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学研究》 2007年第3期
内容提要：在1988－2000这12年间维吾尔文学应用批评的主要成就有：新创作现象的批评进一步活跃，具有深刻研讨性的文章取代了以复述原作内容为主的叙述性文章，文学批评方法多样化，散文批评应运而生，专题性批评成了热点，对塑造复杂、多重性格的人物形象给予了充分而科学的肯定。存在的问题有：文学批评没能与文学创作保持同步关系，文学批评的学术性权威下降，批判性面临减退与衰弱的危险，诗歌批评仍处于薄弱环节。
关键词：维吾尔文学 应用批评 成就 问题
1988年，在《塔里木》杂志上发表了有关“朦胧诗”的几篇评论文章，这些文章的发表标志着新诗批评的正式开始。从这时起到2000年底，可以称为新时期维吾尔文学应用批评的一个重要阶段。这个阶段的应用批评进入新的繁荣、发展的时期。下面笔者就应用批评在这一阶段的主要成就和存在的问题作简要述评。
一、12年应用批评的主要成就
新时期维吾尔文学批评的这一阶段是应用批评——作品与创作批评空前繁荣的时期：批评家们的创造精神充分展示，以多种批评方式写成的学术研讨性很强的批评文章和有关维吾尔文学半个世纪发展历程的各种学术论文大量涌现，文学批评家们关注文学创作中出现的每一个新情况。这方面的主要成就如下：
第一，新创作现象的批评进一步活跃。在新时期维吾尔文学的第一阶段后期出现的新诗在这一阶段一直保持活跃的状态。同时，也出现了称之为探索性中短篇小说的另一种新的创作现象，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维吾尔文学批评紧密配合这两种新的创作现象，及时肯定长处，科学地指出不足之处，促进了其健康发展。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深感维吾尔诗歌面临危机的一部分青年诗人，以对维吾尔诗歌命运高度负责的精神，试图通过创新诗歌为缺血的维吾尔诗歌躯体注入新的血液，恢复它的生命力。因而他们把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创新的一系列诗歌推上了维吾尔诗坛，这些诗歌的出现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和议论，这些议论刚开始时没有出现在报刊上，但通过口头传播在社会上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尽管这些议论与诗是什么和诗应该是什么样的、如何对待诗歌传统、读者水平等许多方面有关，但有关各方并没有注意到这些问题；不仅没有对这些问题进行科学地分析，而且还以全盘否定或盲目肯定的态度对待这一新的现象。为此而深感不安的青年诗人巴·肉孜最早发表了《我对“朦胧诗”的看法》，阐述了这些诗产生的必然性，这些诗与诗歌传统的关系，与此同时，指明了新诗的以下特点：以情感节奏为主的内在节奏性，在诗中留下“缪斯空间”并为读者提供无限的想象空间，与旧诗将人作为手段和奴隶相反，新诗以人为目的和中心等。阿·贾拉里丁在《维吾尔诗歌的探索及其依据》一文中，从心理学角度指出了新诗产生的一些根源。帕·伊力亚斯在《谈诗歌语言》一文中深刻探索了新诗的朦胧性和诗歌语言问题，首先，他从诗歌美学和思维学的角度强调，朦胧性是一种美，是诗歌原本就有的一种属性，诗的朦胧性是属于正常现象，朦胧性是诗人思维中模糊思维成分在诗作中的一种表现，然后，以令人信服的事例说明了诗歌语言的特点、诗歌语言与日常语言的区别。
上述文章主要阐述和探讨的是有关新诗的理论性问题。穆·买合苏提、阿·贾拉里丁、穆·艾海提、帕·伊力亚斯等青年诗人和老一辈诗人买·萨迪克等积极参加了对新诗的讨论，他们都以具体作品为对象，指出了新诗独有的特点，为新诗的健康发展做出了贡献。最早，穆·买合苏提发表《谈新诗》一文，在指出传统诗之缺点的基础上，与分析青年诗人的具体诗作相结合阐述了新诗所独有的朦胧性，为读者留下诗的空白，采取诗的蒙太奇等审美特点，并充分肯定了这些审美特点在产生诗的美感价值中的作用。文中，作者还强调了新诗的存在依据，朦胧性在防止诗歌概念化和口号化倾向方面的作用，并强调要避免和防止对传统诗与新诗一概否定的倾向。买·萨迪克在《维吾尔诗歌的新春》一文中，科学地肯定了朦胧诗出现的必然性的同时，分析了新诗独有的奇特性和缪斯空间等两个特点。穆·买合苏提在《论艾合买提江·奥斯曼的诗》一文中，较深刻地研讨了艾·奥斯曼诗歌的留白手法，意象组合与跳跃性，抒情性和叙述性融合与动态性等四大特点。穆·艾海提在《关于诗歌创作中存在的几个问题》一文中，以具体的诗作为例，指出了新诗创作中存在的缺点。阿·贾拉里丁的《从洞穴到空间》和帕·伊力亚斯的《谈新诗》也全面地分析了新诗的独有特性以及它在维吾尔诗坛中的地位等问题。
从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维吾尔小说创作中出现了被称为“探索性的中、短篇小说创作”的一种新的创作现象。这些在内容上趋向内部世界，结构和表现手法、叙述方法新颖的中、短篇小说，作为作家们富有意义的审美探索成果，并很快形成了一定的规模。此时，密切关注这一创作现象的文学批评家们，对此展开了研究。买·艾力与穆·艾拉在这方面的探索显得尤为突出。买·艾力在《论新中、短篇小说与作家们的审美探索》一文中，总结了中、短篇探索小说深入内部世界、挖掘人物内心深处，采取心理结构的表现方式，在内容与表现手法上实现诗化、朦胧化、留下空白、创造诗的意境，在叙述方法上以人物为中心等共同特征。穆·艾拉在《谈艾赛提·艾买提的短篇小说创作》一文中，全面、具体地分析了青年作家艾·艾买提短篇小说创作的人物非英雄化，以悲剧结局结束人物命运，丑化女性人物性格，采取影射和象征的表现手法，在叙述方法上产生蒙太奇的艺术效果，变换叙述视角，环境与感觉荒诞化等特点。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文学批评家阿·苏里坦在《论当代维吾尔文学》这一专著中，对新时期的新诗现象和中短篇探索小说创作现象也做了评论，专门探讨了这些新创作现象的特点，并对新诗歌现象的主要代表人及其作品逐一进行了分析。
第二，批评家们的创造性和独立探索精神开始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在这一阶段，文学批评家们的主体性意识得到了增强，使他们逐步认识到了文学批评活动也像文学创作活动那样是一种创造活动。充分意识到了在批评实践中，展示文学批评家特有的分析方法的必要性。于是在文学批评实践中，出现了以富有独创性的方法指出作品的成功之处，以独特的角度研究作品的景象。在应用批评领域突出表现批评家的创造性和独立探索精神的批评文章开始大量涌现，真正结束了过去的文学批评中存在的那种模仿现象严重、缺乏独创精神的状况。过去的文学批评中缺乏这种创造性，所以不同的人写出来的批评文章总是存在千篇一律、同一模式的情况。在应用批评的这一新阶段，批评文章的创造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形成了即使以同一篇作品为研究对象，都是以肯定其艺术成就为主旨的评论文章，也各有特点。比如，同样肯定中篇小说《生了蛆的涝坝》(艾合坦木·乌买尔)的评论文章就有曼·吐尔迪的《亲嘴不算“破坏斋戒”》、穆·艾沙扎木的《(生了蛆的涝坝)与人的悲剧》等。可以说，应用批评所具有的独创性，是这12年的绝大部分批评文章的最突出的特点之一。阿·苏里坦的《论维吾尔小说中的悲剧意识》、《论作家阿·乌铁库尔的小说创作》、阿·买提库尔班的《论中篇小说(被沙漠掩埋的大海)》、阿·贾拉里丁的《历史感的艺术画像》、乌斯曼·司马义的《追求无限的精神》等文章，可以说是具有独立探索精神的展现创造性思维的佳作。以上批评家的批评文章，大多具有创造性、独特性的观察视角、创新的分析方法，避免了人云亦云和重复原作内容，注重研讨的深刻、出发点的独立性等特点，在真正意义上证实了文学批评是一种科学的创造性活动，树立了文学批评的权威，他们通过自己的批评实践让广大读者体会到文学批评应该是什么样的。
第三，淡化了文学批评文章中的感想性陈述，增强了学术研讨性，具有深刻研讨性的评论文章取代了以复述原作内容为主的叙述性文章。过去在维吾尔文学批评中普遍存在的一个弱点，就是谈感受、体会的文章多，大多数评论文章只停留在复述原作内容的层面上，能够达到一定的学术研究高度、有深刻的研讨的文章寥寥无几。在这12年期间，文学批评家对文学批评的含义的认识得到了一次全面的更新，批评主体的创造性、创新性意识得到觉醒。而且在上个世纪90年代前后，一批具有新文学观，敢于向僵化、教条的文学理论挑战、勇于创新、以新的起点和新的视角分析观察文学作品、文学现象，采取新的批评方法，站在科学高度对文学现象进行研究的青年批评家们也加入和充实了文学批评队伍。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维吾尔文学批评出现了令人欣喜的质的变化。其中最为明显的变化是，维吾尔文学批评中充满稚气的热情被冷静理性的科学探索所取代，简单、照抄和套用的叙述被深刻的理性研究所取代。在维吾尔文学批评中出现的这种质的变化，促进了文学批评中读后感式文章的退出和一般性叙述的淡化及学术研讨性的增强，其结果，富有深刻理性探讨的文章取代了以复述原作内容为主的叙述性文章。这种变化和发展，我们从应用批评的所有领域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到。除了笔者在谈12年文学批评的第二大成就时所提到的文章以外，还有穆·波拉提的《诗歌创作中的情感、想象与形象》、阿·苏里坦的《鲁·穆塔力甫文学创作的探讨》与《论阿·乌铁库尔先生文学创作特点》、阿·买提库尔班的《中世纪维吾尔人生活的艺术百科全书》与《从色依提·阿吉至尼亚孜·艾克木》、克·阿不都热依木的《一种情节模式在维吾尔文学中的连贯性》、海丽切姆的《(沙漠之梦)与人的本性》等文章，也是这一阶段中突出体现文学批评向更高的学术水平发展的文章。
第四，文学批评方法呈现了多样化。这期间文学批评家们摆脱了只从政治性、思想性来评价作品的狭窄框架，使批评方法多样化，形成了以社会历史批评方法为主的多种批评方法并存的局面。这一阶段，除了社会历史批评和道德批评以外，还运用了以下几种批评方法：
1、美学的批评方法
从艺术创作的最普遍的美学规律和美学范畴的角度，对文学作品进行分析，指出作品的审美特性，评价其审美价值。阿·苏里坦的《论维吾尔小说中的悲剧意识》、《鲁·穆塔力甫文学创作的探讨》，安·阿不拉热依木的《艾维孜罕性格是真正的现实主义精神的产物》，穆·买合苏提的《论艾·奥斯曼的诗》等文章，均是运用美学的批评方法来分析作品的。阿·苏里坦则从节奏美、崇高美的角度，分析了鲁·穆塔力甫的诗，将对鲁·穆塔力甫诗歌的研究提高到了新的水平；他还在《论维吾尔小说中的悲剧意识》一文中，从悲剧这一审美范畴的角度分析和评价了维吾尔文学中从《当精疲力竭的时候》到《生了蛆的涝坝》的一大批作品。穆·买合苏提则把艾·奥斯曼的诗从朦胧美、变形、诗的空白等审美范畴的角度进行分析，安·阿不都热依木从作为小说美学的基本范畴之一的性格复杂性角度对艾维孜罕性格进行了分析和评价。
2、心理学批评方法
文学批评家们是根据文学作品中的情感表达，作品的情感饱满程度，表现人物丰富、复杂的内心感觉，挖掘内心世界的深度，来进行评价的。阿·买提库尔班的《论中篇小说(被沙漠掩埋的大海)》、安·阿不都热依木的《祖尔东·沙比尔作品中描绘的情感世界》、买·艾力的《论新中、短篇小说与作家们的审美探索》、阿·萨迪尔的《关于(四叶草)的四句话》等，正是以心理学的方法为主进行作品分析的文章。这些文章的作者将作品的艺术成就，归结为作家们“把故事情节很好地为揭示人物复杂的精神世界、丰富人物性格服务的，较深刻地挖掘了人物的深层心理，把读者引入人物复杂的精神世界的内在层次，具体详细描写了人物的情感变化、内心经历，完全按照人物的情感逻辑和情感的真实性进行了符合实际的描写”，等等。
社会文化分析是指对作品中所反映的、积淀在人物性格中的社会文化因素，文化心理等方面进行的分析和研究。出现在新时期维吾尔文学批评前一阶段最后一年的这种方法，在这12年的文学批评中得到了普及。如海丽切姆在《(轨道)中的行星悲剧与精神贫穷》一文中分析小说中的阿斯娅、莎达提、帕丽泽等人物的悲剧，是包围着她们的社会文化在她们心中产生的潜在的文化心理造成的。然后，对此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她在文章中对阿斯娅和其他妇女具有的依赖男人、崇拜男人的心理，忍耐男人的欺辱、虐待的心理，极端的忠孝和宽厚的心理等形成的原因与男人唯我独尊、将男人提高到几乎与胡达同等的高度的心理，女人在体质方面的脆弱、东方式的道德观、典型的东方式的母爱与母亲心愿和男人的绝对专制等联系在一起进行了分析，因而这篇文章具有了独特的深度、广度和创造性的特点。
第五，散文批评应运而生。在新时期维吾尔文学应用批评的前10年中，除了艾·努尔的《新的艺术思维》一文外，再无任何散文批评文章发表。在这一阶段发表的艾·艾买提的《散文创作中成功的探索》、艾·库尔班的《谈抒情散文(铁门关)》、巴·肉孜的《关于散文创作的近期发展与艾合买提·伊明的散文创作》、伊·艾合买提的《沙漠中的哲学与绿洲中的诗》、集体的《关于(回声>》、阿·波拉提的《论新时期维吾尔文学中报告文学体裁》等文章，标志着维吾尔散文批评的正式开展。尽管这些文章在数量上很少，但在质量上与代表文学批评最高水平的文章是可以相提并论的，可以说，这也是我们文学批评的成就之一。
第六，专题性批评成了热点，对于维吾尔当代文学整体发展历程和部分文学功臣的文学创作进行系统批评的专题性的学术著作开始较多出现。维吾尔文学批评发展到这一阶段时，对维吾尔当代文学的代表性作家的作品以及他们创作特点的专题性批评成为一个热点。这些年来，专题性文学批评普及到了这样的地步，只要是对维吾尔当代文学的发展做出了一份贡献的每一位文人，文学批评家们都会对他们的文学成就进行符合实际的评价，对健在者给予鼓励和祝福，对已故者则进行追忆和思念。这正是专题性批评的积极影响和作用所在。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时期问世了对维吾尔当代文学的整个发展历程、各种文学体裁的发展状况、代表性的作家、诗人以及他们的作品进行较为系统研究的第一部学术专著——阿·苏里坦的《论当代维吾尔文学》。这部研究方法新颖、观点科学、研究分析等方面具有创造性和独特性的专著，将维吾尔文学批评推向了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活动的领域。被有关专家学者认为“代表了我国维吾尔当代文学研究的高水平，并填补了这个领域的空白”的这部学术专著作为当代维吾尔文学批评史上独一无二的代表性作品是当之无愧的。克·阿不都热依木的《乌铁库尔先生的文学创作遗产》的出版，是维吾尔文学批评在这个时期所取得的又一个突出的成就。这些专题性的学术著作的出现，结束了在谈及维吾尔文学批评的成就时只局限于评论集的状况。
第七，从创作实践出发，充分而科学地肯定了塑造复杂、多重性格的人物形象的可能性。既然现实生活中的人们性格和内在世界非常复杂，那么在小说作品中就应该反映这种复杂性。艾合坦木·乌买尔的中篇小说《大地，看看你的人们吧》中的主人公贾玛力和祖里甫卡尔的中篇小说《卷刃的宝剑》中的主人公阿不来提等，就是这种具有复杂性格的人物。这种人物的出现，冲破了过去那种塑造人物形象的标准模式，这种情况也使一些文学理论家感到意外。结果造成了这些理论批评家从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的角度评价这些形象，认为这是以“正面身份出场，从事反面活动的主人公”，企图将主人公与塑造这个人物形象的作家一起进行指责，将过时的形象塑造模式强加于我们的文学创作。此时，安·阿不都热依木发表了《人类的性格都是千篇一律的吗?》和《艾维孜罕性格是真正的现实主义精神的产物》等文章，作者强调，人类的性格是非常复杂的，性格单一化是绝不可能的，试图把人物性格纳入一定的模式，实际上是对人类个性和不同性格的否定。所以，尊重生活真实、艺术规律和人类性格特征的作家们不会按照别人眼中的僵化模式去描写自己作品中的人物，而是把他们作为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来描写，使他们能够按照自己的性格特征和性格逻辑去活动。任何人的性格都避免不了双重性、复杂性和矛盾冲突。同时肯定了贾玛力、阿不来提、艾维孜罕等形象始终是按照生活的真实性和人的性格的真实性而塑造的成功人物形象。阿·苏里坦在对长篇小说《足迹》中的主人公铁木尔·哈里发的分析中，指出了主人公性格中憎恨与宽厚、无情与谅解、战斗性与消极性、斗争性与宿命论的多重性格和复杂性等特点。他说：“毫无疑问，表现性格的复杂性是文学创作中的一个重大发展。”曼·吐尔迪认为：“现在维吾尔文学中，塑造正面、反面人物形象的原来的结构、模式已经被冲破，冲破它的不是理论批评家们，而是作家们的创作。维吾尔文学中没有生命的模特儿被有生命的、复杂的人物所取代，对于明白人来说，这是一个民族文学中的历史性转折。”“艾合坦木·乌买尔塑造的人物为新疆已习以为常的人物范畴和层次带来了一个创新。”亚·肉孜指出：“表现人物性格的复杂和不确定性，是对作家提出的最严格的要求。”总之，从具体的创作实际出发，科学地肯定塑造复杂、多重性格的人物形象，并对作家提出这种要求，不能不说是文学批评家们的人物形象观已经从僵化模式中解脱出来的标志和他们的思想解放的鲜明表现。
二、12年应用批评中存在的问题
如上所述，在1988－2000年期间，维吾尔文学应用批评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我们有理由说，这12年是应用批评在质的方面得到真正提高和发展并出现繁荣景象的阶段。然而，这样说，决不意味着这一阶段的应用批评没有任何问题。这期间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其一，应用批评仍然没能与文学创作保持同步关系。应用批评本来就始终没能与文学创作实践保持密切的关系，尚未充分关注文学创作的新情况，及时肯定成绩、指出不足，完成自己对文学创作在质的发展上起到推动作用的使命。随着专题批评变成热点，对著名作家及其创作进行专门研究成为一个时髦现象，结果使文学批评界的注意力更多集中在昨天的文学现实，而不能很好地关注当今文学现实。有些批评家没有充分意识到文学批评的主要任务是关心当今最新的文学现实，文学批评以自己迅速回答和解释新情况而与文学研究有所区别为特点。由于部分文学批评家忙于“填补空白”，把尚未进行研究的作家及其作品作为研究对象，过多地考虑自己的阅读兴趣，因而没时间研究和分析新的文学探索和成就。所以，文学批评没能跟上文学创作的步伐。
其二，文学批评的学术权威性下降，批判性面临减退与衰弱的危险。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频繁地举办了纪念文人生日或从事创作时间的活动。尽管这是一件好事，但为这种活动而写评论的热情将应用批评引向了大唱廉价的赞歌的危险境地。由于为这种纪念和庆贺活动而写成的文章不论学术水平如何，一律在《塔里木》这样有威望的文学刊物上发表，使文学批评的声誉下降，学术权威性也受到了一定影响。由于这一类文章使应用批评偏离对文学作品艺术、审美成就进行真正的、实事求是地评价的本质，仅仅将文学理论课本中有关某一体裁特点的一般性叙述与某一文人的具体作品结合在一起，并通过重复叙述，作为赞扬这个文人的资本，使文学批评自然地遇到了失去批判性的危险。
其三，诗歌批评仍处于薄弱环节。1988年开始的新诗批评，尽管造成了一定的轰动效应，成为这一阶段文学批评的成就之一，但后来失去了连贯性。因而诗歌批评仍然处于薄弱状态。另外，前面谈到的两个问题也突出地存在于诗歌批评中。如果我们翻阅一下《塔里木》杂志1994年以来各期上的文章，就不难发现有关诗歌批评的文章几乎都是为纪念活动而写的。当然，对老一辈文人的贡献和创作成就应该给予肯定，但这毕竟都是过去。我们不应该忘记，只有以当前的文学创作为中心和出发点，回忆老一辈文人的贡献，才能更好地发挥文学批评的现实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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