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 榜迦德—列文 沃罗巴耶娃—吉斯雅托夫斯卡雅 著
王新青 杨富学 译
——原刊《吐鲁番学研究》2008年第2期，第101～117页
译者案：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以来，新疆塔里木盆地周缘地区出土了为数丰富的梵文佛典。由于历史的原因，它们大多都流落海外，以柏林、伦敦、巴黎和圣彼得堡的收藏最为集中。这些古代文献，时代早，内容丰富，自其出土伊始即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关注。经过一个多世纪来学者们的共同努力，涌现出一大批研究成果，为中国、印度及新疆历史文化、语言文字，尤其是佛教史的研究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第一手资料。本文系前苏联学者榜迦德—列文（Г. М. Бонгард-Левин）和沃罗巴耶娃—吉斯雅托夫斯卡雅（М. И. Воробьева-Десятовская）对世界各国研究成果的系统总结，并提出了许多新见解，含有极为丰富的学术信息。原文较长，载于《中亚出土印度文文献（Памятники индийской письменности из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第2卷（莫斯科，1990年）。其中前半部专题研究写本的书体学与语言学，拙译以《新疆出土梵文佛典及其相关问题》为题，刊载于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主办的《佛学研究》第13期，2004年，第344～352页，这里仅节译该文的后半部。由于该书出版于苏联解体、德国统一之前夜，为尊重原文起见，翻译时均沿用旧称。其中内容及注释均有所删节，结构与标题也略有调整，特此说明。译时曾征得作者同意，谨志此鸣谢。
出自新疆塔里木盆地北道的写本所包含的内容，较之塔里木盆地南道的喀什、和田写本，完全是另一种内容的佛教文献，再比较俄罗斯藏吐鲁番收集品，可得出结论：大约在公元1000年左右，曾有小乘佛教传入吐鲁番及库车一带，主要流派有一切说有部和根本说有部，[1] 主要是一些梵语和吐火罗语写本，而在和田出土的大乘佛教写本主要是用梵语和于阗塞语写成的。与北道出土文献相校，其差别主要体现于：南道发现的这批文献大约产生于公元1000年后期，仅保存并传播了大乘佛教的文献，而且在当地还有所创新，一些佛教的疑伪经典，在该地有着极强的生命力。藏文和汉文文献曾记载，当时编就的经书不少，编纂地点显然是在古代的于阗地区。
贵霜时期，来自大夏的小乘佛教在喀什开始传播，但在晚期，大乘佛教成为于阗佛教的主导。
小乘佛教在塔里木盆地北道地区拥有众多的信徒，8世纪下半叶，吐鲁番木刻的根本说有部经典证明了这一点，但这并不是最早的佛教文献。
桑德尔（L. Sander）曾谈到：大约在2世纪，形成于吉尔吉特（古称小勃律）和印度西北部的佛教文献在印度本土流传之后，逐步向四方传播。关于这一点还需要加以详细的论述，当然，吉尔吉特是根本说一切有部的中心，在迦湿弥罗发现的文献中，那些符合佛教传统的作为根本说一切有部的一部分教规是在贵霜王迦腻色迦主持下编纂的，但小乘佛教在塔里木盆地北缘沿线的传播并非直接的，而是经过喀什（根据桑德尔本人所提出的关于丝绸之路北道的情况）或和田，佛教在和田的传播同样也是间接的。出自和田并流传到中原的都是大乘佛教经与论，小乘佛教在贵霜时期始传入喀什。
显然，吉尔吉特写本不是出自印度，而是来自大夏—贵霜的统治中心，有资料证明，南疆当时属贵霜帝国统辖范围。很有可能，小乘佛教当时是从大夏经喀什传入库车与吐鲁番的，曲折展转之后再传入西方的，但也不排除贵霜直接与吐鲁番、库车有联系的可能。一些学者坚持这样的假说：塔里木北道地区曾经出现过这样的民族，在公元最初的几个世纪里，当地的主体民族可能是印欧语系的吐火罗人，该民族总是习惯于独立生存，尽管商业贸易的道路从其领地经过而通往西方，但该地区的居民在信仰与风俗习惯上就是不与外来人交融，因而大乘佛教没有在此得到传播，在吐鲁番、库车发掘的大乘佛教文献主要是从印度或新疆其他的地方传播过来的。
通过对为数丰富的小乘佛教戒律文献的研究，可以探查与根本说一切有部有关的许多问题。而对根本说一切有部形成之前的佛教戒律，则只能通过间接的资料，即根据一些译成汉语的文献来寻找蛛丝马迹。玄奘及其他西行求法者对此有所描述，大乘文献及根本说一切有部文献对此也有所记载，[2] 在于阗塞语写本E中，也有关于声闻有自己教规的记录，写本的第13章是写“三套战车”的（第250页正面第4～6行），具有声闻乘的特点。《赞巴斯塔书（Zambasta）》的作者这样写道：
“最后”是最弱的战车，它解决不了复杂的问题，因此，声闻乘谓之“小”（塞语写作hīnä、借自梵语，意为小乘）……有四种结果（塞语作tsahora phārre，相当于梵语satvāra phalāni），即被禁止的知识（塞语作abhini，相当于梵语abhijnā，意为神通）直观地（塞语作jāna，相当于梵语dhyāna，意为禅）来自声闻乘（塞语作Krtsnāyatana）；律（Vinaya）；阿含（Āgama，塞语作Ātamä）[和]阿毗达磨（Abhidharma）——这样的小战车或是声闻乘。
在研究小乘佛教戒律的汉译本时，曾引起过不少争论，其实质是，至今为止学者们还很难证明一系列的文献到底是属于这种流派，还是属于另外一种流派。在汉文译著研究初期，学者们认为四部阿含经都属于根本说一切有部，并且构成经藏的核心。后来又得到新的证据，详细研究的结果表明，四部《阿含经》只有两部属于根本说一切有部，即第二部《中阿含经》和第三部《杂阿含经》。[3] 如所周知，《杂阿含经》共有50卷组成（参见《大正藏》第99号，5世纪译），很可能是从根本说一切有部梵文写本翻译过来的。[4] 第一部《长阿含经》属于法藏部，[5] 而第四部《增一阿含经》则属于大乘佛教流派。最近的研究成果表明，《长阿含经》和《增一阿含经》不是从梵文翻译成汉语的，而是直接从印度西北部的俗语译过来的。[6]
将出自中亚的梵文文献与汉译本加以比较，其结果证明了上述结论的正确性。梵文《长阿含经》和《增一阿含经》确实属于根本说一切有部，从而有别于那些被译成汉文的梵文写本。四部阿含的梵文文献与巴利文的五尼柯耶（nikayami）在戒律方面不完全一致。关于根本说一切有部第五部阿含《佛说杂藏阿含（Ksudrakagama）》（与巴利文Khuddakanikāya相当）是否存在的问题，在目前已成为公开性的问题。在上座部（Theravāda）大藏经中，收录的经典几达11000件。
虽然《长阿含经》在翻译成汉文时与根本说一切有部似乎没有关系，但在汉文大藏经中却保留了很多从《长阿含经》中译成的经典，将其经文与“吐鲁番藏品”[7]的梵文文献进行比较，就会发现其中有说一切有部和根本说一切有部的内容。有一座佛塔里保存了至少10件写本，这些写本连续记叙了《长阿含经》的五部经典。此类经典的断片则保存在出自“吐鲁番藏品”的110件写本之中，另外一些写本的残片则是由俄国的彼列佐夫斯基收集的，现罗列如下：
1．《十增经（Dasottara-sūtra）》
2．《众集经（SanÅgīti-sūtra）》
3．《四众经（Catusparisat-sūtra）》
4．《大般譬喻经（Mahāvadāna-sūtra）》
5．《大般涅槃经（Mahāparinirvāna-sūtra）》
在现已刊布的写本断片中有一页没有页码，正面是《大般譬喻经》，到第7行便结束了，在未写标题的情况便又开始抄写《大般涅槃经》。
《众集经》断片现藏大英图书馆，并由赫恩雷（A. F. Rudolf Hoernle）公之于众。[8] 由伯希和（P. Pelliot）发现于敦煌的《十增经》断片已由列维（S. Lévi）刊布于世，后经研究甄别，认定该残片与法藏部有关，以之与汉文本《长阿含经》相校，可推断二者同出一辙。从译本本身看不出其他经典具有说一切有部《长阿含经》的特点，巴利文大藏经及部分汉文佛经的译本与阿含经的主要特点相一致。同时还涉及到《阿吒那智经（Ātānātika-sūtra）》的数量问题。现存有16件写本残片，其中一件已几乎完全可以恢复其原貌，还有一页系赫恩雷的收集品，现藏大英图书馆。[9]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收藏有两件《梵网经（Brahmajāla-sūtra）》（编号803）文献，系拉夫洛夫（М. И. Лавлов）（SL/8）的个人藏品，此外还有《长阿含经》的18件断片。奥登堡（С.Ф.Ольденбург）根据巴利文大藏经推断《Pāyāsi-sūtra》与《Sakravarti-sūtra》是相同的，至于其他藏品，众所周知，有些经典尚未解读（因为一些经典至今尚未刊布）。“吐鲁番藏品”中的《长阿含经》的经典已汇编成册，并附有该经典的注释，其中一册是由残损程度不同的一些经典的7件断片组成。该汇编由瓦尔德施密德特（E. Waldschmidt）经过详细研究后公布于众的。[10] 该汇编收录经典如下：
1．《佛说无能胜幡王经（Dhvajagra-sūtra）》；
2．《佛说转法轮经（Dharmacakrapravartana-sūtra）》；
3．《大缘方便经（Mahanidana-sūtra）》；
4．《佛说帝释所问经（Sakraprasna-sūtra）》；
5．《频毗娑罗王经（Bimbisara-sūtra）》；
6．《大会经（Mahasamaya-sūtra）》；
7．《佛说十力经（Dasabala-sūtra）》。
在巴利文律藏中，《佛说十力经（Dasakanipata）》吸收了增支部的成分，《Mahasihanada》吸收了《中部（Majjhimanikāya）》的成分。而汉文大藏经则吸收了《杂阿含经》与《增一阿含经》的成分。因为吐鲁番出土《杂阿含经》汉文写本与说一切有部有关，因而《佛说十力经》应当属于与《杂阿含经》相关的文献。
该汇编具有代表性的经典是以断片形式见于“吐鲁番藏品”的一些写本之中，因此，如果根据汉文译本的《长阿含经》中有30件经典，而巴利文《长阿含经》中则有34件经典，可推断，吐鲁番写本之中的一多半的经典当属说一切有部和根本说一切有部。
“吐鲁番藏品”所提供的有关《中阿含经》、《长阿含经》的资料甚少，特别是后者。汉译说一切有部的《中阿含经》（《大正藏》第26号，瞿昙僧伽提婆译）收有222部经，而在巴利语圣典中部中仅有152部经。在“吐鲁番藏品”中仅发现了2种《中阿含经》本子，编号分别为163（4部经）和412（含部经及一些尚未甄别的经典断片）。还有一部分经典编号为20，共有13部经。其中有一部经不是根据巴利文而是根据藏文和汉文译本推定出来的，那就是“吐鲁番藏品”中《佛说护国经（Rastrapala-sūtra）》的3件断片，已由瓦尔德施密德特刊布。[11] 另有一部经是由4个写本的断片拼合而成的（编号依次为33、165、180和997），有关该部经的3件断片见藏于彼列佐夫斯基收集品中。
在赫恩雷收藏品中有两件《中阿含经》经典，其中之一《优婆离经（Upāli-sūtra）》存有一些鲜为人知的残片。在“吐鲁番藏品”中，该经典已被汇编成册（编号为412），同时还收编了其他3个写本的的一些断片（编号804、872、1007），拿吐鲁番本《优婆离经》与巴利文及汉译本《中阿含经》做一比较，则会发现，汉文译本逐字逐句遵循了巴利文的注释，却与梵文写本有所偏离。《中阿含经》（《大正藏》第26号，共60 卷，4世纪瞿昙僧伽提婆译）根据巴利文作有注释，可以证实如下两个事实：
1．瞿昙僧伽提婆应是说一切有部派的信奉者，故在汉译佛典时不仅依据了梵文写本，而且还要参照巴利文经典的注释；
2．吐鲁番文献《优婆离经》或许是在新疆已被加工过了，与说一切有部和根本说一切有部进行比较，可以发现，该文献似与另外的部派有关。
这些说明，《中阿含经》的汉译文献对研究中亚佛教意义重大。将巴利文的注释译成汉文，可能会更贴近“说一切有部”的注释，或许这才是瞿昙僧伽提婆译经的主旨。
另一部经是《佛说鹦鹉经（Suka-sūtra）》，由赫恩雷收集，现存2页。其中部分内容已由他本人刊布。[12]
因为无论是吐鲁番写本，还是其他藏品，较少谈及《增一阿含经》，仅在本文中我们才能读到，另外仅《杂阿含经》第3卷中略有所提及。而这些对说一切有部中《经藏》的复原显得尤为重要。有关《增一阿含经》梵文文献的发现不久前才为世人所知，巴利文增支部提供了一些特殊教规的章节。总而言之，这些章节在某种程度上似乎具有口头传诵或吟读的特征。其中3件《阿含经》的很多经典被反复传抄，从文献的选择上看，选题范围随数量的增加而不断扩大，增支部经典总量近2300部。在吐鲁番写本中可以见到大众部、《说出世部的《增一阿含经》（参见《大正藏》第125号，4世纪瞿昙僧伽提婆译），巴利文增支部的共计169卷，在汉译本中仅有51卷。吐鲁番写本中保存了2件断片，其中之一已在汉文、巴利文中找到相同的内容。该文献的编号为974，在巴利文戒律中此类经典收编到属于消障灭灾之类内容的文献汇编中，已由瓦尔德施密德特进行了解读。[13] 出自吉尔吉特的《增一阿含经》断片已由狄茨进行了研究，他把有关断片与瓦尔德施密德特刊布的舒尔楚克出土残片进行比较，发现两件断片同属一件写本（略有异读之别）。狄茨认为，吉尔吉特文献与吐鲁番文献一样，皆与根本说一切有部的《增一阿含经》有关。[14] 这一结论在特里帕提的论著中找到了依据，该学者把现存的吉尔吉特写本《增一阿含经》凡27页与吐鲁番梵文及汉译《长阿含经》进行比较，同时又与巴利文《众集经》之注释进行了比勘。[15]
说一切有部戒律第三部分——《杂阿含经》保存较为完好，根据2部《杂阿含经》汉译本，可以确定其中较为完整者属于5世纪译《杂阿含经》（《大正藏》第99号），[16] 而较短的那件则属于失译人所译《别译杂阿含经》（《大正藏》第100号）。瓦尔德施密德特在已解读的2件说一切有部基础上对之进行了更为细致的研究。[17] 若把说一切有部之《杂阿含经》与巴利文《杂阿含经》做一比较，就会发现二者大有不同，但大多数的写本与译本是相一致的，皆与说一切有部有关，在巴利文的教规中与中部、增支部有关。日本学者们曾试图解释有关《杂阿含经》和中部或增支部之汉译本与吐鲁番梵文文献之间存在的一些不同之处， 认为应把稍晚校勘过的根本说一切有部的原稿作为汉译本的基础，而不是说一切有部。日本学者们从那些保存在其他汉译本说一切有部《杂阿含经》中援引大量例证作为论据，例如：尊婆须蜜造《尊婆须蜜菩萨所论集》（《大正藏》第1549号，僧伽跋澄等译，384年）与的汉译本相比较，这些引文更接近于巴利文《杂阿含经》的注释。
保存在吐鲁番写本中的梵文《杂阿含经》是说一切有部《经藏》中的唯一经典，以断片形式保存在8世纪刻印于吐鲁番的梵文《经藏》中，现已得到刊布的断片分别庋藏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的克列门茨（Д. А. Клеменц）收集品（1898年在吐鲁番探察时收集，存残片2件）和柏林“吐鲁番藏品”中，该藏品的一些断片是由德国探险家格伦威德尔（A. Grünwedel）于1902年发现的。
俄国藏品中的断片，奥登堡原计划予以刊布，但未能如愿。格伦威德尔发现的断片后由皮歇尔刊布于世。[18] 虽然这些纸质写本已经破损不堪，但皮歇尔还是成功地将其复原，其尺寸为：40×
“吐鲁番藏品”的价值就在于：《杂阿含经》中近100件断片得以完整的保存，其中占总数之半的《杂阿含经》断片拥有特殊的地位。正如小乘佛教研究者们所认为的那样，譬喻是《杂阿含经》中最古老的成分，也是经典的核心部分。[19] 若将汉文与巴利文文献进行比较，就会发现，编号为1～21的梵文经典在译成汉语时是相当准确的，编号为283～303、22～25的内容与编号为343～346的经典完全一致。在编号为11之后是《优陀那经》，较为重要。编号为2～67及16之经典在巴利文圣典中未见相应内容；编号为22～25之梵文经典在巴利文中则无严格的对应。《缘起圣道经》梵文写作Nidāna-sūtra，巴利文增支部写作Nagaropama-sūtra，意思对应，只是名称不同而已。显而易见，该经典在新疆曾一度广为流传。在“吐鲁番藏品”中，该经典有不同写本的27件断片。[20] 俄国收藏的2页《缘起圣道经》是由克罗特阔夫（Н. Н. Кротков）发现的，在伯希和收集品中也保存了该经典的一些残页。[21]
在“吐鲁番藏品”中藏有《杂阿含经》的其他一些经典，借助于汉译本，找到了一些与之对应的经典，即51号（7件经典）、176号（7件经典）、612号（6件经典）、30号（18件经典）。
在大英图书馆收藏的赫恩雷收集品中保存了3件《杂阿含经》、《自恣经（Pravarana-sūtra）》及《佛说月喻经（Candropama-sūtra）》等梵文经典的一些断片。[22]
斯坦因在进行第三次考古探察时，在莎车附近卡达里克发现了刻写在桦树皮上《杂阿含经》的15件写本残片，现庋藏于大英图书馆。瓦累·普散影印刊布了该文献，并做出结论，认为该文献与巴利文《杂阿含经》是相一致的，只是版本有所不同而已。此外，梵文写本的一部分经典与巴利文增支部、小部之经典是相对应的。[23]
若将赫恩雷与斯坦因收集的吐鲁番写本中的梵文佛经与完整的及短篇的汉译本《杂阿含经》相比较，则可以发现，汉文译本是以保存在新疆的梵文版本为蓝本的，且该写本的某些经典与赫恩雷私人藏品中的经典极为相似。
在如何划分梵文《阿含经》的标准上学界一度存在着争议，特别是说一切有部之《中阿含经》在组成上有很多不甚明确之处，并不是所有的经典都能成功地在汉译本中找到与其相对应的经典。一些经典只是在巴利文戒律文献中找出相应的内容，该律藏经典同样也被放入其他的尼柯耶中，但并不是逐字逐句地对译。
通过对四阿含文献的研究，瓦尔德施密德特与桑德尔为《吐鲁番藏品目录》卷4撰写了两篇序言。最近，桑德尔又甄别出一系列写本，总结其特点，以之准确地判断那些文献在四部《阿含经》中的具体归属。[24] 因此，把斯坦因、赫恩雷及伯希和、彼列佐夫斯基、科罗特阔夫等发现的吐鲁番藏本梵文小乘佛教经典与相应的巴利文及汉译本相比较，则会发现，大约在公元1000年左右，在新疆有两类《阿含经》的写本——《中阿含经》及《杂阿含经》，该写本分属于不同部派的说一切有部和根本说一切有部，其特点可总结如下：
1、最古老的印度说一切有部写本仅以引文的形式保存在晚期的佛教文献之中，这些文献大都先后被译成藏文与汉文；
2、新疆的梵文写本属于说一切有部；
3、晚期的印度梵文写本与根本说一切有部相对应；
4、汉文写本的作者渐渐不再坚持说一切有部、上座部及根本说一切有部之传统。译事活动已充分利用当时所藏之文献，翻译主旨就在于尽力译出更多的经典，如果缺少印度梵文原本，译者们就参照散布在和田一带的写本甚或巴利文经典。
还有其他部派，如法藏部、大众部、大众—说出世部、化地部等，显而易见，这些部派的文献在新疆并没有得到广泛的传播，今天只找到了一些惩戒性质的教规——律。只有法藏部之《长阿含经》在汉译本中能见到其完整的形式。或许这些部派之间并不存在什么矛盾，其行为准则大抵相同。通过比较吐鲁番的说一切有部及根本说一切有部之《长阿含经》与汉译法藏部之《长阿含经》，现在发现其教规之间似存有分歧，关于这一点目前尚未有学者进行专门的研究。
根据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收藏的吐蕃文与汉文译经写本，同时再参考敦煌其他藏品的目录加以推断，小乘佛教经典的传播在敦煌并不是很普及，只有一些咒语及其仪式被译成藏文（如《优婆离经》等）。这些经典在汉译本中十分流行，除了《阿含经》以外，很多经典都被多次译成汉文。敦煌汉文《阿含经》写本断片数量不多，不超过全部写本的2%，说明敦煌对于小乘佛教经典译本也是有所选择的。汉文写本的研究专家姜亮夫指出，在敦煌出土的古代文献中，有百分之九十五都是佛教抄本与印本。[25] 在晚期（11～14世纪），中亚所使用过的佛教经典并未有所变化：那些出自黑城的汉译本经典之稀世珍品足可以证明这一点。西夏文译本在11～12世纪完成于西夏王国，后又在黑城[26] 发现了从汉文译成古代回鹘文的经典写本。
大乘佛教经典在“吐鲁番藏品”中仅有为数不多的断片，这些断片是《大般若经》（具名《大般若波罗蜜多经》）以纸质或木刻等为载体的经典：
1．《小品般若波罗蜜经（Astasāhasrikāprajñāpāramitā-sūtra）》（又称《八千颂般若波罗蜜经》），2页，吐鲁番木刻本。汉文的页码与标题在左边（编号933、934），纸质写本有3页断片（编号951、956、1022）；
2．《十万颂般若波罗蜜经（Śatasāhasrikāprajñāpāramitā-sūtra）》，26页，吐鲁番木刻本（编号645、25～30、245、260、312等）及其他木刻本（编号1012）、纸质写本（编号1385）;
3．《能断金刚分（Vajracchedikāprajñāpāramitā-sūtra）》，纸质写本，编号1195。
其余经典为：
1．《妙法莲华经（Saddharmapundarīka-sūtra）》第6卷，1页，编号622；
2．《悲华经（Karunāpundarīka-sūtra）》第6卷，1页，编号976；
3．《金光明经（Suvarnaprabhāsa-sūtra）》，1件断片，编号1034；
4．《佛说遗日摩尼宝经（Kāśyapaparivarta-sūtra）》，1件断片，编号374；
5．《佛说十地经（Daśabhūmika-sūtra）》，3页，编号414；
6．《佛说法身经（Dharmaśarira-sūtra）》，最后1页之断片，编号596；
7．《佛说罗摩伽经（Gandavyuha-sūtra）》，1页，编号531。
俄国所藏写本以大乘佛教经典为主，根据所保存经典之数量，可以断定上述这些经典以及其他经典曾在和田和喀什地区广为流传。
彼得罗夫斯基（Н. Ф. Петровский）搜集的喀什本《法华经》写卷，[27] 在中亚发现的古代写本中其重要性首屈一指。其中2页（编号为SI P/20. 4）与吉尔吉特写本有关，已由笔者刊布。[28] 另外2页出自中亚的写本（其断片见于第3章、第16章）已刊布在本卷之中。最近拟刊中亚写本中的一些残页与断片（SI p/74，7页；SI /P/67/8，见于喀什写本，一部分残页还附有小型彩画；SI P/
《大般若经》之系列经典的断片在其数量上居第二位，《小品般若波罗蜜经》凡40页，20件写本之断片迄今尚未刊布于世。《金刚经（Vajracchedika）》（具名《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仅有一片残页得以保存，该残页由奥登堡解读并刊布于本卷。俄国的收藏中还有一件完整的《佛说遗日摩尼宝经》，吐鲁番出土，已由钢和泰于1926年刊布，[29] 这里拟以真迹复制该文献并加以研究，同时翻译其部分章节。由榜迦德—列文和沃罗巴耶夫—吉斯雅托夫斯基（В. С. Воробьевый- Десятовский）所发现出自另一写本SI P/85а之断片，对于解释此教规文献之形成是十分重要的。
大乘佛教《大般涅槃经》之注释最初是由榜迦德—列文进行研究，刊布了其中的6件写本断片，[30] 并指出该经典曾一度在和田和喀什广为流传。榜迦德—列
俄国收藏品中存有大乘佛教《月灯三昧经（Samādhirāja-sūtra）》之断片（亦刊布于本卷之中）、《佛说法身经（Dharmaśarira-sūtra）》[31] 等。
采用活字版印制的经典，在塔里木盆地北道和南道以及敦煌甚为普及，印本使用文字也很广泛，有梵文、于阗文、吐火罗文、藏文、汉文、回鹘文等文字，依据这些文献，结合其他历史文献资料，可窥知在公元1000年左右中亚文化发展之状况。
首先值得注意的一个事实是，《大般若经》在新疆及敦煌曾广为流传，有趣的是，在敦煌还发现了一些吐蕃统治时期的藏文文献，[32] 其中一些属于龟兹、沙州（敦煌）官吏订购佛经之文书，其中记载了这些官吏为购买经书所预付的定金，包括纸张、书写工具、往来信函、包装纸、标签及邮寄等所需费用。有2件书信往来文集皆为订购《小品般若波罗蜜经》和《无量寿经》的，其中有3件是汉文的《小品般若波罗蜜经》及6件藏文之定金为470大车粮食。《小品般若波罗蜜经》为木刻藏文经典，6件应不少于3万页。从中可知，有8件藏文《小品般若波罗蜜经》已运往沙州。
由此可见，《小品般若波罗蜜经》在新疆、西藏及中原地区都有流传。该经至迟在7世纪开始传播，是由玄奘从梵文译成汉文的，而在敦煌普及最广的则是由鸠摩罗什翻译的《小品般若波罗蜜经》（《大正藏》第227号）。出自吐鲁番的梵文《小品般若波罗蜜经》在俄国有收藏，另有发现于拉达克的藏品，而斯坦因在和田发现的藏品，时代约为5～7世纪。[33]
显然，发现于新疆的梵文《小品般若波罗蜜经》之内容在很大程度上要比其他经典多出不少。根据学者们的推测，当时可能是以《大般若经》为核心，形成了一系列相关的经典。[34]
原出自《大般若经》的短小经典，除前文提到的《金刚经》外，还有《心经（Hṛdaya-sūtra）》（具名《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根据所新疆发现的5～7世纪的梵文写本数量，可以看出，这些经典在当时是相当普及的。比较完整的文献当推斯坦因在和田旦旦乌里克发掘的《金刚经》，属5世纪之物。[35] 根据“吐鲁番藏品”及俄国收藏品的一页，可以推断，吉尔吉特发掘出土的文献大约同属于5世纪。[36] 特别有趣的是在和田出土汉译本《金刚经》中发现了婆罗谜文字。该译本是由斯坦因在敦煌发现的，并由托玛斯公刊。[37] 该经由鸠摩罗什于5世纪翻译成汉语（《大正藏》第235号），接着，菩提流支于534～537年再译（《大正藏》第236号），此二译本当时在敦煌都很流行，其中尤以鸠摩罗什之译本最为普及。此外，《大正新修大藏经》还收录有属于6～8世纪的另外4个译本（即《大正藏》第237号，6世纪真谛译；第238号，6～7世纪达摩笈多译；第220号，玄奘译，内容见于《大般若经》，7世纪；第239号，义净译，8世纪初）。上述译者都曾翻译过《金刚经》，说明该经在5～7世纪流传较广，在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敦煌汉文收藏品中，《金刚经》之数量位居首位，至少有500件。
于阗塞语写本《金刚经》（编号为ch.00275）是由斯坦因在敦煌东南面的一洞窟内发现的（凡31页），后来在另外一洞窟内又找到了11页，该写本保存得比较完整，饰有小型彩色佛像，显然，该文献属附有插图的古文献，在第一页的背面还有译者用另一只手写的签名并署明了日期，哈密顿（J. Hamilton）确认该日期为941年4月14日。[38] 该文献刊行过两次：首次刊布时，原稿中附有平行的梵文文字并附有寇努之研究报告，后再由贝利刊行。[39]
新疆的塞语、汉语、古代回鹘语《金刚经》受到过加工和补充，在塞语写本中加入了译者之序、解释说明、经典之序言、诗歌形式的结尾及对经典之注释等。[40] 汉文写本加入了傅大士之序。为便于普及，该经被制成便携式的小册子及袖珍型的小书，经典也被分解成32章，每一章都加有标题。在圣彼得堡，这种小册子至少有20件。回鹘文翻译于14世纪，汉文版的小册子在敦煌较为普及，回鹘文木刻版《金刚经》也加进了傅大士之序，并且被分成32章。[41]
发现于黑城的6～8世纪汉文木刻本《金刚经》共计54件（其中9件的刻本年代不同，另有35件刊刻于1189年），这些刻本显然曾为回鹘译经之蓝本。该经典分为32章，并附有傅大士之序言、祷告文和陀罗尼，在诵读该经典之前有必要先阅读之。如果说8世纪敦煌流行的32章汉文写本《金刚经》较为罕见（只见于印本），那么在黑城则发现有较多的不分章节的经典。因为中国与日本也曾使用过一些不分章节的经典，由此可推断该写本出自中亚地区。[42]
《心经》为《大般若经》中独立出来的最短的经典之一。日本学者认为，该经典只是简要地叙述了《大般若经》之后续章节，而《金刚经》呢，则大约完成于150～200年间。[43] 在中亚地区，仅有敦煌保存了《心经》一长一短两件写本。[44]
日本探险家于新疆发现了一件较为完整的梵文《心经》写本，书写于棕榈叶上，写作年代为609年，现藏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45] 该经曾被译为汉文，现存６种译本，较早者出自大翻译家鸠摩罗什之手，译作《摩诃般若波罗蜜大明咒经》（《大正藏》第250号），译成于５世纪，继之有法显的译本《般若波罗蜜所心经》（《大正藏》第255号）和其他四种译本（《大正藏》第251～254号），其中的小本经典写卷仅存于敦煌。
在洛阳佛教寺院的墙壁上有用梵文刻写的与玄奘有关的一些传说。故事讲玄奘西行天竺取经时抄写了佛经，并随身携带。这些佛经助其一路化险为夷，平安抵达那烂陀寺。唐代僧人慧忠在为玄奘译《心经》之序也对该经的重要性进行了描述（该序亦被收入《大正藏》第251号）。附有简短注释的敦煌本梵文写卷，已由胡尔维茨参考汉译本进行了复原。[46] 在敦煌发现的小本《心经》写卷中，还有从梵文译成藏文的文献，现分别庋藏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法国国立图书馆、日本和大英图书馆中。
我们未能找到《心经》的于阗塞语译本，但在法国伯希和藏品中有于阗塞语之《大般若经》，贝利对该写卷做了注释。[47] 《妙法莲华经》在历史上有过大规模的嬗变，其中第25品《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被另立出来，成为独立的经典《高王观世音经》，多见于７世纪以后的敦煌写本中。至8～9世纪时，《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包括《高王观世音经》）之普及率仅次于《金刚经》而位居第二，至11～12世纪，仍继续广泛流传，仅在黑城一处就发现此类写本18件（根据俄国出自黑城的汉文木刻写本资料显示，该写本先后再版11次）。[48] 在藏文文献中提到的《无量寿经》，在吐蕃人与汉人中的普及率居于第三位。该经典在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存有200件成套的出自敦煌的藏文文献（该文献目录由L. S. Savizky编纂），与之相类似的文献分别庋藏于法国伯希和收集品、日本及大英图书馆中。《无量寿经（Aparamitāyuh-sūtra）》汉文写本在中亚仅发现一件，俄国藏品中有出自敦煌的汉文《无量寿经》写本断片（编号为591～597），在黑城出土文献中也常可见到该经之写本，[49] 奇怪的是，在新疆却从未发现《无量寿经》之梵文写本。显然，信奉《无量寿经》是出于对西方净土的向往，这种思想在8～9世纪于新疆、敦煌等地被不断发扬光大。与汉文文献可相互映证的是，在晚期的于阗塞语译本中也有《无量寿经》写本存在。[50]
《金光明经》在敦煌与吐蕃中的传播普及率占第四位。该经在中亚地区也被改造过。敦煌写本中加入了序言，[51] 以助于信徒的理解。该经于11世纪曾被译成西夏文，12世纪又译成古代回鹘语。现仅存有该经的一些梵文写本断片，已难以恢复其原貌，[52] 出自新疆的梵文写本仅有一件断片见于“吐鲁番藏品”之中，另有两件断片出土地不详，见藏于大英图书馆赫恩雷收集品中。[53]
《妙法莲华经》在新疆与敦煌较为普及，敦煌藏有大量的该经断片。在和田曾被译成塞语。[54] 但在吐蕃人中，该经并未得到广泛普及，在敦煌发现藏文写本断片中，很少见到该经典。
对这些残篇断简进行比勘，有利于恢复某些大乘佛教的典籍，正如一些专家所指出的那样。饶林荪在仔细地解读了《小品般若波罗蜜经》之后指出，许多大乘佛教经典的主要章节在相互传抄时有所增减，[55] 致使一些经典的某些章节难以衔接，出现了前后不连贯的现象，甚至有相互矛盾的地方，更有在某一章中已讲述过的内容在另一章中又重复出现的问题。通过对《小品般若波罗蜜经》所增加内容的研究，孔泽做出了如下推断：
1．常啼（Sadaprarudita）故事中的第30～31品出现较晚；
2．晚期的注释则是祷告式的独立随笔；
3．第13品中所增添的部分时代更晚，因为其内容与其它经典毫无关系。[56]
很多经典在形式和内容上近似于寓言故事，甚至有与少男少女相关的故事，这些故事千百年，已家喻户晓，广为流传。
虽然在许多章节中有一些名目繁多的名称和题目，其中还包含着一些令人难以捕捉的新观点和新思想，但这些信息对确定文献的产生年代却很重要。从中可以划分出从一个抄本到另一个抄本的大致年代，还可以确定哪些经典是基本的东西。如果把所有的中亚经典资料，如于阗塞文译本、吐火罗文译本、藏文译本、汉文译本等早期的佛教文献与吉尔吉特文、非巴利文及保存在吐蕃寺院里的刻写在棕榈树叶上的经典进行对比的话，就可以确定一些经典的形式及其所处的历史时期大约在2～14世纪，特别是在相互比邻的文化区域内，通过这样的方法来确定文献资料的年代，堪可为佛教文献学之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
对塔里木南北缘一些梵文写本出土地进行比较之后，我们就会从中发现许多新问题，而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则是我们今后进一步深入研究的一个方向。
有一些文献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俄国的藏品大多是出自和田、喀什等地，全部与佛教有关。其实，在新疆出土文献中，有一些断片可以反映出早期语音学及天文学方面的情况，还有一些文献断片是与社会经济生活有关的，都书写于纸或木简之上，书写语言有印度西北俗语，也有藏语、于阗语和龟兹语，只是诸如此类的世俗文献在俄国却未见收藏。俄国只有近百件用贵霜婆罗谜文书写的贝叶经文献小断片。这些断片是属于同一类型的，有的断片谈到了医学、文献理论及有关种族的术语。
某些早期文献实际上是印度戏剧剧本的断片，可见于“吐鲁番藏品”中，由贵霜婆罗门抄写，已由吕德斯刊布。[57] 据此可以推断，东传至新疆的印度艺术与碑铭文献，当属于贵霜王朝早期之物。
印度文学史与新疆民间文学有着很久远的联系，约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我们前已提到的属于印欧语系的吐火罗语，可能与最早的东方的某些语言有亲属关系，而这些语言载体在传入新疆之前，新疆的印欧人种情况如何，我们尚未进行直接的研究。与此有关的问题，在前贤的著作中已有所论及。[58] 除了新疆的吐火罗语以外，还应谈到史前的Скифо—西伯利亚艺术之共性。新疆的考古新发现证明，早在公元前1000年初期，新疆就与印欧语系的某些语言有联系，虽然还没有足够的资料来证明之，但塞人先民在这一时期的迁徙已经引起了我们的注意。[59] 大约在公元前最后的几个世纪里，塞人即已居住在和田绿洲，成为当地的先民，并且留下了大量的碑铭文献，有经济文书、塞语译佛经及一些原始文献。在塞人尚未迁徙到和田绿洲之前，吐火罗人在这一带曾占统治地位。借助于出自和田的梵语及俗语文献，我们可以深入研究吐火罗人之因子。属于西北俗语的文献，在南道绿洲尼雅与楼兰故城都有出土，其时属于3世纪中叶至4世纪中叶。
1世纪初，贵霜王朝的文化得以对新疆民间文化艺术产生影响。众所周知，中国历史文献中载有游牧民族月氏于公元前2世纪曾入侵印度的西北部及大夏之事，他们从新疆进入了大夏领地。正如许多学者所推断的那样，月氏起源于新疆或者是穿越过新疆。根据第一个假设，可以认为月氏与塞人属于同一个种族。如果我们当今的学者没有对吐火罗人与月氏之区别做出证明，那么事实上说明了吐火罗人曾加入到西迁大夏的月氏游牧部落联盟之中。他们在新占领的土地——其中包括新疆的几块绿洲——上建立起一个强国。关于这一点，有很多的资料可以证明。古代塞人的后裔也曾加入过这一联盟，[60] 其中也包括于阗塞人，对此，俄罗斯考古专家是深信不疑的。贵霜王朝的建立，是各种历史因素相互影响的结果。不同的影响，使贵霜文化凸显出兼收并蓄的特色，既融纳中亚及印度文化为一体，同时又接受古希腊的一些积极成分。这一综合文化对新疆诸绿洲的渗入是以佛教信仰为前提的，佛教在贵霜帝国被尊奉为国教，随着佛教的传播，印度文化也伴随而至。印度文化传播的途径主要有两条：即直接通过碑铭文献或出自印度的写本在各地不断传抄，使其成为佛教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与印度贵霜帝国接壤的和田，较之塔里木北部绿洲，更容易直接接受印度文化的濡染。
在新疆出土的文献中存有少量的文学作品，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可见于“吐鲁番藏品”中的那些佛教戏剧剧本断片，大部分已由吕德斯刊布，这就是马鸣菩萨（Aśvaghosa）所造戏剧《舍利弗缘（Śāriputraprakarana）》（参见编号为57的文献），还有童受（Kumāralāta）的《大庄严经论（Kalpanāmanditikā）》（参见编号为21、638文献及吕德斯尚未刊布的断片1015），三个戏剧写卷都是没有名称的。有用印度婆罗谜文写于桦树皮上的贵霜婆罗谜文字（见16号文献）、印度笈多王朝时期的婆罗谜文字（见编号为1015的文献）、贵霜、笈多合体婆罗谜文字（见21号文献）。此外，还发现了一些传抄于新疆的写本（属新疆早期婆罗谜文，见57号文献）及传抄于吉尔吉特的写本（见638号文献）。这些罕见的资料可以说明，印度戏剧在1～５世纪曾在印度广泛流传，并且传入新疆，同时印度的碑铭文献也在新疆广泛流传。此外，无论是印度劝喻性诗歌，还是佛教的抒情诗歌，皆在新疆诸绿洲广为流传。关于这一点，可以从一些具有醒世性的佚名叙事长诗中得到印证（尚未刊布的编号为52的文献，属早期新疆婆罗谜文字体）。另有印度《优异诗篇（Kaviya Sekhara）》（尚未刊布于众，文献编号378，新疆笈多体文字）、抒情诗集（尚未刊布于众，文献编号1624，北道婆罗谜文a型字体）、无名称的散文诗歌集（吕德斯认为，该文集类似于《大庄严经论（Sūtralamkāraśāstra）》、《优异诗篇》，但尚未刊布于众，见编号为37的文献，新疆笈多体文字）。在1624号抒情诗集之外，编号为145与187（北道婆罗谜文a型字体）的佛教抒情诗集已由贝歇特刊布于世。[61] 最有趣的是一件印度《音韵集略（Chandoviciti）》的写本，用新疆笈多体文字书写，文献编号为654。[62] 此外，还有两件未刊布的写本，其一是赞美大黑天（Mahākāla）女神的颂诗，文献编号为1200和1201，用印度沙罗达（Sarada）文字书写，可证该写本应出自印度。另一件为梵文佛经，编号为1418，传抄于塔里木盆地北部绿洲，所用字体为北道婆罗谜文字b型。在塔里木盆地北缘绿洲所发掘出的一件有关语法方面的文献，被学者认为可能是语音识字方面的辅助性课本（文献编号为244、245、445、446、488、632、794、795）及语文课本——《文海（Katantra）》与《童受文典（Kaumāraladha）》——中的语法片段，由吕德斯刊布，文献编号为489、534、644、849、1208，仅有编号为1606的语法片段至今尚未公布。在塔里木盆地北道传抄的大部分写本（北道婆罗谜文a型和b型），其中有些写本来自于印度，其中，22号写本使用混合体文字，即贵霜与印度笈多文字混用，而编号为644的文献则使用印度沙罗达文字。
印度医学著作，也随着佛教文献的东传而流播塔里木盆地北道地区。在赫恩雷收集品中有印度最古老的医学论著《遮罗迦本集（Caraka-samhitā》抄本，该抄本于1890年被英军中尉鲍威尔(H. Bower)发现于库车，因而被命名为“鲍威尔写本”，有幸的是，在印度也发现了一件用沙罗达文字刻写在桦树皮之上的《遮罗迦本集》写本。[63] 还有一些来自印度的医学写本，其名称没有被保留下来（见编号17，贵霜婆罗谜文；编号643，吉尔吉特文字）。在新疆传抄的医学写本与断片，现保存在“吐鲁番藏品”之中（编号827～831、910）。另有两件写本流传于吉尔吉特，保存了印度佛教医学的文献——《毗卢本集（Bhela-Samhitā）》，编号为641、642，这两件贵霜文写本由吕德斯刊布出版。[64]
在“吐鲁番藏品”中保存了印度文学、文学理论、语法、古文献学、医学、绘画及政治理论学（Nītiśastra）的文献残片，从中反映出两种相互依存的文化：印度文化与印度佛教文化。非佛教的印度文学艺术作品有的曾被译入吐蕃文、汉文，在新疆广为流传，但还没有找到非佛教的吐火罗语译本。一些使读者感兴趣的文学作品，如本生故事、譬喻故事及具有劝喻、格言性质的佛教抒情诗歌等，在塔里木北道绿洲地区的流传也是较为广泛的。
在和田，除了佛教文献以外，由梵语译成于阗语的译本较少，用于阗语讲述的《罗摩衍那》故事是现在研究于阗—印度文学关系的重要文献。伯希和收集品早就引起了学人的注意，贝利（H. W. Bailey）曾多次研究刊布过这些译本，并进行了注释。[65] 有2部与医学有关的著作被译成了于阗塞语，其一为《医理精华（Siddhasāra》，其二为《耆婆方（Jīvaka-pustaka）》。[66] 另有一件和田出土的有关从于阗到迦湿弥罗沿途地理的指南书写本，此外还有一部梵语—于阗塞语手册。[67] 于阗地近印度，二者接触频繁，在于阗塞语中绝大多数文献都属于7～10世纪，其中有讲述大乘佛教教规的写本和手册。在这一时期之末，一些属于金刚乘的佛教文献也被译成了于阗塞语。
通过上文对塔里木盆地南道出土大乘佛教文献写本的叙述，可以说明，于阗在7世纪时已成为世界佛教及佛教文化的中心，众僧从四面八方云集于此。主要原因有二：首先在于与于阗接壤的各国当时的政治形势所迫，其次在于当时于阗的神权政治之统治。两种因素使众僧为摆脱阿拉伯之入侵及宗教迫害而云集于阗。中亚的佛教僧人于7世纪开始至于阗拜佛，至8世纪时，来于阗拜佛的僧人就更多了。而在中原地区的唐王朝，鉴于当时佛教吸引了一些强壮的男性出家为僧侣，严重地影响了社会经济与社会生活，故而唐政府一度采取措施，大兴灭佛之策。这一举措也导致了与新疆相毗邻的敦煌佛教中心的扩大，并且引发了一股涌入于阗拜佛取经的热潮，这是因为众僧们认为于阗是中国佛教的发祥地，僧侣佛徒们如饥似渴地在这里寻访佛经典籍，而此时恰是7～8世纪的印度佛教追随者急剧减少，佛教之影响日见衰微之时。8世纪中叶～9世纪中叶，新疆曾一度陷于吐蕃势力的影响之下，吐蕃对塔里木盆地南道诸镇已呈包围之势，并且控制了于阗重镇，但尚未攻下塔里木盆地北道诸镇。此时，藏传佛教称霸佛界，一枝独秀，其势力日趋强大。吐蕃佛徒僧侣曾赴印度那烂陀寺等佛教圣地拜佛取经，也曾赴于阗潜心诵读从于阗语译成藏文的佛经典籍，并且编纂了一系列藏文的疑伪经。[68]
由于于阗已成为当时的佛教中心，所以有很多中原僧人来此求取佛经。大藏经中的一些佛教经典，如《大宝积经（Mahāratnakūta-sūtra）》和《华严经（Buddhāvatamsakamsaka）》等，最终都形成于于阗。但从中不难发现，一些曾经原本独立的经典，也被收录到上述佛经之中，并一度在印度及新疆流传。但是一些经典在印度并未得到妥善的保存，只能找到一些梵文残片，而汉译本、吐蕃译本则较为完整地保存了这些佛典。日本《佛教百科全书》（东京，1974年，第7卷，第419～420页）记载了706～712这一时期的佛教发展史。印度僧人菩提流支在于阗挑选了49件经典，其中有23件旧汉译本，15件整编译本，11件新译本，其中很多内容就属于《大宝积经》（见《大正藏》第310号）。
在和田还发现了一件独一无二的用于阗塞语写成的佛教教科书《赞巴斯塔书（Zambasta）》（塞语写本E），该书曾被学者们反复引用，是以大乘佛教经典为基础改编而成的。《赞巴斯塔书》所谈到的一些术语、称谓大多援引自佛经典献汇编。显而易见，7～9世纪，于阗的佛经典籍已享誉海内外。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在那个时代于阗已成为国际佛教中心，佛教文化也成为印度文化的最为主要的组成部分，并对周边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塔里木盆地北道地区则成为局部的佛教中心，各地之佛教很快就变成具有地方民族特色的宗教，以适应当地社会上层建筑之需求。并对当地的社会结构、政治体制及民族文化体系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于阗作为国际佛教中心，同时也成为翻译和传播佛经的圣地，在佛经典籍的整理与编纂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一些文献资料是比较容易整理的，而出自吐鲁番、库车的许多世俗写本较之和田、喀什写本，理整工作则有一定的难度。虽然大多数文献是可以进行分门别类整理的，但也会发生一些偶然的情况，仍然要按照假设的根据对出自塔里木盆地南、北道诸绿洲的一些写本来进行分类与整理，从字里行间所表现出来的特征或许与使用该文字的民族文化成分存在着某种联系。最新研究成果表明，此类问题的提出则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译者单位：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敦煌研究院民族宗教文化研究所）
[1] 参见瓦尔德施密德特：《中亚出土梵语佛经残卷（Bruchstücke buddhischen sūtras aus dem Zentralasiatischen Sanskrit-Kanon）》，莱比锡，1932年，第228页（重印：威斯巴登，1979年）。
[2] 参见贝奈吉（A. Ch. Banerjee）：《根本说一切有部文献（Sarvāstivādaliterature）》，加尔各答，1957年，第18～20页。
[3] 参见师觉月（P. Ch. Bagchi）：《中国的佛教圣典（Le Canon Bouddhique en Chine）》第l卷，巴黎，1927年，第158～159页对《中阿含经》的讨论、第337页对《杂阿含经》的讨论。
[4] 瓦尔德施密德特：《中亚佛经残片及其与汉文〈阿含经〉的关系（Central Asian Sūtra Fragments and their Relation to the Chinese Āgamas）》，载贝歇特（H. Bechert）主编：《早期佛教语言研究论集（Die Sprache der ältesten buddhistischen Überlieferung, Symposien zur Buddhismusforshungen）》，第2卷，哥廷根，1980年，第137页，注3。
[5] 前揭师觉月：《中国的佛教圣典》第l卷，第203页; 前揭瓦尔德施密德特：《中亚出土梵语佛经残卷》，第229页。
[6] 布腊夫（J. Brough）：《犍陀罗语〈法句经〉（the Gāndārī Dharmapada）》，牛津，1962年，第49页。
[7] 译者注：“吐鲁番藏品”，指德国于20世纪初组织的四次“吐鲁番探察队”在新疆境内所获得的文献，不一定出自吐鲁番地区。
[8] 赫恩雷（A. F. Rudolf Hoernle）:《新疆发现的佛教写本文献遗存（Manuscript Remains of Buddhist Literature Found in Eastern Turkestan）》，牛津，1916年，第16～24页。
[9] 霍夫曼（H. Hoffmann）：《中亚出土梵文佛经〈阿吒那智经〉残卷（Bruchstücke des Ātānātika-sūtra aus dem Zentralasiatischen Sanskrit-Kanon der Buddhiste）》，莱比锡，1939；前揭赫恩雷:《新疆出土佛教文献写本遗存》，第24～25页。
[10] 前揭瓦尔德施密德特：《中亚佛经残片及其与汉文〈阿含经〉的关系》，第136～174页。
[11] 瓦尔德施密德特：《中亚出土梵文〈护国经〉残卷（the Rāstrapālasūtra in Sanskrit Remnais from Central Asia）》，莱比锡，1980年。
[12] 赫恩雷:《新疆发现的佛教写本文献遗存》，第46～52页。
[13] 前揭瓦尔德施密德特：《中亚佛经残片及其与汉文〈阿含经〉的关系》，第169～174页。
[14] 狄茨（S. Dists）：《吉尔吉特写本中所见乌仗那传说之研究（Untersuchugen zur Schulzugehörigkeit der in Ujjain liegenden Gilgit-fragmente--Zur Schulzugehörigkeit von Werken der Hīnayāna-literatur）》，第172～179页。
[15] 特里帕提（Chandrabhal Tripathi）：《聚众经（SanÅgīti-sūtra）》第2卷，第191～199页。
[16] 前揭师觉月：《中国的佛教圣典》第l卷，第382页。
[17] 前揭瓦尔德施密德特：《中亚佛经残片及其与汉文〈阿含经〉的关系》，第146～174页。
[18] 皮歇尔（R. Pischel）：《新疆高昌故城出土的佛教梵文残片（Bruchstücke des Sanskritkanos der Buddhisten aus Idykutśari, Chinese Turkestan）》、《新疆高昌故城新发现的梵文佛经残片（Neue Bruchstücke des Sanskritkanona der Buddhisten aus Idykutšari, Chinese Turkestan）》，分别载《普鲁士科学院学报·语言历史部》第39号，柏林，1904年，第807～827、1138～1145页；瓦尔德施密德特《吐鲁番收藏品中的梵文写本（Handschriften aus den Turfanfunden）》第1卷，威斯巴登，1965年，第612、613、614号文献。
[19] 中村元：《印度佛教（Indian Buddhism. A Survey with Bibliographical Notes）》，东京，1980年，第27页。
[20] 见《吐鲁番收藏品中的梵文写本（Handschriften aus den Turfanfunden）》，第152～157、167、176、179、366、369、381、408、420、616、617、659、690～693、787、875、905、
[21] 列维（S. Lévi）：《伯希和于敦煌发现的梵文文献〈缘起圣道经〉、〈佛说十力经〉、〈法句经〉和摩咥里制陀颂诗（Document de l’Asie Centrale Mission Pelliot. Textes Sanscrits. De Touen-Houang. Nidāna-sūtra, Dacabala-sūtra, Dharmapada, Hymne De Mātrceta）》，《亚细亚学报（JA）》第10卷第16期，1910年，第433～456页。
[22] 赫恩雷:《新疆发现的佛教写本文献遗存》，第36～46页。
[23] 瓦累·普散（L. De.Vallée-Poussin）：《斯坦因收集的〈杂阿含经〉梵文写卷残片（Documents Sanscrits de la seconde collection M. A. Stein: Fragments du Samyutāgama）》，《皇家亚洲学会杂志（JRAS）》，1913年，第569～580页。
[24] 瓦尔德施密德特：《论412号〈中阿含经〉梵文写本（Remarks on the Madhyamāgama Ms. Cat. №. 412）》，桑德尔（L. Sander）：《部分佛经收集品中文献的缀合（Fixed Sequences of Texts in Some Sūtra Collections）》，分别载《吐鲁番收藏品中的梵文写本（Handschriften aus den Turfanfunden）》第4卷，威斯巴登，1980年，第1～5、第6～14页。
[25] 姜亮夫：《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上海，1956年，第70页。
[26] 译者注：原文写作Хара-хото（Qara Hoto），指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黑城遗址，但未闻这里有回鹘文《阿含经》写本出土，故疑Qara Hoto应为Qara-hoja（即吐鲁番高昌故城）之笔误。
[27] 译者注：该写卷收集自喀什，但真正的出土地应在和田。见杨富学：《论所谓的“喀什本梵文〈法华经〉写卷》，《中华佛学学报》（台北）第7期，1994年，第73～95页
[28] 榜迦德—列文（Г. М. Бонгард-Левин）、沃罗巴耶娃—吉斯雅托夫斯卡雅（М. И. Воробьева- Десятовская）：《中亚新出土的梵文文献（Новые санскритские тексты из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莫斯科，1987年，第14～18页。
[29] 钢和泰（A. von Staёl-Holstein）：《佛说遗日摩尼宝经（The Kāśyapaparivarta. A Mahāyānasūtra of the Ratnakuta Class ed. in the Original Sanskrit, in Tibetan and in Chinese by A. von Staёl-Holstein）》，上海，1926年。
[30] 榜迦德—列文、沃罗巴耶娃—吉斯雅托夫斯卡雅：《中亚出土印度文文献（Памятники индийской письменности из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第1卷，莫斯科，1985年，第38～64页。
[31] 同上，第66～76页。
[32] 托玛斯（F. W. Thomas）：《与新疆相关的藏文文书（Tibetan Documents Concerning Chinese Turkestan）》，《皇家亚洲学会杂志（JRAS）》1927年，第832～835页。
[33] 该文献已刊布，参见寇努（S. Konow）：《中亚出土〈小品般若波罗蜜经〉残片（Central Asian Fragments of the Astasāhasrikā）》，《印度考古局纪要（Mem. of the Archeological Survey of India）》，加尔各答，1942年，第69号。
[34] 中村元：《印度佛教（Indian Buddhism. A Survey with Bibliographical Notes）》，东京，1980年，第162页；孔泽（E. Conze）：《〈小品般若波罗蜜经〉的构成（The Composition of the Astasāhasrikā Prajñāpāramitā）》，《伦敦大学东方研究院学报（BSOS）》第14卷，1952年，第251～262页；兰切斯特（L. R. Lancaster）：《〈小品般若波罗蜜经〉汉译本分析（An Analysis of the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the Astasāhasrikā-prajñāpāramitā- sūtra）》，《日本东方学家国际学术会议文汇（Transaction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Orientalists in Japan）》，第15卷，1970年，第89～90页。
[35] 赫恩雷:《新疆发现的佛教写本文献遗存》，第176～195页。
[36] 杜齐（G. Tucci）：《吉尔吉特出土〈金刚经〉写卷（Vajracchedikāprajñāpāramitā-sūtra. The Gilgit Manuscript）》，罗马，1956年。所有这些写本都由孔泽做了评注，见孔泽：《〈金刚经〉译注（Vajracchedikā Prajñāpāramitā. Ed. and tr. With Introduction and Glossary）》，罗马，1974年。
[37] 斯坦因（A. Stein）：《塞林迪亚（Serindia）》第3卷，牛津，1921年，第1450页；托玛斯（F. W. Thomas）：《一件用藏文与婆罗谜文标记的汉语大乘佛教问答表（A Chinese Mahāyāna Catehism in Tibetan and Brāhmī Characters）》，《皇家亚洲学会杂志（JRAS）》，1929年第1期，第37～76页。
[38] 见埃默瑞克（R. E. Emmerick）：《和田文献指南（A Cuide to the Literature of Khotan）》，东京，1979年，第36页。
[39] 赫恩雷:《新疆发现的佛教写本文献遗存》，第214～288、330～356页；贝利（H. W. Bailey）：《于阗语文献（Khotanese Text）》，第3卷，牛津，1973年，第20～29页。
[40] 埃默瑞克：《和田文〈金刚经〉中的韵文及其相关系统（The Concluding Verses of the Khotanese Vajracchedikā-Prajñāpāramitāand Related System）》，《孔泽纪念文集（Studies in Honour of Edward Conze）》，伯可莱，1977年，第83～92页。
[41] 茨默（P. Zieme）、哈蔡（G. Hazai）：《回鹘文〈金刚经〉序言印本残片（Ein uigurisches Blockdrukfragment einer Einieitung zum vajracchedikā-sūtra）》，《东方学报（Acta Orientalia Hungaricae）》第21卷1期，1968年，第1～14页。
[42] 参见孟列夫（Л. Н. Меньшиков）：《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Описание китайской части коллекции из Хара-хото）》，莫斯科，1984年，第9～10页。
[43] 前揭中村元：《印度佛教》，第160页。
[44] 孔泽：《〈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之经典、资料与研究（Text, Sources and Bibliography of the prajñāramitā-hrdaya-sūtra）》，《皇家亚洲学会杂志（JRAS）》，1948年，第33～51页。
译者注：《心经》原有大小两种本子，前者具序、正文、流通三分，后者只有经的正文，缺首尾序分和流通分。
[45] 中村元：《印度佛教》，第164页。
[46] 胡尔维茨（L. Hurvits）：《玄奘与〈心经〉（Hsüan-tsang and the Heart scripture）》，第103～113页。
[47] 贝利（H. W. Bailey）：《〈大般若波罗蜜多经〉文献的鉴定（Mahāprajñāpāramitā-sūtra）》及兰切斯特（L. R. Lancaster）：《于阗文〈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研究（A Study of a Khotanese Prajñāpāramitā-sūtra）》，同载《〈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及其相关体系（Prajñāpāramitā-sūtra and Relatad Systems）》，第153～162、163～183页。
[48] 孟列夫：《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第12页。
[49] 参见孟列夫：《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第14页。
[50] 参见埃默瑞克：《和田文献指南》，第17页。
[51] 译者注：此指《金光明经》卷首新增加的《忏悔灭罪金光明经冥报传》，记录了发生于浙江温州的两个佛教故事：沧州人张居道在温州做官时因屈杀牲畜而被阎王追索，后发愿抄写《金光明经》而被放还；又有温州安固县某县丞妻，久病不愈，张居道闻之，劝其发愿抄写《金光明经》，此县丞遵其言，雇人抄写，果然妇人疾病得除。
[52] 同上，第32～34页。
[53] 赫恩雷:《新疆发现的佛教写本文献遗存》，第108～116页。
[54] 埃默瑞克：《和田文献指南》，第25～28页。
[55] 饶林荪（A. Rawlinson）：《〈小品般若波罗蜜经〉在早期大乘发展中的地位（The Position of the Astasāhasrikā Prajñāpāramitā in the Development of Early Mahāyana）》，《〈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及其相关体系》，第3～34页。
[56] 孔泽：《波罗蜜多文献（The Prajñāpāramitā Literature）》，海牙，1960年。
[57] 吕德斯（H. Lüders）：《佛教戏剧残卷（Bruchstücke buddhistischer Dramen）》，柏林，1911年；《马鸣菩萨造戏剧〈舍利弗缘〉（Śāriputraprakarana, ein Drama des Aśvaghosa）》，《普鲁士国家科学院论文（Abhandlungen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sften）》，柏林，1911年，第17号，第388～411页；《童受的〈大庄严经论〉残卷（Bruchstücke der Kalpanāmanditikā des Kumāralāta）》，莱比锡，1926年。
[58] 嘎姆克立热（Т. В. Гамкрелибзе）、伊凡诺夫（Вяч. Вс. Иванов）：《印欧语与印欧人（Индоевропейский Язык и Индоевропейци）》第1卷，1984年，第49页；第2卷，第935～944页。
[59] 李特文斯基（В.А.Литвинский）、婆格里波娃（М. Н. Погребова）、拉依夫斯基（Д. С. Раевский）：《新疆早期塞语（К Ранней истории саков Восточного Туркстана）》，《HAA》1985年第5期，第70页。
[60] 诺荪（B. M. Нoccon）：《嚈哒与贵霜——从古代到现代的中亚与东亚民族史（Западная часть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Парфяне и кушаны.-История народовВосточной и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до наших дней.）》，莫斯科，1986年，第69页。
[61] 贝歇特（H. Bechert）：《〈月灯三昧颂〉与〈诸上座颂〉（Die Anavataptagāthā und die Sthaviragāthā）》，柏林，1961年，第119～121、125～127页。
[62] 西陵洛夫（D. Schlingloff）：《梵文文献〈音韵集略〉（Chandaviciti. Texte zur Sanskritmetrik）》，柏林，1958年。
[63] 赫恩雷：《鲍威尔写本（The Bower Manuscript. facsimile leaves, nagari transcript, romazed transliteration and English translation with notes）》，加尔各答，1893年。
[64] 吕德斯：《新疆出土的梵文医学文献（Medizinische Sanskrittexte aus Turkestan）》，《印度文化——理查德·冯·嘎尔比七十华诞纪念集（Aus Indiens Kultur, Festgabe Richard von Garbe, dem Forscher und Lehrer, zu seinem 70），埃尔兰根，1927年，第148～162页。
[65] 有关论著之目录可参见埃默瑞克（R. E. Emmerick）：《和田文献指南（A Cuide to the Literature of Khotan）》，东京，1979年，第45页。
[66] 同上，第46～49页。
[67] 同上，第62～64页。
[68] 参见托玛斯（F. W. Thomas）：《关于中国西域藏文文书和写本（Tibetan Literary Texts and Documents concerning Chinese Turkestan）》（1～4卷），伦敦，1935～1965年。见埃默瑞克：《与于阗有关的藏文文书（Tibetan Texts concerning Khotan）》，伦敦，196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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