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吾尔“新青年”与新思维

2008-03-13 07:49:11  作者:yarkant  来源:维吾尔在线
简介:“新青年”再次忽略了一个常识问题:在维吾尔社会,人们对政治的热情不是太少,而恰恰是太多了。衡量这一点,不一定看它的外在表现,也就是说,人们外面表现出来的对政治事物的冷漠,未必代表民众真实的内心,更多的时候,他们是无奈的。事实上,在几乎每一个维吾尔人的血液里都流淌着极强的政治敏感,比如什么事能干,什么事不能干,什么话能说,什么话不能说,在什么场合说什么话,以及一些新闻和领导人的讲话背后透露出了什么新的政治迹象,等等,哪怕是最底层的民众,心里也有一杆秤,把握得清清楚楚,一点都不会含糊。这是人门在长期活在政治斗争和闭抑的生存环境中所养成的本能的政治智慧,它已成了每个人灵魂中不可分割的部分。“新青年”指责维吾尔人参与政治活动的能力在逐渐丧失,说的不过是表面现象,我倒认为,维吾尔人的内心其实有着极强的政治敏感和应付政治需要的能力——遗憾的是,这些不过是生存的本能使然,是被动的、变异的,远未达到政治自觉的高度。

          21世纪的维吾尔社会比起siytnoqi时期的社会要务实得多,可连这样一种务实倾向也被曲解为是“极端主义”或“妥协分子”,,好像维吾尔人天生应该成为“siytnoqi”似的江湖人物或包尔汉先生似的“政治人物”或成为塔利班分子,以便失去对自己生活发言的任何能力。但我要说,一个公民不关心政治事物的社会当然是应该批判的,可一个强迫公民过多地关注政治事物的社会,同样是危险而令人窒息的。我们目前的状况显然更接近后一种。“文化大革命”就不用说了,即便是现在,把本来是私人生活领域的事情一概变为政治问题,其中的强制是不言而喻的。比如,择业,写作,出国,信仰,生孩子,街谈巷议,民族语言,接受教育等等,应该属于纯粹私人领域的事情,可在我们当下的语境里,这些都变成了政治问题,里面包含着太多的意识形态内容(鲁迅说,在中国搬动一张椅子都要流血——这是真的)。比起社会操作层面上的政治参与,日常生活中的政治强迫显得更加可怕。因此,在我们这个意识形态无处不在的社会,人们已经有了过重的政治重担,他们通过一种务实的生存行为来缓解过重的压力,为自己开辟一个相对的自由空间,这有什么值得指责的呢?
  “新青年”再次忽略了一个常识问题:在维吾尔社会,人们对政治的热情不是太少,而恰恰是太多了。衡量这一点,不一定看它的外在表现,也就是说,人们外面表现出来的对政治事物的冷漠,未必代表民众真实的内心,更多的时候,他们是无奈的。事实上,在几乎每一个维吾尔人的血液里都流淌着极强的政治敏感,比如什么事能干,什么事不能干,什么话能说,什么话不能说,在什么场合说什么话,以及一些新闻和领导人的讲话背后透露出了什么新的政治迹象,等等,哪怕是最底层的民众,心里也有一杆秤,把握得清清楚楚,一点都不会含糊。这是人门在长期活在政治斗争和闭抑的生存环境中所养成的本能的政治智慧,它已成了每个人灵魂中不可分割的部分。“新青年”指责维吾尔人参与政治活动的能力在逐渐丧失,说的不过是表面现象,我倒认为,维吾尔人的内心其实有着极强的政治敏感和应付政治需要的能力——遗憾的是,这些不过是生存的本能使然,是被动的、变异的,远未达到政治自觉的高度。

  单靠“空谈”,恐怕是难以实现的。因为过去的历史证明,在人们的心目中,对自己的关注从来就没有成为一种自由的诉求,它更多的只是一种防卫本能。要改变这种变异的局面,我以为,不能再引导民众陷入当下的政治怪圈中,而是要让他们尽可能地从这个怪圈中解放出来,利用目前具有的环境去争得经济上的相对自由,以产生新的政治思维:从关心政治仅是防卫本能的状况下,逐渐过渡到对政治具有主动的自由诉求。我在乌鲁木齐,阿图什,伊宁,北京,上海,广东等一些相对开放的地区,看到了许多过去的政治逻辑对务实的民众渐渐失效的实例。它的作用,我想总有一天会显现出来。所以,一个务实的社会无论它有多大的弊病,也总比让民众整天活在一个充满政治强迫的社会里好。有意思的是,有些“新青年”竟然在中国语境下用了“民主自由”一词,我把这看作是对当今社会出现的幻觉。真是无奈中的无奈。

    我们都似乎很关注社会的公正与平等,可是,精神上的不自由难道不是最大的不公正与不平等吗?许多的时候,精神的苦难比物质的苦难要广阔和深刻得多。对自由的吁求,对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支持,就是为了寻找一条摆脱这些苦难的有效途径,这种思想在当下的中国其实是处于弱势的,可一些人却开始担心它的“得势”,这听起来真叫人悲凉。

  “以往的思想史、言论史证明,这一言说只不过是一个被压制的言说:它有一百年的历史,却有五十年的沉默。如果说过去一年‘挤出’门缝,那也只是重新开始。以往的历史,提醒言说者没有理由沾沾自喜;目前的弱势状态,也不值得反对者那样悲愤欲绝。除了下列两点,它再也不能证明什么了:现在能够证明的是,在看起来最难说话的时候,事在人为,还能‘挤’出一条言路;将来可能证明的是,它随时都会被再次掐断,重归沉默。”

  我想,至少要吸取一个教训:对弱势话语进行批判时,要担心自己的批判会不会站在权力话语的同一边,压制另外的人,以致不知不觉帮了权力话语的忙,导致丧失自由言说的空间;而一旦失去自由言说的空间,你把社会公正和社会平等说得再慷慨激昂、大义凛然也是枉然;他们还要记住一个深层的常识:“自由主义”是一切其他主义的舞台。“如果我们把自由主义消灭了,其他主义就不能生存,更谈不上繁荣。我们今天听到的民族主义、存在主义、新马克思主义、依附理论、(后)现代主义等在‘文革’期间听得到吗?没有!任何思想只有在自由主义铺垫的土壤里才能健康成长。没有英国这样的自由主义社会,我们甚至不能设想有今日的马克思主义。我们更不能设想马克思在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和‘文革’期间的中国能写出《资本论》这样的著作。可以说,只有在自由主义的土壤里才能产生对自由主义的最强有力的挑战者。”(刘军宁语)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些人动不动就要“告别自由主义”或“告别自由主义”或“告别维吾尔在线”或“告别极权主义”听起来真叫人哭笑不得。

  每个有良知的人,都有义务保护维吾尔在线这条细小的言路不被掐断;只要这条细小的言路还存在,就证明社会还有希望,争论还有意义;而扼杀这条细小言路的势力,无论它来自哪里,都应是每一个人。如果自由言说和自由选择的权利没了,物质上的公正与平等只会引起我更深的厌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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