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岛环球网消息：中国的高储蓄率全球闻名。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周六在此间全球智库峰会上透露，2008年中国的储蓄率为51.3%。当年，美国的储蓄率为12%。
中新社报道指出，中国的经济总量和人均可支配收入近年来大幅增长，储蓄率也不断上升。一九九二年为36.3%，到去年已经超过一半，上升了15个百分点。
马建堂分析说，中国的高储蓄率与东亚地区“崇尚节俭，反对奢华”的文化传统息息相关。
另一个原因是中国人对未来预期谨慎，“不太敢花钱”。这位官员说，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虽然有很大进步，但还是不太健全。2008年，中国社会保障支出占中央政府的比重为7.5%，而德国超过五成五，美国超过三成。
收入差距拉大也是造成中国消费率走低，储蓄率走高的重要原因。富人和穷人边际消费倾向不同，马建堂说，低收入者拿到一百元花掉八十八元，高收入者同样拿到一百元只花掉六十四元。而目前，中国收入分配的“二八效应”日益明显，越来越多的钱集中到了20%的富人手中。
不过，家庭储蓄并非导致中国储蓄率大幅上升的主要原因。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表示，中国家庭储蓄占GDP之比基本保持在两成左右，上下浮动不大。企业和政府储蓄的大量增长才是真正的推手。
如何才能让中国的高储蓄率降下来？智库们各有高见，但“均贫富”似乎是共识。
马建堂认为，最关键的是要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让愿意多花钱的人有钱可花。他说，要发挥税收的调节作用，把富人的税收通过财政杠杆转给低收入群体。
这一观点得到诸多与会智库人士的认同。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就表示，应该通过财税政策与机制创新，抑制不合理的收入悬殊以促进消费。
他特别指出，大型企业，尤其是具有垄断地位的国有大型企业，其收入近年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明显提高，应当通过立法对这些企业向国库缴纳国有资产收益金做出规定。在个税方面，则应明显降低低收入阶层的税负，加大高收入阶层的实际税负。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执行副理事长、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刘遵义认为，中国企业储蓄率过高，如果通过分红的方式，将企业利润转移给政府和民众，将对储蓄率降低大有裨益。周小川也表示，为了让民众有更多的财产性收入，“要让公众更多地分享企业的高收益”。
政府的“还富于民”，在智库们看来，也是解决中国高储蓄问题的关键。政府不仅应对低收入群体进行必要的财政补贴，而且应加大对社会保障体系的投入。唯有吃穿不愁、后顾无忧，民众们才有可能松开捂紧“钱袋子”的手。
中新社报道指出，中国的经济总量和人均可支配收入近年来大幅增长，储蓄率也不断上升。一九九二年为36.3%，到去年已经超过一半，上升了15个百分点。
马建堂分析说，中国的高储蓄率与东亚地区“崇尚节俭，反对奢华”的文化传统息息相关。
另一个原因是中国人对未来预期谨慎，“不太敢花钱”。这位官员说，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虽然有很大进步，但还是不太健全。2008年，中国社会保障支出占中央政府的比重为7.5%，而德国超过五成五，美国超过三成。
收入差距拉大也是造成中国消费率走低，储蓄率走高的重要原因。富人和穷人边际消费倾向不同，马建堂说，低收入者拿到一百元花掉八十八元，高收入者同样拿到一百元只花掉六十四元。而目前，中国收入分配的“二八效应”日益明显，越来越多的钱集中到了20%的富人手中。
不过，家庭储蓄并非导致中国储蓄率大幅上升的主要原因。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表示，中国家庭储蓄占GDP之比基本保持在两成左右，上下浮动不大。企业和政府储蓄的大量增长才是真正的推手。
如何才能让中国的高储蓄率降下来？智库们各有高见，但“均贫富”似乎是共识。
马建堂认为，最关键的是要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让愿意多花钱的人有钱可花。他说，要发挥税收的调节作用，把富人的税收通过财政杠杆转给低收入群体。
这一观点得到诸多与会智库人士的认同。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就表示，应该通过财税政策与机制创新，抑制不合理的收入悬殊以促进消费。
他特别指出，大型企业，尤其是具有垄断地位的国有大型企业，其收入近年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明显提高，应当通过立法对这些企业向国库缴纳国有资产收益金做出规定。在个税方面，则应明显降低低收入阶层的税负，加大高收入阶层的实际税负。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执行副理事长、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刘遵义认为，中国企业储蓄率过高，如果通过分红的方式，将企业利润转移给政府和民众，将对储蓄率降低大有裨益。周小川也表示，为了让民众有更多的财产性收入，“要让公众更多地分享企业的高收益”。
政府的“还富于民”，在智库们看来，也是解决中国高储蓄问题的关键。政府不仅应对低收入群体进行必要的财政补贴，而且应加大对社会保障体系的投入。唯有吃穿不愁、后顾无忧，民众们才有可能松开捂紧“钱袋子”的手。
[错误报告] [推荐] [收藏] [打印] [关闭] [返回顶部]
已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