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流传极广的宗教文化现象，观音信仰对中国的社会历史和文化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故而长期以来一直深受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遗憾的是，学术界对于这种现象的重视似乎主要局限于中原汉族地区和西藏地区，对周边少数民族古往今来的观音信仰状况却关注不多。例如，今天新疆维吾尔族与甘肃裕固族的共同祖先——古代回鹘人信奉观世音菩萨的历史情况，学术界即一直少有问津。
回鹘本为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最初信奉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萨满教， 大致于7世纪初开始与佛教有所接触。《旧唐书·回纥传》载，隋末唐初回鹘有一首领名为“菩萨”。此人智勇双全，作战时身先士卒，所向披靡，战功显赫，从他开始，回鹘逐步强大起来，成为北方地区具有较强大军事力量的一个民族。这里的“菩萨”，即梵语之Bodhisattva，佛教中指上求菩提、下化众生之仁人。说明早在7世纪初，菩萨信仰在回鹘中就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那么，本文所述的观音菩萨信仰在那个时代是否有所传播呢？因史书缺载，我们不得而知。有幸的是，我们在敦煌、吐鲁番发现的回鹘文文献和壁画中，却找到了古代回鹘人信仰观音菩萨的蛛丝马迹。
古代回鹘文文献中对回鹘观音信仰的状况多有反映，其中最能说明问题的就是《妙法莲华经》第25品《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在回鹘中的盛行。
吾人固知，《妙法莲华经》是大乘佛教所推崇的最重要的经典之一，是随着大乘佛教的出现而产生的。该经并非由某一位作者在一时完成的，其形成过程经历了漫长的阶段，最初出现于公元前1世纪，直到公元1世纪末或2世纪初才最终定型。 中土僧俗对此经极为重视，曾先后八次译之为汉语，今存比较完整的译本有西晋太康七年（286年）竺法护所译《正法华经》10卷28品；姚秦弘始八年（406年）鸠摩罗什所译《妙法莲华经》7卷（或8卷）28品；隋仁寿二年（601年），阇那崛多共达摩笈多所译《添品妙法莲华经》7卷27品，其中以罗什本最为流行。依吐鲁番等地出土的回鹘文《法华经》写本的内容及用词看，不难发现，回鹘文本是以罗什本为底本而转译的。
《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见于鸠摩罗什译《妙法莲华经》卷7第25品，若就整个《法华经》之内容观之，该品似乎与《法华经》之核心内容关系不大，具有独立性，所以，学界推定其出现的时代也应是较晚的。
《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把观世音描写为大慈大悲的菩萨，遇难众生只要诵念其名号，他即时就可闻声而拯救解脱之。令人感兴趣的是经中对其神通的种种描写，如大火燃烧，不能伤身；大水漂没，浅处逢生；海风颠船，化险为夷；刀杖加身，段段自折；恶鬼恼人，不能加害；枷锁披身，断裂自损；富商行旅，安然无恙；淫欲过度，得离恶念；愚痴低能，智慧充满；妇女求育，得生男女。凡此种种功德利益，都会对信众产生巨大的吸引力。且持法修行简捷可行，易为人们所接受。故在存世的15件回鹘文《妙法莲华经》写本中，《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也有可能是单行本《观世音经》，详后）就占去了三分之一。
A．迪雅科夫（A. A. Djakov）收集品，获于吐鲁番，现藏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原件为卷子式，长285厘米，宽27厘米，共存224行。
B．橘瑞超收集品，发现于吐鲁番，梵箧式，残存1页，长41厘米，宽21. 3厘米，正面存21行，背面存22行，第3～5行间有一穿绳用的圆孔。
C. T II Y 32、39、60，是德国第二次吐鲁番探察队于交河故城获得的，现藏梅因茨科学与文学研究院，馆藏号为Mainz 733，卷子式，长103厘米，宽30. 5厘米，有文字61行，开头与中间部分残损较少，后部损毁严重。
D. T II Y 51-a，德国第二次吐鲁番考察队获于交河故城，现藏梅因茨科学与文学研究院，馆藏号为Mainz 289，卷子式，长17厘米，宽16厘米，存文字11行。
E. 另有一件文书，编号为TⅡY 10 + TⅡY 18，原件纸质呈黄褐色，墨书，现存2页，共64行。1911年，德国学者缪勒将其研究刊布，德译了全文书，并与汉文本作了对照。 惜刊布者未能就其它情况对该写本做出更详尽的报道。据推测，它可能也出自吐鲁番。
在上述诸写本中，惟A本内容基本完整，仅4～5行有残缺，是目前所存诸写本中保存最好、内容最完整的一份。1911年，俄国学者拉德洛夫在他的《观世音菩萨》一书中研究释读了该文献，附有德译及详细的疏证和原文模拟。 以拉德洛夫所刊布的A本为底本，土耳其学者特肯将上述5种写本归为一帙，进行了系统的整理研究， 内容全面准确，为回鹘文《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写本的研究提供了比较可信的蓝本。在此之后，又有另外一些残片被认定同属该品，但内容与上述所引诸写本差异不大。近期，我国学者张铁山重新研究了上述5种写本。除了拉丁字母转写、疏证、汉译外，他还尽可能地介绍了《法华经》在回鹘人中的译传情况。可以参考。只是需提醒的一点是，由于受资料所限，他没有注意到该经的其它写本，以致于误认为“回鹘文《妙法莲华经》保留至今者，均为该经的《观世音菩萨普门品》。” 其实，在敦煌、吐鲁番等地出土的回鹘文《妙法莲华经》中，另有属于《普贤菩萨劝发品》、《药王菩萨本事品》及《陀罗尼品》等多种内容的写本10件。
在上述《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回鹘文写本中，出现有大量的汉文借词，如第1行的sang，借自汉语的僧，未采用梵语的saxgha，第2行将观世音菩萨译作quanšï im pusar，而未采用梵文的avalokiteśvara，显然直译自汉语；第28行出现的tsun，显然借自汉语的“寸”；第120行出现的毗沙门，直接采用汉语音译bïsamn，而不采用梵语vaiśramana。这些说明，回鹘文本当是以汉文本为底本的。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在A件回鹘文本的第2～3行出现有quanšï im pusar alqudïn sïngar ät’ öz körkin körgitip tïnlïγlarqa asïγ tosu qïlmaqï biš otuzunč字样，意为“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第二十五”。《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在梵文本及竺法护译《正法华经》、阇那崛多共达摩笈多译《添品妙法莲华经》中同属第24品，惟在鸠摩罗什译《妙法莲华经》中被列为第25品。各种因素互相映证，可以确定，回鹘文《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当转译自罗什汉译本。
这里必须指出，回鹘语《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译本是以鸠摩罗什译本为底本的，但就具体内容言，二者尚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与汉文本相比，回鹘文偈颂（gāthā）部分缺了一些段落，而这些内容又是与前文所述观世音的名号来源及其广大神通的叙述是一致的，这种情况的出现，原因不明，当系回鹘文译者的主观行为。
《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曾以单行本流行，这就是后世所说的《观世音经》（又作《佛说高王观世音经》），首见于道宣于麟德元年（664年）编集的《大唐内典录》卷二。唐人僧详在《法华传记》卷一中记载说：
唯有什公《普门品》，于西海而别行。所以者何？昙摩罗忏，此云法丰，中印度婆罗门种，亦称伊波勒菩萨。弘化为志，游化葱岭，来至河西。河西王沮渠蒙[逊]，归命正法，兼有疾患，以语菩萨，即云：观世音此土有缘，乃令诵念，病苦即除。因是别传一品，流通部外也。
这一记载说明，《观世音经》的出现和流传当与北凉河西王沮渠蒙逊的信奉与推崇有着密切的关系，是因为沮渠蒙逊特别推重《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才有意将其另列出来，使之成为在《妙法莲华经》之外的一部单行佛经。沮渠蒙逊在位于永安元年至义和二年（401～432年），而鸠摩罗什是在弘始八年（406年）译完《妙法莲华经》的，二者相距甚近。《观世音经》如此之快地被作为单行本流传，除却沮渠蒙逊的个人因素，我认为应系时人对《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重视程度非同一般所致。
在敦煌出土的魏晋隋唐至宋初的发现物中有很多《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和《观世音经》写、刻本，其中有些还附有精致的插图，可谓图文并茂；在敦煌石窟壁画中，也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