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维吾尔学

作者：耿世民

摘　要:文章虽为回忆性的文字,但在某种意义上说,它从某个侧面也反映了解放后中国维吾尔学的发展历程。作者希望通过此文能对未来我国维吾尔学的发展和新一代维吾尔学人的成长起些作用。

关键词:维吾尔学;回鹘文;古代维吾尔语文

维吾尔学包含的内容很广泛,它不仅指对古、今维吾尔族的语言、文字的研究,也包括诸如维吾尔族的历史、文化、宗教、民俗、神话等方面的研究。近些年来更趋向于包括考古学、人种学、分子生物学(DNA)、纺织学、冶金学等方面的综合研究。总之,维吾尔学在西方已有近200年的历史,而在我国只是在解放后,特别在近20、30年才有较大的发展。我虽在名校北大学习,但教我现代维吾尔语的老师李森、郭应德二位先生都是普通教师(李先生当时任讲师,郭先生任助教)。系主任季羡林教授虽为名家,但与我无缘。所以我走的是另外一条道路,即俗话说的“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我的治学经历或许对我国另一部分年青学人有些启迪作用。所以我写下了这篇带有回忆性的文字。

我1948年高中毕业。先在上海震旦大学(L' universite de l' aurore)医学院预备科学了一年法语(因中学学的是英语)。1949年夏考入北京大学东语系。因病我直到1949年10月1日后才报到入学。当时系主任季羡林对我说,我报考的印度语专业名额已满,让我选学其它专业。因我懂法语,他建议我学越南语,但我自己选了维吾尔语。这时候李森、郭应德二位老师刚从前中央大学(现南京大学)边政系到了北京大学东语系。我的选择完全出于偶然和仅凭个人的直觉。当时我连维吾尔语属突厥语都不知道,更谈不上什么是突厥学/维吾尔学了。李森先生因出生在新疆喀什,所以维吾尔语实际就是他的母语,说得非常流利。由于当时新疆教育发展条件的限制(新疆学院——现新疆大学的前身成立于1924年),听说他只受过简易师范教育。他虽然维吾尔语说、写都很好,但不大懂语法。记得当时是请民族出版社的木提义(Ibrahim Muti' yi)先生讲授维吾尔语法(木提义先生曾在30年代在乌兹别克斯坦首府塔什干中亚大学法律系留过学)。另外我对维吾尔语法的了解和掌握还是通过阅读英文的土耳其语(与维吾尔语有较近的亲属关系)语法获得的。在1952年春去新疆参加土地改革运动之前,我被调去参加有关李安东事件的法文翻译工作约半年。

1952年春,我们去新疆伊犁地区实习并参加减租反霸工作。整个夏季在乌鲁木齐参加新疆分局党校举办的土地改革训练班。当年秋天我被派到北疆塔城地区额敏县参加土改。因那里是哈萨克族聚居区,我不得不学习哈萨克语。哈语虽与维吾尔语同属于突厥语,但它们之间的差别还是不小的(大概相当于北京话和上海话之间的差别)。1953年夏回到中央民族学院(民大前身, 1952年夏全国高等院校调整时,北大维吾尔专业被合并到民院)。当时任民院教务长的尹遇然同志让我和其它两位哈族老师一起在民族语文系第三教研室内建立了哈萨克语文教学小组。从此开始了我和哈萨克语文教学和研究的缘分。

维吾尔语和哈萨克语都属于阿尔泰语系中的突厥语族(前者属葛逻禄——维吾尔语支,后者属克普恰克语支)。古代突厥文为我国历史上曾活动在蒙古草原的突厥汗国(公元552-744年)、回鹘汗国(公元744-840年)使用的文字,这种文字因外形与古代日尔曼民族使用的如尼(Rune)文相似,所以也称古代突厥如尼文。又因其主要碑铭在蒙古鄂尔浑(Orkhon)河流域发现,所以也称为古代鄂尔浑文。19世纪末以来又在新疆吐鲁番等地出土了大量用回鹘文、摩尼文、叙利亚文、婆罗米文写成的属于高昌(吐鲁番古名)回鹘王国(约850-1250年)时期的各种写本。这些碑铭和写本是我们研究古代突厥汗国和古代回鹘语言、历史、经济和文化的重要材料。从19世纪末丹麦学者汤姆逊解读古代突厥文字母到20世纪50年代,已过去半个多世纪。在此期间,国外先后刊布了古代突厥碑文和写本的德、法、俄、英、日、土耳其等文本,而我国尚无从原文直接翻译的汉文本问世(当时只有从英、德文转译的不完全的译文)。对回鹘文献的研究更是处于空白状态。

50年代中期,我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接触到德国著名古代突厥语文学大师葛玛丽(Annemarie vonGabain)的《古代突厥(回鹘)语法》(AlttuerkischeGrammatik) (该书除语法外,还包括文选、字典)。因当时我已有较好的维吾尔、哈萨克等现代突厥语的基础,又曾在大学时选修过一个学期的德语,所以借助字典勉强能看懂该书的一些内容,引起了我对这方面的浓厚兴趣。从某种意义说来,它为我打开了一个完全崭新的世界。于是我下决心学好古代突厥(回鹘)语文,把古代突厥碑铭直接从原文译成汉文,以填补我国在这方面的空白。此后差不多有3、4年时间,我一面自修、进一步提高德语(由于当时缺乏汉文本的德语教材,我只好使用俄文本的德语教材),一面反复阅读、抄录(当时尚没有复印机)和翻译此书。由于50年代政治运动多,经常下乡劳动或出差新疆,我对该书的钻研和翻译是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这期间我从马洛夫(S.Ye. Malov)的俄文书《古代突厥文献》(PamyatnikiDrevnetyurkskoy Pis' mennosti)也学到不少东西。

1976年打倒“四人帮”后,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委托,我在中央民族学院民族语文系开办了“古代突厥(回鹘)语文班”,讲授和编写了八册《古代突厥文献选读》(内含《古代突厥文献语法》和总词汇各一册),培养了一批维吾尔、哈萨克族出身的这方面专门人才。我所从事的专业——突厥语文学(Turkic Philology),特别是古代突厥/回鹘语文学的研究具有国际性。总的来说,欧美走在我们的前面,所以要想在这方面取得成就,必须学好外语,并尽可能多学几种。由于历史的原因,德语对学习古代突厥语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因为迄今为止,90%这方面的文献都是用德文发表的。

我能阅读英、德、俄、法、日、土耳其等外国语,有的还能说和写。这要归功于中学时代严格的英语训练。由于通过刻苦的英语学习,脑子学外语的潜力得到了开发,所以在以后其它外语的学习中就比较容易了。一般来说,用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借助字典就能阅读一种新的外语专业书籍。

在初中时我的英语并不好。记得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我从国立二十一中(后方的流亡学校)初中部转学到徐州昕昕中学(天主教教会学校)高中一年级甲班。由于英语老师(多为加拿大籍神父)抓得紧,几乎每次上课都有小考试,且监考极严,学生无从作弊。第一学期结束时,我的英语考试成绩几近于零。这对我刺激很大。于是下决心学好英语,每天天不亮就起床背生词,钻研语法。这样经过努力后,第二学期就达到了及格。以后高二、高三两年我的英语成绩都始终名列前茅。另外,这所学校的高中外国史、外国地理课用的是英文教本。教员也用英语授课,这对提高学生的听和阅读能力很有好处。

我认为在学术上要有所成就,没有刻苦钻研、锲而不舍的精神不行。回想起来,在50、60年代,我几乎很少在夜间12点前睡觉。当时由于白天事情多,只有挤晚上时间来学习。冬天经常是晚上6点钟左右吃完晚饭后,立即坐到桌前备课或学习,夜间饿了啃口干馒头(困难时期口粮还有定量)。更谈不上什么节假日。许多重要的外文参考书国内找不到,就千方百计通过各种途径从国外购买。绝版书,则努力搞到缩微胶卷。在这方面,北京图书馆外采部、国际交换部和民族学院图书馆都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在这个过程中,我熟悉了一些国外有名的旧书店,如英国Sussux的Ad Orientalum,荷兰的Brill书店,德国的Otto Harrassowitz书店等。

50年代末,我发现土耳其语对我的专业很重要。它不仅是人口最多的突厥语,而且有一些重要的论著是用土耳其语写成的。当时我虽读过一、两种英、俄语写的土耳其语语法,但在北京找不到任何阅读材料(记得在北京图书馆只藏有一本土耳其语文本的国民党宪法)。于是我走了一条曲线学习土耳其语的道路。我知道前苏联阿塞拜疆语和土耳其语十分相近(只是文字上前者使用俄文字母,后者使用拉丁字母),于是通过国际书店订阅了阿文的《文学报》、《教师报》。到60年代初期又通过中国驻保加利亚大使馆的帮助,订阅了该国用土耳其文出版的报纸《光明》和杂志《新生活》(保国当时有100多万土耳其人)。

我很重视语言田野调查。1956年,我有幸和1953年入学的哈萨克语班的同学一起参加了新疆哈萨克语方言的调查。就在这一年的9月我在完成阿勒泰地区的哈萨克语方言调查任务后,冒险(棕熊出没无常)进入当时尚无汉族干部进入的布尔津县北端的土瓦人居住地区(Khom , Hanas)。我首次判断出这一小部分“蒙古人”所使用的语言为一种古老的突厥语——土瓦语,并记录下该语言的许多第一手材料。在90年代我又到甘肃、青海调查、研究了裕固、撒拉语。

我的治学道路是条曲折的道路。由于缺乏名师指导,全靠自己摸索。所以浪费了不少时间,也走了不少弯路。比如, 60年代我花费不少时间学习波斯、阿拉伯语。这两种语言对我后来从事的古代突厥/回鹘语文献研究,没有什么用处。相反,对研究回鹘佛教文献来说,梵文很重要。但当我认识到此点时,为时已晚。70年代末,当我年近50,从蒋忠新教授学习梵文时,感到力不从心(主要是抽不出整段时间),只好半途而废。

严格说,在我之前,我国无真正意义上的维吾尔学。能说一种语言,并不等于是这门学科的专家。这好比一个中国人并不是天生的汉学家一样。这里我回想起一件插曲:大概在1950年前后,一天我偶然从前苏联塔什干出版的《东方真理SharqiHaqiqat》(1948)杂志上,看到一篇题作《维吾尔伟大史诗——Chistini Ilik Bek》(作者似为伊兰学家Bertel' s)。于是我问老师和其他有关人士哪里可以找到史诗的原文。他们都说不知道。只是在60年代,我在德国著名的回鹘文大家缪勒(F. W. K.Mueller )的Uigurica第四卷中(页680～697)偶然发现了这个故事的原文。原来它不过是佛本生故事之一。汉文原文见《无明罗刹集》。主人公的名字汉文作折吒,梵文作Castana。

东语系主任季羡林教授虽为知名的梵文学家,但我在校时很少或从未听他谈到西域学、突厥/维吾尔学,甚至也未听他谈论过德国四次新疆的考古成果(他当时的注意力似在别处)。我和他的真正接触是在文革后期。这时他被打入“黑帮”。我去看他,有时帮他从北京图书馆借还一些参考书。再后是,我应他的要求,把回鹘文《弥勒会见记》(Maitrisimit)前几章译成汉文,供他研究同书的甲种吐火罗语残卷时参考使用。1980年当我申请德国洪堡基金会研究金时,季先生给我亲笔写了德文的推荐信。

这里我要谈到冯家升曰先生。冯先生是我国著名的辽史专家。20世纪50年代调入民族学院后(后转入社科院民族所),从事维吾尔史和回鹘文书的研究。冯先生为人谦和,很用功。我对他的研究有下列看法:在维吾尔史方面,他认为现代维吾尔族与古代回鹘是一回事,是一条线下来的。我认为这不符合现代维吾尔族形成的实际。实际上现代维吾尔人与古代回鹘人不论在语言、文化和人种上都有很大的区别。在回鹘文研究方面,听说他在二次大战后,应聘到美国国会图书馆工作期间,曾跟纽约哥伦比亚大学K. Menges教授短期学习过回鹘语文。孟教授虽为阿尔泰学大家,但对回鹘语文并不精通。冯先生曾给我看过他听课时的笔记,无非是关于古代突厥/回鹘语简单的名词变格、动词变位而已。他在研究回鹘文契约时,先把回鹘文换写成拉丁字母,然后根据葛玛丽的《古代突厥语法》后面的字典或德国阿拉伯学家C. Brockelmann的德文版马·喀什噶里的《突厥语字典》查出相关词的意义。因回鹘文契约都是按一定程式写成,只有具体的年月日、人名有变动,所以相对比较容易。但对稍长一些的句子,他就不灵了。这表现在1962年他在《1959年哈密新发现的回鹘文佛经》(《文物》, 8期)一文中使用了我转写、翻译的该经的两页文字。回鹘文、回鹘语不像吐火罗语那样为完全死亡的语言。它和现代维吾尔语只是古今语言的差别,其基本词汇和语法是一样的。冯先生不懂现代语,从古学古,当然很吃力,结果也不佳。但他是我国研究回鹘文献的第一人,这一点我们不应忘记。60年代初,还是借助他的名字,新疆博物馆把《弥勒会见记》原件借到北京一年多。在此期间,我得以完成全书的拉丁字母转写和部分汉文的翻译工作,为80年代我用德文出版两种三卷该书的研究专著打下了基础。冯先生于1970年因心脏病发作去世,当时我正受学校派遣在内蒙做教育革命调查工作,未能亲自参加葬礼。

这里我还回想起60年代初我所经历的一段往事:大概在1963-1964年上半年,当社科院民族研究所的藏学家王森教授亲自指给我看著名意大利藏学家图齐(G. Tucci )之书(西藏画卷Tibet PaintedScrolls)中那段关于萨迦寺保存有全套维吾尔文佛教大藏经的文字后,我和冯家升曰教授商量,决定由我进藏进行实际调查。当考查经费批下来,我正准备动身时,所谓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了。我被派到四川省凉山彝族地区参加社教运动,从而失去了这次机会,成为我国维吾尔学研究上的一件极大的憾事。文革后,我曾多方托人打听,希望至少能弄到照片看看,都无结果。听说文革期间萨迦寺曾遭到破坏。

像其它信仰过佛教的民族一样,我相信历史上曾存在过回鹘文大藏经。W. E. Soothill, L.Hodous在其《中国佛教术语字典》一书页367a中说, 1294年佛教大藏经曾被译成回鹘语,但他未提出根据。最近西·特肯教授(S. Tekin )在其新著《古代突厥人的文字、书和纸……》(1993年,页47～48)一书中,关于这个问题,引用上述图齐1974年写给他的一封有趣的信。信中说当他在西藏萨迦寺停留时,确实从寺中所存目录中看到“存有一套回鹘文大藏经”的字样。当他向有关人员打听现存何处时,他们回答说,为了保护这套佛经,他们在附近山顶上特别修建一所石头房子来收藏它。由于时间的关系,图齐未亲自上山去查看……

几件往事的回忆:这里首先想起一件十分不愉快的事。50年代末前苏联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突厥语言学家捷尼舍夫(E.Tenishev)作为苏联专家受聘来民院工作,我任班上的辅导老师。他由于忙于在中国捞材料(裕固、撒拉语等),对教学工作并不尽心。例如他讲授的古代突厥文献一课,只选几篇短文读读,不讲其中的语法。一天,上完课后在他的办公室我对他说,同学们反映,他们需要有关语法的讲解。我对他说,如你无时间,我可协助编写有关语法的材料,发给同学们参考。他当时未置可否。事后知道,他马上到国家民委告了我的状,说你们中国已有专家,我明天起程回莫斯科……真是祸从天降,当晚民院党委第一书记苏克勤在系里召开大会,批判我“反对苏联专家”的罪行。有些人更是上纲上线,一顶顶可怕的帽子落在我的头上。结果我被开除团籍(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后又恢复),下放劳动。现在知道,他来中国前,刚刚拿到副博士学位(相当于我国的硕士学位),学位论文是《回鹘文金光明经语法研究》。年龄比我大5、6岁,学问可以。但对他关于裕固等语言的记音,实在不敢恭维(由于俄语清辅音不吐气,所以他把裕固语中起首的b-一律记成p-)。记得有一次我到友谊宾馆他的住处商谈教学问题,看到桌上有一册Le Coq的德文《回鹘文摩尼教文献研究》(Tuerkische Manichaica aus Chotscho)。当我向他借阅时,他对我能阅读德文参考书表现出怀疑的神情。这位老兄在华期间,不仅捞到大批中国各种现代突厥语的材料,回国后,又出书,又提级(获博士学位、通讯院士),而且经过中医大夫的治疗,他夫人给他生了个女儿。我则由于她的告状,吃了不少苦头(当时我父亲由于历史问题,丢掉了邮局的饭碗。父母亲加上三个妹妹,再加上我的一对儿女,生活实在不易,每月我的全部工资都要寄回徐州养家。这里我要感谢我的夫人刘学贞的大度、理解)。1982年我从德国去土耳其参加伊斯坦布尔大学举办的国际突厥学会议。捷氏率苏联代表团也出席了会议。一次在下塌的旅馆门前等车时,不期而遇。他向代表团成员介绍,说我是他的老朋友。我苦笑不答。他去世后,俄国科学院治丧委员会发来通知,我也礼貌地发出了唁电。

改革开放后,在我和国外同行的交往中,葛玛丽教授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不仅学问好,是公认的世界维吾尔学的泰斗,而且更令人钦佩的是人品高尚、乐于助人。对我本人更是关怀备至,生前不断寄书赠文。1988年并在欧洲著名刊物《中亚学报》(Central Asiatic Journal)(33卷,3～4期)撰写长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维吾尔学研究——介绍突厥学家耿世民教授》,表扬我在突厥学和维吾尔学方面所取得的一些成就。此外,我1981-1983年获德国洪堡基金会研究金和1991-1992年作为访问学者在美国印地安那大学乌拉尔-阿尔泰学系工作一年,也有赖于她的推荐。她于1993年去世后,我在2003年撰写了《维吾尔学大师葛玛丽教授逝世十周年》(《西域研究》2003年第4期)一文,作为纪念。我在50年代翻译的她的经典著作《古代突厥/回鹘语法》已由内蒙教育出版社出版。

法国的哈米勒屯(James Hamilton)教授也是我较早接触、认识的突厥学家。当我第一次在德国时,他邀请我访问了巴黎。早在1981年我们就合作用法文发表了《回鹘文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研究》( L' inscription Ouigoure de la Stele Commemorative des Iduqout de Qocho) ( Turcica-Revue d' Edtudes Turques, t. XIII,1981, pp. 11～54)一文。2001年在他的祝寿论文集《从敦煌到伊斯坦布尔》(De Dunhuang A Istanbul-Hommage a James Russell Hamilton) (L. Bazin , P. Zieme主编)中,我也写了一篇《中国土瓦语研究》以示庆贺。在国外同行中我也碰到少数十分功利主义者。需要你时,花言巧语,一旦达到目的,就视你作路人。

下面我再简单说说我和国内维吾尔人士的接触。我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前主席赛福鼎(Saifidin Aziz)先生的第一次接触,记得是在1949秋。这时他作为三区革命领导人来北京参加第一次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会后他到北京大学东语系图书馆参观,看到陈寅恪教授的一批有关回鹘文研究的图书,其中引起他特别注意的是十月革命前俄国科学院出版的四册回鹘文《金光明经》。1951年当他得知北京图书馆藏有30年代吐鲁番出土的部分回鹘文《玄奘传》时,马上请有关部门影印出版了这部分文献,受到世界突厥学界的欢迎。80年代初当我在德国时,他曾让张秘书写信给我,让我弄清楚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四次考古队所获回鹘文献的情况。再有就是70年代中期,一次我到乌鲁木齐参加关于维吾尔新文字会议时见到他,谈起研究古代维吾尔文献事。他建议由我主持开办一个古代突厥/回鹘语班,培养这方面的专门人才。我当时以为他只是说说而已,不料不久民院就接到新疆语委会的公函,要求民院正式招生开班。现在这个班的毕业生在国内外都已是这方面的专家、教授。

我认识新疆前主席包尔汉(Burhan Shahidi)先生还是我在北大学习时。在他调到北京担任社科院民族研究所所长后,我们曾有过几次交往。他的一颗热爱中国之心(他出生在俄国伏尔加河畔的喀山Kazan)和关心维吾尔学研究的热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30年代他曾作为新疆军阀盛世才驻柏林的代表在德国呆过,喜说几句德文常用语。他曾送我一册德国著名梵文学家和新疆古代艺术史家E.Waldschmidt的《犍陀罗、库车、吐鲁番——新疆中古早期艺术研究导论》(Gandhara, Kutscha,Turfan-Eine Einfuehrung in die fruehmittelalterliche Kunst Zentralasiens,1925)。该书我珍藏至今。

我一生共出版有关突厥学/维吾尔学语文、历史、文化和宗教方面的研究专著译著15～16种(其中两种三卷用德文出版),发表论文约150篇(其中约1/3用英、德、法文发表)。

1992年德国洪堡基金会曾授予我“世界知名学者奖”。2000年国际阿尔泰学常设会议(PIAC)第43届年会在比利时召开,在我未出席会议的情况下,授予我该年度的金奖。同年土耳其语言学会(Turk Dili Kurumu)选举我为该会的外国名誉院士。
此外,我尚被国内外多个学会、刊物(突厥学、中亚学)选为名誉会长、副会长、常务理事、理事、编委、顾问等职。

以上我拉杂地谈了我的治学情况。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治学条件比起我那个时代不知好了多少倍。我相信未来的维吾尔学学人一定会青出于蓝胜于蓝,取得更大的成绩,在国际突厥学界占有中国应得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