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国高官腐败大案可谓频发不断，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的高官因贪腐落马，尤为引人注目。前不久，广东省原政协主席陈绍基，浙江省原纪委书记王华元及公安部部长助理、经济犯罪侦察局局长郑少东，都涉嫌经济犯罪，甚至三者相互关联，并同中国前首富商人黄光裕经济案件有关。近日，深圳市原市长许宗衡，天津市原市委常委、海滨新区工委书记兼管委会主任皮黔生，都因经济问题落马。这一连串的高级官员贪腐案件，再次显示了中央反腐败的决心与打击腐败的力度；与此同时，也再次显示出中国反腐斗争的艰巨性，长期性和不可懈怠性；再次显示出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依规治党、从严治党，依法治国、从严治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再次显示出官员腐败在制度层级的根源性、严重性和改革的亟须性；再次显示出防腐反腐的制度改革和制度建设、法制改革和法制建设的必要性、现实性和根本性。
从制度而论，中共和中国政府的官员的腐败源于权力滥用、权力设租、权力寻租、权力牟利。中国各级一把手官员权力太大、太集中，往往党政大权集于一身。“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这已为层出不穷的中国腐败社会现象所证实，还将继续证实。官员一把手权力过大、过于集中，并非其个人所决定的，而是传统制度和正在转型中的制度使然，是现存的制度环境和政治生态造成的。这是中国官员腐败为何越反越多，越打击越严重，无法根治的制度性根源所在。
首先，中共作为执政党，为贯彻其“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亟需建立一套严格的党规党纪机制，强力监督和约束以党委名义参政行政的各级政府官员。而现实的弊端是，政治制度上的党政不分，甚至以党代政，各级党的一把手无论其是否是政府官员，都是行政上的主宰，大权独揽，一人说了算。这种绝对权力，必然产生绝对腐败。因此，为从源头上根治腐败，亟须建立健全党政分开，官员不能代表党，各级党委不能代行政府职权，官员分权制衡、依法而治的政治制度和机制。
其二，中国的各级人大也主要由党政干部组成，而且有的地方党的第一把手也兼任人大主任。党与各级最高权力机构、立法机构不分，且各级人大也不可能对党的第一把手进行监督问责，而现今的各级人大对政府及官员的监督和问责可以说更是严重缺失。因此，从人大的立法和监督制度和机制入手，应通过立法规范各级政府有关国计民生任何事项都须经同级人大审议决定的制度，而且人大对政府及官员的监督问责制度亟待建立和完善，相应的立法也必须建立和完善。
其三，中国党政官员腐败、社会腐败其重要原因之一，是缺失一套严厉的防范和严惩官商勾结、商官勾结，权钱交易、钱权交易的制度和法制。尤其在当前经济转制、社会转型期，官员的私欲和贪欲跟商人的利欲和资本的贪婪，不仅会一拍即合、狼狈为奸，而且会变本加厉，公开猖狂。这将是为何中央查办高官陈良宇和不法商人周正毅之后，无数大大小小陈良宇和周正毅，仍然肆无忌惮，胆大妄为，疯狂勾结，前赴后继，络绎不绝。这正是因为当前仍然存在官商勾结，权力分配资源，权钱交易和钱权交易的经济环境、市场环境，而这种经济环境、市场环境是受制度环境和政治生态所决定的。因此，建立公正、公平、公开的法治市场经济制度和相应的市场经济法规，才是根治官商勾结、官员腐败和商人不法的正途。当然，对当前的中国而言，这是任重而道远的。
其四，近年来，官员腐败案的暴露和揭露，尤其地方官员的贪腐问题，不少是通过百姓检举、网民人肉搜索、媒体曝光才得以败露的。这是中国社会的进步、民主的进步。但具有强大威慑力、如影随形的社会监督、舆论监督仍旧因前三方面的制度问题，依然薄弱或欠缺。因此，社会舆论对政府部门及官员的监督制度、监督机制、监督功能、监督作用都亟待进一步建立、健全和完善。当然，社会舆论监督制度和机制还必须依靠总体的制度保障、法律保障、政策保障，才能正常和有效的运行。
以上四个方面的制度改革和制度建设、法制改革和法制建设，必须全盘考虑，全局统筹，从整体上和总体上对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社会制度、民主制度进行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特质的改革与创新、规范与建设。这就是遵循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现代社会、当代文明的发展规律，从制度源头上根除官员腐败、社会腐败的必由之路。否则，官员腐败到了全国人民忍无可忍，引发社会严重动荡，那就可能有导致执政党亡党的危险。“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都曾以此警句告诫全党和全体官员。官员腐败如若导致社会腐败到了登峰造极之时，那将可能导致亡国啊。君不见，社会上一直流传着“中共不反腐败会亡党，中国不反腐败会亡国”的警言。不错，中共在反腐，中国在反腐败，而且力度也加大，成效也在增加。然而，现实的情况是，中国的腐败社会现象是越演越烈、越反越多，越反越重，防不胜防，反不胜反，以至泛滥成灾。究其根源实为政治生态、制度环境、制度弊端所致，再不从根源性制度改革和制度建设、法治改革和法治建设上，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地改变、变革，革故鼎新，中共和中国真有亡党亡国的危险。全党全国应有这样的忧患意识，才能下最大决心，毅然决然地从制度上开刀根治和杜绝腐败。（作者：蒯辙元）
从制度而论，中共和中国政府的官员的腐败源于权力滥用、权力设租、权力寻租、权力牟利。中国各级一把手官员权力太大、太集中，往往党政大权集于一身。“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这已为层出不穷的中国腐败社会现象所证实，还将继续证实。官员一把手权力过大、过于集中，并非其个人所决定的，而是传统制度和正在转型中的制度使然，是现存的制度环境和政治生态造成的。这是中国官员腐败为何越反越多，越打击越严重，无法根治的制度性根源所在。
首先，中共作为执政党，为贯彻其“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亟需建立一套严格的党规党纪机制，强力监督和约束以党委名义参政行政的各级政府官员。而现实的弊端是，政治制度上的党政不分，甚至以党代政，各级党的一把手无论其是否是政府官员，都是行政上的主宰，大权独揽，一人说了算。这种绝对权力，必然产生绝对腐败。因此，为从源头上根治腐败，亟须建立健全党政分开，官员不能代表党，各级党委不能代行政府职权，官员分权制衡、依法而治的政治制度和机制。
其二，中国的各级人大也主要由党政干部组成，而且有的地方党的第一把手也兼任人大主任。党与各级最高权力机构、立法机构不分，且各级人大也不可能对党的第一把手进行监督问责，而现今的各级人大对政府及官员的监督和问责可以说更是严重缺失。因此，从人大的立法和监督制度和机制入手，应通过立法规范各级政府有关国计民生任何事项都须经同级人大审议决定的制度，而且人大对政府及官员的监督问责制度亟待建立和完善，相应的立法也必须建立和完善。
其三，中国党政官员腐败、社会腐败其重要原因之一，是缺失一套严厉的防范和严惩官商勾结、商官勾结，权钱交易、钱权交易的制度和法制。尤其在当前经济转制、社会转型期，官员的私欲和贪欲跟商人的利欲和资本的贪婪，不仅会一拍即合、狼狈为奸，而且会变本加厉，公开猖狂。这将是为何中央查办高官陈良宇和不法商人周正毅之后，无数大大小小陈良宇和周正毅，仍然肆无忌惮，胆大妄为，疯狂勾结，前赴后继，络绎不绝。这正是因为当前仍然存在官商勾结，权力分配资源，权钱交易和钱权交易的经济环境、市场环境，而这种经济环境、市场环境是受制度环境和政治生态所决定的。因此，建立公正、公平、公开的法治市场经济制度和相应的市场经济法规，才是根治官商勾结、官员腐败和商人不法的正途。当然，对当前的中国而言，这是任重而道远的。
其四，近年来，官员腐败案的暴露和揭露，尤其地方官员的贪腐问题，不少是通过百姓检举、网民人肉搜索、媒体曝光才得以败露的。这是中国社会的进步、民主的进步。但具有强大威慑力、如影随形的社会监督、舆论监督仍旧因前三方面的制度问题，依然薄弱或欠缺。因此，社会舆论对政府部门及官员的监督制度、监督机制、监督功能、监督作用都亟待进一步建立、健全和完善。当然，社会舆论监督制度和机制还必须依靠总体的制度保障、法律保障、政策保障，才能正常和有效的运行。
以上四个方面的制度改革和制度建设、法制改革和法制建设，必须全盘考虑，全局统筹，从整体上和总体上对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社会制度、民主制度进行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特质的改革与创新、规范与建设。这就是遵循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现代社会、当代文明的发展规律，从制度源头上根除官员腐败、社会腐败的必由之路。否则，官员腐败到了全国人民忍无可忍，引发社会严重动荡，那就可能有导致执政党亡党的危险。“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都曾以此警句告诫全党和全体官员。官员腐败如若导致社会腐败到了登峰造极之时，那将可能导致亡国啊。君不见，社会上一直流传着“中共不反腐败会亡党，中国不反腐败会亡国”的警言。不错，中共在反腐，中国在反腐败，而且力度也加大，成效也在增加。然而，现实的情况是，中国的腐败社会现象是越演越烈、越反越多，越反越重，防不胜防，反不胜反，以至泛滥成灾。究其根源实为政治生态、制度环境、制度弊端所致，再不从根源性制度改革和制度建设、法治改革和法治建设上，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地改变、变革，革故鼎新，中共和中国真有亡党亡国的危险。全党全国应有这样的忧患意识，才能下最大决心，毅然决然地从制度上开刀根治和杜绝腐败。（作者：蒯辙元）
关键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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