹘汗国崩溃，摩尼教势力随之受损，但仍为西迁后的回鹘统治者所尊奉。至12中叶以后逐步退出历史舞台
关键词：回鹘；摩尼教；回鹘文写本；历史
作者杨富学，1965年生，敦煌研究院民族宗教文化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后。
一、摩尼教在回鹘的始传及其与萨满教的斗争
摩尼教是公元3世纪中叶波斯人摩尼所创立的一种宗教，它摄融了早已在中亚流行的祆教、诺思替（Gnostic）教、景教和佛教的各种因素，主要思想则是世上光明与黑暗斗争的二元论。摩尼教在波斯曾盛极一时，后来因受到波斯王瓦拉姆一世（Vahrām I，274～277）的残酷迫害，教徒流徙四方，其中向东的一支进入河中地区，以后逐渐东传至中国，再辗转传入回鹘，于8、9世纪时在回鹘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迅速替代了原来盛行的萨满教，一跃成为回鹘的国教，实现了柳暗花明大转折。
关于摩尼教传入回鹘的具体过程，有两件最重要的资料可供参考。一为《九姓回鹘可汗碑》，一为《牟羽可汗入教记》。前者用突厥文、汉文、粟特文三种文字写成，其中汉文部分已由罗振玉校补，刊于《和林金石录》，广为学界引用。而后者，仅用回鹘文写成。先由德国学者邦格和葛玛丽刊布。 以其刊本为据，笔者与牛汝极合力对其作了进一步的研究。 以二者相较，不难看出其间差异不少。
碑铭对摩尼教传入回鹘的过程是这样记载的：
可汗乃顿军东都，因观风俗。摩 尼 佛师，将睿息等四僧入国，阐扬二祀，洞彻三际。况法师妙达明门，精通七部，才高海岳，辩若悬河，故能开正教于回鹘。以 茹 荤 屏 乳 酪为法，立大功绩，乃号“默傒悉德”。于时都督、刺史、内外宰相、□□□□□□□□曰：“今悔前非，愿事正教。”奉旨宣示：“此法微妙，难可受持。”再三恳恻：“往者无识，谓鬼为佛。今已悟真，不可复事，特望□□。” 摩 尼 师曰：“既有志诚，往即持受。应有刻画魔形，悉令焚爇。祈神拜鬼，并皆 摈 斥，□□□□，持受明教。”薰血异俗，化为茹饭之乡；宰杀邦家，变为劝善之国。故圣 人之在人，上行下效。法王闻受正教，深赞虔诚。□□□大 德领诸僧尼，入国阐扬。自后，慕阇徒众，东西循环，往来教化。
碑中的可汗，实即漠北回鹘汗国第三代君主——牟羽可汗（759～780年在位）。从碑文可知，在唐朝爆发安史之乱后，牟羽可汗曾出兵助唐，在洛阳逗留期间与几位摩尼教高僧发生了联系，随之将睿息等四人带回漠北，令其布道。很快，摩尼教即在漠北战胜回鹘旧有宗教——萨满教而一跃成为回鹘的国教。这些记载与唐代诸汉文史料所反映的情况不无吻合之处。依汉文史料，牟羽可汗原是在唐肃宗于宝应元年（762）五月驾崩后应叛将史朝义之诱而入中原的，结果被中原劳军使药之昂说服，不仅未按既定方针助叛军攻取长安，反而率兵东向，由陕州渡黄河直捣洛阳，夹击史朝义，并于十一月二十日攻克洛阳，直到次年三月方归。说明牟羽可汗将摩尼教引入回鹘的时间当在宝应二年（763）三月之后。
由碑文观之，摩尼教取代萨满教似乎是在一夜之间发生的，使人不免生疑。如前所述，在摩尼教入回鹘之前，回鹘中盛行的是萨满教，摩尼教始入回鹘时，萨满教正处于炽盛阶段，若单凭四个摩尼僧在汗国中的活动和牟羽可汗的一纸敕令，就能使摩尼教取得如此迅速的传扬，一夕间成为回鹘人的全民宗教，从一般情理讲，显然是令人难以取信的。吾人固知，宗教是一种社会意识，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社会改变了，人们的社会意识也就必然会随之改变，但是社会意识往往落后于社会存在。就回鹘而言，由于萨满教长期流行，在思想上的影响根深蒂固，已形成为一种强大的习惯势力，使之改宗，决非易事。那么，回鹘人改宗摩尼教的具体过程又是怎样的呢？
根据《牟羽可汗入教记》残卷的记载，摩尼教始入回鹘时曾遭到强烈的反对，甚至在各地不断发生压迫和杀害摩尼教徒及胡商的事件。反对者不仅有萨满，更多的则是不愿改宗的回鹘官员和民众。对最早到达回鹘的四位摩尼教僧，他们扬言要“压制并杀死”，使之随时都有可能“遇到大的压力和危险”，“一旦被抓住，就全部杀死，一个活的也不留”。 这一文献还告诉我们，当时摩尼教徒面临的最大敌人是汗国内掌权的达干。这从摩尼僧要求牟羽可汗不要“重任这些达干”，要“远离这些达干”等语中就可以看得出来，后来的历史事实，即大历十五年（780）顿莫贺达干发动政变，大批屠杀摩尼僧及九姓胡一事也可证明，达干是摩尼教徒的最大危险。
由于来自各方面的压力，牟羽可汗在当初也曾对改宗一事产生过动摇，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与众僧一起讨论了两天两夜。第三天，他们继续争论到很晚，此后，天王就有所动心了”，于是，“天王牟羽可汗亲自来到徒众聚集处，恭敬地跪在众僧面前，乞求恕罪”。 这些记载都不见于《九姓回鹘可汗碑》。于是，其记载是否翔实的问题就不能不考虑了。
我们知道，《九姓回鹘可汗碑》勒立于回鹘汗国第九代君主保义可汗时期（808~821年在位），碑文歌颂了回鹘建国以来直到保义可汗时的历代可汗事迹，特别是对牟羽可汗始传摩尼教于回鹘一事记载尤详，崇敬有加，故牟羽可汗曾对摩尼教产生动摇一事则当然地被略去了。碑文将汗国的君臣民众等都描绘成一开始就是萨满教的激烈反对者，摩尼教一经传入，他们便立即行动起来，一下子就将萨满教的“刻画魔形”全部焚毁，进而接受摩尼教。从碑文看，回鹘君臣此举对萨满教的打击是极为强烈的，故有人轻信此条史料，得出了“无须乎经过三年，萨满教便荡然无存” 的结论。然观有唐一代直至宋代的摩尼教史，不难发现，这种说法实际上是经不住推敲的。
根据汉文史料的记载，广德二年（765）回鹘在与唐作战时，身边还带有巫师。当回鹘与唐和议时，其首领十分高兴，“分缠头彩以赏巫师”。 此巫师即为汉族对萨满的通称。当时在场的回鹘首领共有七位，其中五位拥有达干称号。可见，由于反对摩尼教的中坚力量达干的支持，巫师在回鹘汗国仍然拥有相当势力。
考虑到自己的统治以及回鹘臣民尚未完全改宗的现状，牟羽可汗就不能不进行宗教宣传。《牟羽可汗入教记》告诉我们，牟羽可汗举行过一次特大持斋仪式。文献载：“他们持斋了”，那时，“天王进了城，头上戴着王冠，身穿深红色[长袍]，坐在黄金宝座之上，并向官员和平民传佳令。” 这是我们目前所见记载这方面情况的惟一资料。这种规模盛大的持斋场面，恐怕不能简单地从风俗习惯上去理解，而牟羽可汗当时的打扮，也并非纯粹的节日盛装。它说明了牟羽可汗对摩尼教重视的程度是非同寻常的，其用意无非是想借此机会，大张旗鼓地进行改宗宣传。
此文献又载：“国王经常劝促全体平民行善。天王还公布了这样一个法规：在每十个男子中委任一个头领作为行善和精神[活动]的监督者。”牟羽可汗在劝民行善的同时，利用国家机器，设立法规，并从基层选拔、设置官员作为“监督者”。如果“谁忽视此法”，就被视为“犯了罪”，并有可能受到惩处。 一方面劝民行善，另一方面又用强权迫使别人改宗，这是摩尼教在回鹘开始传布时牟羽可汗采用的两种主要手段。
牟羽可汗积极地支持、宣传摩尼教，并大力向外传播，使这个历时数百年，不断受到统治者压制、迫害的古老宗教在回鹘汗国获得了新生。牟羽可汗将摩尼教定为“国教”，使之迅速取代了萨满教在回鹘社会中的统治地位。
二、摩尼教在回鹘中的发展与炽盛
在回鹘汗国内，摩尼教渗透到汗国社会、经济、外交及文化的各个方面。来自粟特地区的摩尼师受到了牟羽可汗的信任和重用，甚至能左右国家大事，以至于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