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纽约时报》记者Pankaj Mishra的人物访谈中，作家余华谈论到他的畅销小说《兄弟》的英文版将在本月稍后发行。访谈的最后，余华评论说中国的艺术自由面临着一个新的压力，它与国家审查制度无关：

我很担心这种新爱国主义，外国媒体对中国稍有微词，那些爱国者们便在网上群起而攻之。问题是这些年轻人没有经历过贫穷，吃大锅饭的时代；缺乏管束，涉及很少，阅历有限。这些年轻的爱国者们缺乏感情包容，对生活的不确定性一无所知。但当时代困难的时候，他们的态度就会转变，变得更成熟，因为这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在中国因行不通而不得不终结，困难的时代就快来了。

自从余华的访谈之后，去年秋天，他所料想的困难时代轰轰烈烈地成为现实。随着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遭遇近几十年前所未有的低谷，中国作为一个崛起中的超级大国的自我形象大打折扣。它来得尤其突然，因为几个月前的奥运会才让中国人比以往几十年任何时候都感到更受尊重和被认可。去年夏天，当我写中国的新爱国者们，他们对美国的评论，对中国的拥护的时候，有一点抽象。他们抨击美国决心限制中国的崛起，但是熟悉的冲突左右外部环境，诸如西藏，台湾。其后，经济危机给了一个新的理由让中国敏感——曾经对中国有利的中美贸易变得更像是战略弱点。

这并没有阻止新官上任的美国财政部长蒂莫西·盖特纳对中国“大放厥词”，他指责中国操控汇率。这种氛围下，爱国主义的感染力在年轻的积极分子身上爆棚。（不出所料，中国人民银行的高级官员驳斥盖特纳的评论“与事实大相径庭”，并说他们可能成为处理经济危机的绊脚石。）压力之下中国无意改弦易辙，让北京大学的迈克尔·佩蒂斯（他在发展中国家如何应对经济危机上很有发言权。）很是担忧。“我担心这个过程无法阻止而发展成贸易战争。”无论影响多么深远，我们都应该应对中国的经济爱国主义新浪潮。如果失业率继续飙升，很多大学生在大街上游手好闲-那么，也许网上会有更多墙头草期望看到中国当局如何不择手段疏导民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