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来关于韶关事件的争论十分热烈，但我的感觉却只是悲哀，我在广东生活了很多年，对新疆也有着一定的了解，以至很多时候，我觉得我能够理解双方的感受，在论坛潜水两年，今天我却想出来说几句，尽管这种表述让我觉得艰难和沉重。
先不谈论韶关事件的真相如何，论坛上的很多争吵，只是让我感受到一点：人的隔阂，我知道，论坛上的一些维吾尔朋友，看到内地一些对维吾尔人带着“偏见”情绪的人，往往简单地斥之为皇汉，或归因于大民族主义，但我认为，真正的皇汉并没有那么多，重要的原因在于：双方在对事物的认知和感受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我到过新疆多次，包括去过南疆一些很偏僻的县城，在这个经常被认为是恐怖主义者大本营、小偷的故乡的广大地区生活着的维吾尔人，绝大多数却只是纯朴善良的老百姓，以至于，我有时很难将他们与我在内地时印象中某些为非作歹、蛮横霸道的维吾尔人联系起来，新疆的一些现实让我感到不安：在长途车常常选择性地检查身份证的时候；在感受到不同民族居住区的鲜明分界的时候；在这个社会常见的不公和不平被增添了民族因素的时候；在我切实地感觉到新疆社会的严厉控制的时候。然而，高压政策即便短期内需要，它终究不是长治久安之道，它无助于这块土地上的人民的主人翁意识，以及由此才能产生的认同和归属感，也因此，某种程度上，我理解很多维吾尔族朋友的不满和怨气--------换了我，我想我也会一样的。
一个颇具讽刺性的现实是：一方面是很多维吾尔人的正当权利常常得不到保障，甚至越是在新疆本土和聚居地，对维吾尔人的不公和歧视表现得越为强烈，而另一方面却是，在内地（可能也包括较早时期的新疆），某些维吾尔人的某些不当行为（甚至违法乱纪）常常得到纵容，享受着比内地居民相对优厚的“超国民”的待遇，并引发了内地居民的受损害感和不公平感，这些人的存在，为妖魔化维吾尔人提供了土壤，也让守法的维吾尔公民的权利受到损害。
人对事物的认识更多地取决于具体的感知，然而，多数内地城市居民生活中最直观地接触过的维吾尔族，大多数却是那些从事不法职业、或被与负面行为相联系着的人。记得在九十年代初的时候，我在公安局的姨父时常说起，福州市在处理新疆少数民族斗殴伤人及犯罪问题时如何如何头疼，如何不断地整车遣送却又不断地群体返回；九十年代的广州三元里一带，被很多当地人视作可怕的地方，而我认识的一个部队里的叔叔，有天晚上在路过那一带时，莫名其妙地被一群维族人围殴，他因为随身带着微型电棒才侥幸脱身；再后来是分布越来越广泛、却又“异常嚣张“的“新疆小偷”，以及许许多多的，与恐怖活动、贩毒等等相关的传闻。而了解的极度匮乏及相貌特征的差异，更容易为妖魔化的想象推波助澜。
实际上，流动人口的高犯罪率，从来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我曾经有些吃惊地发现：有不少地域性的“**帮”犯罪团伙，却是来自我认为民风纯朴的地方，原因可能有很多：城市边缘弱势群体生存的艰难，背井离乡时道德约束的弱化，面对花花世界的心态失衡等等，白纸最容易被沾污，本性单纯的人更容易变质；况且，对于那些在内地的维吾尔人来讲，他们与主流社会的隔阂更深，对周边的汉人社会，他们投射的常常是冷漠和不信任的眼神，却对自身的遭遇更为敏感，以至于在遇到问题的时候，更容易抱团采取暴力手段。而内地的警察和相关行政人员，可能既没有太多处理此类问题的能力和经验，又害怕触发“民族问题”危及自身------尤其是在涉及维、藏等“敏感”民族的时候，出于自身趋利避害的本能，他们在大多数时候（不是绝对）会采取相对宽待或放纵的态度（但如同本论坛的那位警察所言，这种纵容，守法公民通常是体会不到的），这对当事的内地居民来讲，很容易产生一种不被法律公平保护的无奈和愤怒，在他们眼里，维吾尔人是享受着优惠政策和司法特殊优待的群体，他们对新疆社会的现实情况了解甚少，带着这种认知，与向来颇具受欺压、受迫害意识的维吾尔人“沟通”，能“沟通”出什么样的结果，可想而知。
所以我不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什么“两少一宽”，而在于中国根本上就不是一个真正的法治国家，我们的政府通常提及的，是少数民族“政策”而不是法律，但政策是人去执行的，这恰恰是最不可靠的东西，今天可以出于所谓“民族团结”的需要牺牲汉族群众，明天也可以打着反恐维稳的大旗损害许多维吾尔人的正当权益（就如论坛上有的朋友所言，新疆的现实已接近“二多一严”了），法律本身的制订，应顾及各地民族、民间的良善风俗，这原本就是合理的，但差异性的执法却会损害法律的尊严，不论是正向的优惠或纵容，还是逆向的管控和限制，都是如此。一个社会有矛盾不可怕，但是如果国家法律不能保护公民的正当权利（包括弱势群体及异端的权利），不能够让社会大众树立对司法公平和社会正义的信心，却是危险的。
在一些少数民族朋友眼里，这个政府是“汉人”的政府，但在多数汉族人眼里，这个政府只是当政者（以及利益集团）的政府而已，普通的汉族民众，往往只是随时可以被牺牲的对象，可以为了某种利益、官位、需要维护的“稳定”而牺牲……对于不危及统治的“政策”，哪怕它再不合理，都可能被执行，而对可能危及统治集团利益的诉求，哪怕它是合理的，也只能是政治高压，现实情况是：维吾尔人不相信政府，汉族人同样也不相信政府，维吾尔人和汉族人也相互不信任。
这是一个能让大多数人都产生被剥夺感的体制，它无法鼓励正直、诚信、友爱和信任，甚至恰恰相反；这样一种只对上级负责的权力架构，在面对层出不穷的问题的时候，通常只有本能地遮掩、被动地应付、简单地维稳，只求任内不出事，哪管明日水滔天；大多数“政策”的制订和实施，没有顾及社会本身的和谐、民意的支持，更谈不上解决问题的智慧，很多问题积弊已深，但体制的惯性及其间种种的利益纠葛，却让改变来得如此艰难。
由此我感到悲哀，为我总是意识到这个表面繁华的社会背后实质的脆弱，为其潜藏着太多的怨恨和仇恨，为总有无辜的人受伤害-------族群冲突，受伤害的大多数是并不直接相关的弱者，就这次事件来说，旭日厂的汉族员工在持刀伤人的维吾尔人逃走后，却拿宿舍里无关的人发泄，这让人感到不齿，但情况却总是会以这样的方式发生，我想起了去年一位拉萨汉族网友对某事件的追忆和叙述，她说她成天和藏族朋友在一起，知道他们的想法和感受，也理解他们对政府的不满，但当她看到暴徒在街上疯狂砍杀，却只是对着路过的三轮车夫、小店的职员、妇女和孩子，而不敢冲击近在咫尺的“红墙”的时候（当时受伤害的基本都是最弱势的群体），不免感到十分鄙夷；而参与闹事的人里面，有相当一部分是拉萨市郊的失地农民，他们早早就花光了政府给予他们的大额征地补偿款，却没有新的工作，这又让我回想起我的大学时代：学校占用了市郊大量的土地，却只给了当地农民很少的一些征地补偿款，于是，那帮土著无业青年经常学校里寻隙闹事、大打出手，而学校却只永远只敢管学生，终于有一天，觉得倍受欺凌的学生和当地社会青年发生了大规模的冲突。怨恨是会被转移的，而且通常是转移给无关的、更为弱势的群体。
据说衡量民族之间信任感的一个尺度是：个人矛盾是否会被演变成民族矛盾。以此标准来衡量，东北、南方大多数地方的民族关系是不错的，但新疆的维汉关系却相当脆弱，不论经济问题、阶层问题、文化问题，总是随时能够被转化成民族问题。尽管在广东的工厂及机构里各类地域帮派的冲突层出不穷，尽管历史上广东民间大规模的宗族、族群械斗司空见惯，但一旦涉及维吾尔人，因为这种民族关系的脆弱和敏感，各种势力乘机煸风点火，推波助澜，却能成为国际新闻。
我不认为彼此争论的双方有着多少根本的冲突，我相信大多数人都追求公平和公正------即便是那些通常有着偏执性思维障碍的愤青，也许最稀缺的东西，只在于相互间的理解和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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