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跨国移民的“异国适应”----以中哈移民为例

2006-03-01 03:38:28 作者:赵定东 《市场与人口分析》2004年第4期 浏览次数:0 网友评论 0 [评论][去论坛交流]

内容摘要:本文从“关系”“制度”“区域选择”三个中心概念入手通过对移民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的中国侨民的调查,论证了移民的“异国适应”主要取决于迁入国的移民制度和迁移者的“关系”强弱亲疏。种族歧视性导致了移民在初始状态的不平等,影响了其适应的进度。但对于迁移者个人的心理感受而言,种族群聚地是其最理性的区域选择

                        
             
            内容摘要:本文从“关系”“制度”“区域选择”三个中心概念入手通过对移民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的中国侨民的调查,论证了移民的“异国适应”主要取决于迁入国的移民制度和迁移者的“关系”强弱亲疏。种族歧视性导致了移民在初始状态的不平等,影响了其适应的进度。但对于迁移者个人的心理感受而言,种族群聚地是其最理性的区域选择。
            
            关键词:跨国移民  异国适应  关系  制度  区域选择 
            
            西方的移民理论认为:跨国移民在接受国要经历定居、适应和同化三个阶段。移民进入接受国时,由于大多不懂或不能熟练掌握当地语言,对“异国”的生活方式有些不适应和缺乏进入主流社会的渠道,因此只能先在边缘地区落脚立足,以廉价出卖自己的劳动为生,由于存在与主流社会的隔阂,移民依靠群体内部或其关系人的帮助克服困难。在定居适应的过程中,少数成功者可以褪尽自己的“异性”而被主流社会接纳为“自己人”。从这个角度而言,定居是条件,同化是目的,而适应就成为跨国移民的关键。
            本文主要以中哈跨国移民为例,其主要原因有两个:其一,由于两国的巨大差异性,中哈移民偏向于中国向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的移民,移民大多在哈国有亲属等关系网络,其亲属等关系网络也大多是1962年“伊一塔”事件中迁移到前苏联的中国华侨,因而其投靠依赖的关系网络的强弱将直接影响其在哈国的适应期和适应进度;其二,移民者大多为哈萨克、维吾尔等民族,其语言、宗教、风俗等与迁入国相近或相同。因而对其的“异国适应”研究在此就表现得更有意义。
            
            一、框架与概念
            本文中心概念是关系、制度与区域选择。所谓关系是指迁移者的网络资本,它包括其与所依赖人的感情接近度、利害关系和个人的财产、资历所导致的在异国社区中的威望关系,它属于迁移者个体所有的客观因素。制度是指迁移国(本文指哈萨克斯坦)的国家法令、法规及“土著”居民的习俗,它包括哈国官方对移民的政策、哈国民的态度、当地习俗等等方面,它是迁移者无力控制的客观因素。区域选择是移民者在哈国选择定居的过程,它既受哈国有关法律法规的制约,同时又是迁移者本人的主观选择的结果。对这些概念的分析将立足于经济、社会和心理三个层面的探讨。经济层面是指迁移者在哈国的财力支持状况,它包括自身的财力和所依靠人的财力情况两方面,因为在按财力为主要分层标准的社会里,它代表着迁移者的威望,同时住房﹑网络系统的建立也需要财力的支撑;社会层面是指迁移者在哈国的社会交往范围、层次及生活方式能否融入当地主流生活圈,它反映出了迁移者进入“异国”主流社会的广度;心里层面的适应是属于精神上的,它反映发了迁移者对“异国”生活方式的认同程度,新的观念、心态和意愿这种内在精神性因素的深刻变化是任何迁移者在“异国”必须经历的过程,体现了移民在哈国参与主流社会生活的深度。
            本文的三个概念来源于本文的三个理论假设。假设一,迁移者在“异国”的关系是决定其“适应”进程的决定因素。这实际是移民网络理论的运用,移民网络理论指的是移民亲友同胞间的种种联系,它实然又是一种社会资本理论,因为它使移民得到其它经济上的好处,如就业机会、较高工资、社会交际面等等,这个观点在西方最早是由道格拉斯·梅西根据詹姆斯·科尔曼及皮埃尔·布迪厄的“社会资本论”提出的。(华金·阿朗戈1999)该理论认为,许多人之所以移民主要有两个方面因素:其一,是因为跟他们有关系的人移民在先有关。网络具有乘法效应,“链锁移民”便隐含这层意思,网络在移民中扮演的“资本”角色在处处关隘的今天越发显得重要;其二,网络是使移民现象长盛不衰的机制。网络作为一种人际结构,介于个人决策的微观层面与社会结构的宏观层面之间,网络在其本质上是累积性的,因为每次迁移者都成为后来者的资源,都在为以后的迁移牵线搭桥,而新的迁移又导致了网络的扩大和进一步的发展。正因为上述因素导致了迁移者对网络的依赖,反过来说,网络关系的强弱高低也就直接成为影响迁移者“适应”进程的关键因素。假设二,迁入国的移民制度决定了迁移者的社会活动范围,制约着其内心感受。制度作为人们行为的规范体系,使人们在长期的交往关系中总结出来的“游戏规则”,它包含了诸如政治制度、教育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移民制度等多方面的内容。道格拉斯·诺斯(2002.5)认为,制度的产生根源在于人们为了从越来越密切的互动关系中获取潜在收益;柯武刚则将制度分为外在和内在两种制度形式(柯武刚2002:464),他认为在发展动力的刺激方面,合理并富有弹性的制度规则是基本的保障,因为失去制度保护都会在相当程度上遏制全民个体乃至整个人类的创造天赋。迁入国的移民政策、法规和对迁入者的传统态度就如一个套圈给迁入者制定一个框框,框框越大,移民的活动范围越广,其内心的归属感越强,反之,移民就将严重不适,乃至与迁入国“土著”居民发生互为排斥的冲突。假设三,迁移者定居区域的选择关系着迁移者社会交往的广度和深度,进而影响其“异国”适应度。这里的定居区域包含两个涵义,一者指社会学意义上的社区,即生活在一定特定地域的社会关系的体系,包括该区域内的人和社会团体、各种机关和学校等;二者指宽泛的相对一致的区域,如城市和乡村、平原和山地、富裕区与贫困区、中心区与边缘区等。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社会关系、不同的文化影响力、不同的视野,因而迁移者也必将有不同的“适应”过程。这种“适应”更多反映在由于地域、文化、人际关系、社会关系及生活方式等原因派生出来的认同心理。
                本文的研究方法主要是以个案访谈为主,同时历史比较法、功能分析法在本文也有所体现。
               
            本文的研究在于揭示:迁移者“异国适应”进程的主要影响因素是其关系﹑“异国”的移民制度和迁移者的定居区域的选择,而其中关系则是最主要的因素。
            
            二、研究背景
            如前所述,本文的研究案例出自中哈间的移民,由于嫻涞囊泼裼幸欢ǖ睦繁尘埃抑泄湟泼裼种饕硐治泄怨怂固沟囊泼瘢虼吮疚牡母霭副尘疤逑衷谥泄呔诚叩男纬伞⒁痢录⒐娜丝谖侍饧肮囊泼癫呗运母龇矫妗?BR>                1、中哈边界线的形成
               
            中哈划界工作和新的边界线形成主要以1987年、1991年的中苏边界谈判为基础,1992年9月,俄、哈、吉、塔组成了联合边界代表团,共同开始了与中国方面的谈判工作。有幸的是,笔者亲自曾参与了这一历史性工作。1994年4月,中哈签署《中哈国界协定》,协定确定了除双方未协商一致的两块争议地区以外的中哈边界走向,同意继续谈判解决未达成一致的地区的边界走向问题,决定成立联合勘界委员会负责实施勘界工作。1997年9月,两国签署了第一个《中哈国界补充协议》,叙述了1994年《中哈国界协定》没有包括的自中哈国界第69号界点至两国国界西南端终点汉腾格里峰,全长约10公里的边界走向,1998年7月两国签署了第二个《中哈国宀钩湫椤罚鹗隽酥泄呓缟喜旌苟醪┖拖亩@锪娇榈厍闹泄呓绲淖呦颍眯ǖ那┦鸨曛咀胖泄?700公里边界线的正式形成。据我个人观察,新的边界线立足于两个基础:一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双方的实际控制线,二是两国边民的生活习惯线。
            中哈边界线哈方一侧的北部大多为哈萨克族人,南部以维吾尔族为主,中方一侧则大多为哈萨克族。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就是北临俄罗斯,沿中哈边界线南下直至中哈边界的西南端。历史上在边界未能确定时中哈边民的自由流动在这片广袤的大草原上十分频繁。
            2.哈萨克斯坦人口问题。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自独立以来就面临着严重的人口问题,表现出外迁人数大于迁入人数、哈国人口基数连年减少、民族分布区域不均衡等方面。根据统计,1989年哈萨克斯坦总人数为1619.91万人,1999年为1495.31万人,2000年6月1日为1488.16万,2001年1月1日止比1989年减少135.72万人。(吴宏伟2002)1999年与1989年相比,哈国的俄罗斯族人减少了158.24万人,乌克兰人减少了32.86万人,德意志人减少了59.35万人,而同期哈族人只增加了148.01万人,维吾尔族只增加了近3万人。根据哈萨克斯坦政府网站提供的数据,1991年至2000年哈国人的外迁情况:1991年228473人,1992年317760人,1993年330107人,1994年477068人,1995年309632人,1996年229412人,1997年299455人,1998年243663人,1999年165457人,2000年156800人,而同期的国外迁往哈国的数据是1991年170787人,1992年161499人,1993年111082人,1994年70389人,1995年71137人,1996年53874人,1997年38067人,1998年40624人,1999年37102人。也就是说外迁人数总是大于内迁数。而根据哈国1999年人口普查结果,哈族大多集中于哈萨克斯坦的中部、南部和东部多数地区,俄罗斯人大多集中于北哈萨克斯坦以及城市区,维吾尔族人主要集中于阿拉木图州等,而另一个主要民族东干人则集中于江布尔等。这种区域分布一方面使哈族很难在生活方式、文化影响等方面占据统治地位,另一方面加剧了各民族对国家的离心力,从这个角度说,哈国大力鼓励移民入境是自然可以理解了。
            3.哈国的移民政策
            哈国的人口问题已经引起哈国上层人物的高度关注。正如哈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所说“俄罗斯1897年的统计表明,当年居住在哈萨克斯坦境内的全部人口的90%都是哈萨克人,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这个比例下降到32.9%,在联盟时期,没有任何一个共和国土著居民在全国人口所占的比例比我们共和国的比例更低”(纳扎尔巴耶夫2000:130),“另一个令人感到焦虑的问题是人口状况问题,即出生率下降,死亡率上升。政府不能不考虑增加人口数量的问题,在这方面,我们还将继续开展国外的同胞回归祖国的工作”(纳扎尔巴耶夫2000:230)。正因为哈国上层的关注,哈国近年来采取了新的移民政策来刺激国外哈族人的内迁,如一方面成立了世界哈萨克协会和哈萨克人故乡协会等组织,另一方面还召开了世界哈萨克人代表大会,向国外的哈萨克人发邀请书,利用广播电视及报纸等新闻媒介进行宣传。哈总统等有关官员利用各种场合多次呼吁国外的哈萨克人回归故乡。
            4.“伊—塔事件”的始末
            1962年春夏之交,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直属县市及其所属的塔城地区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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