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突厥语中用于指称佛教僧侣（和尚）的tojïn一词，借自于汉语的“道人”。11世纪的穆斯林突厥语文学家麻赫穆德·喀什噶尔在所著《突厥语大词典》中将tojïn一词解释为：“tojïn——僧人，和尚。未皈依伊斯兰教的人们的宗教首领。这些人和我们的伊玛目和穆甫提一样。tojïn任何时候都在佛像前读书或宣读异教徒的判决。愿真主保佑我们免受他们异教的亵渎。谚语曰：Bir tojïn bašï aγrïsa qamuγ tojïn bašï aγrïmas（一个和尚的头痛，并不是所有和尚的头都痛）。这则谚语是说朋友们正吃东西时，不能因某人患病便避开他。是劝众人吃饭时说的。”[1] 然而，汉语的“道人”通常指的是“奉守道教经典规戒并熟习各种斋醮祭祷仪式的人。一般指道教中的男性宗教职业者”。[2]《宋史·吴元扆传》：“乃集道人设坛，洁斋三日，百拜祈祷。”又如道士白玉蟾（道教南派第五祖）自称“琼山道人”。“道人”又称作“道士”。《春秋繁露·循天之道》：“古之道士有言曰，将欲无陵，固守一德。”《新序·节士》：“君子之道，谒而得位，道士不居也。”

那么，突厥语为何不直接借用“僧人”或“和尚”（和上），而要借用“道人”一词来指称“僧人”、“和尚”呢？其实，在汉语中，最初也便是用“道人”、“道士”来指称佛教“僧人”的。与此相应，佛寺亦被称为“祠”，佛寺的主持僧人被称为“祠主”。“道人”一词，本指“有道术之人”。《汉书·京房传》：“道人始去。”颜师古注：“道人，谓有道术之人也。”东汉末年，中原地区出现太平道，益州等地出现五斗米道，道教开始形成，“道人”、“道士”等称谓亦用于指称道教的宗教职业者。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太平真君年间（440～450年），嵩岳道士寇谦之自称天师，实行了所谓“清整道教，除去三张伪法”的改革。在崔浩等人的提倡下，道教在北魏统治集团中一度取得独尊的地位。拓跋焘曾亲至道坛受符箓，以后北魏诸帝即位受道教符箓遂成为定制。《魏书·佛老志》云：“于是崇奉天师，显扬新法，宣布天下，道业大行。”以“道人”、“道士”等指称道教宗教职业者的用法亦因此而得到了普及。

同《志》又云：“魏先建国于玄朔，风俗淳一，无为以自守，与西域殊绝，莫能往来。故浮图之教，未之得闻，或闻而未信也。及神元与魏、晋通聘，文帝又在洛阳，昭成又至襄国，乃备究南夏佛法之事。太祖平中山，经略燕赵，所迳郡国佛寺，见诸沙门、道士，皆致精敬，禁军旅无有所犯。帝好黄老，颇览佛经……太宗践位，遵太祖之业，亦好黄老，又崇佛法，京邑四方，建立图像，仍令沙门敷导民俗。”道武帝以后，北魏大体上是佛道并存，但无论是在统治集团中，或是在民间，佛教的势力都已远胜于道教。这期间，佛、道两教互相攻讦：道教徒提出《夷夏论》反佛尊道；佛教徒提出《正二教论》等非道崇佛。实际上，佛、道两教在论战中亦互有渗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