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土耳其，对一位遭遇性骚扰的女性来说，最有力的武器不是棍棒，而是一句话——“我已经结婚了”。因为在这个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度，已婚女性被认为是丈夫的 “私人财产”，丈夫们则一向尊重彼此的“私人财产”。
在中国，女性虽不至于拿已婚作挡箭牌，但不得不承认可用来“对付”性骚扰的武器实在不多。令广大女性欣慰的是，在这不长的武器单上，即将要加入一件重磅家伙。
“信骚扰”属于性骚扰
生活在世俗社会里，对于黄色短信这件事，郭德纲相声里的一句话或许是不错的诠释，“谁也保不齐收两条”。
既然“谁也保不齐收两条”，那么“信骚扰＝性骚扰”的公式就无法如此宽泛地成立。对于事关重要的“＝”，北京市对此的界定是：多次发送淫秽、侮辱或其他信息，干扰他人正常生活。这里的“发送淫秽、侮辱”信息包括写信、打电话、发手机短信等行为。“多次”是指三次以上（包括三次）。
2009年5月22日，北京市对性骚扰行为作了界定，明确地将黄色短信列入性骚扰行列。相隔不到一个月，亦有类似议案提交到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审议。
影响力周刊记者从北京市妇联那里获得的消息，和性骚扰相关的“修订草案”目前已通过人大第一轮审议，顺利出台应该指日可待。
北京大学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的律师张菁表示，“修订草案操作性比较强，实施后对权利人的保护、对权利的实现，会比过去容易的多。”
紧随北京之后提交给广州人大的草案，除了定量定性外，有委员还提出了成立专门的“反性骚扰机构”。
这个提议显然是来自港台地区的启示。
香港和台湾地区开展对性骚扰的立法活动较早，1995年香港通过了《性别歧视条例》，性骚扰被纳入法律诉讼的范围，一年后又成立了平等机会委员会，即平机会，专门针对此类事件。
反性骚扰之难
性是人类天然的隐私，面对性骚扰这类敏感的事件，东方女性特别是中国女性，在承认自己是受害人前，都要倒抽几口冷气想清楚。
因此，无论是官方身份的香港平机会，还是民间身份的北京大学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他们每天都要面对新的战役，尽管总是败多胜少。
“性骚扰不像其它的侵权案子，当事人容易开口求助。除非程度已经非常严重、持续时间已经挺长，她才会开口求助。从我们日常接到的咨询来看，性骚扰其实是大量存在的。”张菁介绍。
除了敏感，另一个原因是错误认知。张菁向影响力周刊记者举了一位当事人的例子。“她受到的性骚扰不止一次，她很聪明，找机会做了录音存证。但她诉诸法律的主要意图并不是告性骚扰，是因为劳动权受到侵害，才跟我提到受到性骚扰的。她用这个作为筹码，底线是自己的劳动权得到维护，否则她会考虑从性骚扰角度维权。当然如果劳动权得到保护了，她也就不准备再提性骚扰了。”
认识不到性骚扰是一种侵权，这还不是最令人担心的，最令人担心的是认为性骚扰是受害女性的错，是她“品质或作风低下”引起的。
站出来申诉难，站出来后想申诉成功也不容易。“其实手机短信还是有形的，还有很多更加隐秘的侵害，比如行为上，肢体上的性骚扰。像是在地铁里、公交上，它是即时发生的，受害人无法即时取证。”张菁说。
最有效的保护是自助
在北京审议的草案里，受到性骚扰后可以投诉到以下组织：受害女性所在的单位、性骚扰实施者所在的单位，还有各级妇联组织。
影响力周刊记者分别致电北京市妇联、海淀区妇联和朝阳区妇联，他们均表示，修订草案还未实施，在这之前他们受理的性骚扰投诉一直都不多。北京市妇联咨询人员面对“受到短信性骚扰怎么投诉”的询问时，建议直接报警最快。这也印证了张菁的说法，“妇联并不是具有强制执行力的机构，归口到公安部门会更加有效”。
但有效只是就具体案例而言，著名两性专家李扁说，法律其实是社会问题的底线，不能把什么问题都积压到底线上解决。
这一点在女性维权方面已经达成共识，北京大学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香港平机会等机构都主张对性骚扰“高危群体”进行预防性培训。
职场女性是高危群体之一，除了倡导成立内部投诉机制以外，张菁还常进入企业对女员工进行培训。在培训中，她总是反复地告诉白领们，“你要对性骚扰行为坚决而果断地说不！”
“事实上，积极地自己维护自己的权利，才是最为有效的。除了发生在公共场所陌生人之间，有很多性骚扰行为是发生在熟人之间的，比如上司对下属。这类的性骚扰，一开始很可能是行为程度比较轻的、试探性的。这时你的态度必须坚决而果断的，否则就会让他感到有可趁之机，侵害会更加严重。”在具体做法上，张菁说录音是个取证的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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