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吾尔人在北京

一天，我与毛君、黄君小聚，聊天中说到中央电视台梁导问起当年随香妃进京的维吾尔人是否住在牛街问题时，黄君说：“关于香妃的传说，我的资料中还是一个空白。”我说：“这个资料我有。”毛、黄二君同时说：“那就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我介绍说：
“香妃出身于宗教世家，她的祖父阿帕和加木传说是伊斯兰圣人穆罕默德的后裔。她的父亲阿不都拉·玉素甫幼年随其父亲传教，香妃生于乾隆六年（1741 年），名叫麻木尔汗。香妃还有两个哥哥：和加士与和加策。香妃天生丽质，身散异香，聪慧过人，9岁时学习经文，深受父亲、祖父的宠爱，被尊为‘圣家的海乃 木（意为高贵的小姐）’。乾隆二十年（1755年），清军平定叛乱之准噶尔部首领达瓦齐，释放了被准噶尔囚禁的霍占集（俗称小和卓）的父、兄，任命霍占集 （俗称小和卓）统领伊犁的维吾尔民众。此时麻木尔汗14岁，嫁给了霍占集。但小和卓对清廷的信任不思恩图报，于次年乘阿睦尔撒纳叛乱之机潜逃南疆，与其兄 大和卓联合，于二十二年（1757年）杀死清军副都统阿敏道，僭称‘巴图尔汗’，发动叛乱，史称大小和卓叛乱。次年清廷派定边将军兆惠平乱，小和卓败退叶 尔羌，与盘踞在喀什噶尔的大和卓成犄角之势，继围兆惠于喀喇乌苏（黑水），二十四年（1759年）初，清平乱大军到达，随平定和阗、叶尔羌、喀什噶尔。小 和卓走投无路，窜逃巴达克山（今阿富汗境内），被当地首领苏尔坦沙擒杀。麻木尔汗被俘后，清高宗为了安抚叛众，稳定边疆。同时也怜麻木尔汗为圣人后裔，害 怕释放于当地再遭杀害，决定诏其进京觐见。因而麻木尔汗及其宗族108家、300多人被护送进京，清高宗为了进一步安抚这批人众，保证边疆的安定，决定将 麻木尔汗封为香妃，并为麻木尔汗的随行亲属们生活方便，特在西长安街新华门对面修建一座占地52亩、3万5千平方米的“回回营”，营分东西两部份，中间街 道称为“喀什街”，不论是房屋建筑，还是“巴扎”设置，都是按照维吾尔族的民族特色来修建的。为了保证穆斯林们的宗教活动，还在营内特地修建清真寺一座， 名叫普宁，为两层楼房的建筑，可同时容纳600人礼拜。为了减少香妃对家人的思念，高宗还令在皇宫外新华门内，修建一座华丽的“望家楼”，在普宁清真寺边 修建一座“望儿楼”，每到礼拜日，香妃与家人，可分别在“望家楼”和“望儿楼”上互相眺望，互祈胡达保佑其对方的平安和万寿。高宗对香妃的怜爱和钟情，对 香妃家人照顾的周到和细心，在当时的京城传为佳话。乾隆三十年（1765年），香妃去世，高宗十分悲痛，下诏厚葬香妃。所以香妃遗体在京停柩三年后，于乾 隆三十三年（1758年）运回香妃的故乡喀什，在离喀什城二十余里的地方选择一块墓地，按照维吾尔人的习惯，修建一座麻扎，后人称香妃墓或香妃麻扎，全部 由北京运来的琉璃瓦镶砌，金壁辉煌，耗时一年多。整个陵园占地200多亩，满植各类果树，一到春夏季节，满园果花盛开，万紫千红，香气四溢，形成喀什的一 大名胜。后虽遭战乱破坏，但在新中国成立后的1952年，人民政府又拨款12万元人民币，将香妃麻扎修葺一新，比原来更加辉煌而美丽。当地的维吾尔群众都 说：修建香妃墓是清廷的恩泽，修葺香妃墓是共产党的恩情。共产党比清王朝更尊重少数民族，更讲究保障宗教、民族平等和保护文物古迹。至于随香妃进京的维吾 尔人原来住的新华门对面的回回营是不是就是现在的牛街呢？我确实说不清。”
毛君紧接着说：“我在北京还遇到过当年随香妃进京的维吾尔人的后裔呢！。”我和黄君都很惊奇地看着毛君，等待着毛的下文。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毛君接着说：“我出差北京购买北京吉普车，在北京吉普车厂办理手续的等待期间，我与吉普车厂的接待人员聊天，他们问我是哪里人， 我说我们是新疆哈密人，他一听我是哈密人，就惊喜地说：我们厂也有哈密人，还是你的老乡呢！我欣喜地问：他叫什么名字？我们可以见见面吗？接待人员随口答 道：她叫聂桂荣，我打一个电话她就来了。边说着边拨了一个电话，不大功夫聂桂荣就来了，我一见到聂桂荣，心里就想：这不是一个维吾尔族洋岗子吗？怎么又起 个汉族名字呢！聂桂荣一见我，十分热情地与我握手，说的一口流利的京腔。她坦诚地自我介绍说：‘我是维吾尔族，是当年随香妃进京的，名字叫巴哈尔古丽，聂 桂荣是我的汉族名字，在北京这地方，周围都是汉族同志，维吾尔名字字数多，叫起来有点绕口，所以就起个汉族名字。’
聂桂荣热情地对我讲：‘我的姐夫马君就在哈密工作，所以你是我的真正老乡了。我们在北京的维吾尔人还保持着在新疆的习惯，热情好客，所以你是一定要到我们家作客的。现在快下班了，你就跟我一起坐厂里的班车到我们家去吧。’
聂桂荣一面说着，一面不容分说地拉着我就走，记得聂桂荣住在一个胡同里，具体名字我已记不清了。一进她家，就给人一种典型的维吾尔人家的感觉，被褥整齐地 叠在床里边，外罩绣花布单，墙上挂着壁毯，方桌上也罩着绣花布单，我好像回到了新疆，回到了哈密。聂桂荣热情地对我说：‘你在外边出差，吃的不会滋润，我 给你做顿汤饭吧。’
聂桂荣一边说着，一边麻利地围上围裙，给我彻上茶，摆上一盘点心，之后就进了厨房。我一边品着茶，一边端详着房间的装饰，不一会儿聂桂荣就端上四盘小莱和 热气腾腾的汤饭。聂桂荣笑着对我说：‘老公上夜班，回不来，孩子们又都各有其事，要是在新疆，女人是不便陪男客吃饭的，可是这是在北京，所以我就陪你吃个 便饭吧！’
聂桂荣一面说着，一面就在我的对面落坐。我一看那汤饭做的十分地道，揪片子揪的都是小指甲那么大小，很薄很匀，在淡淡的羊肉香味中飘散着缕缕醋酸，汤清而味鲜，我一口气就吃了两碗。……”
毛君讲话是向来不带逗号的，在他讲述期间，我和黄君根本就无法插话，到他停顿时，我和黄君早被他那绘声绘色的描述带进聂桂荣那浓浓的乡情，那浓郁的维吾尔 住宅习俗、饮食习俗里了。我们掐指算来：大小和卓叛乱是在1759年被清廷平定的，香妃进京时间不会晚于1760年，到毛君出差北京时，已经历时230年 左右了，在这期间，北京的维吾尔人差不多已经经历了8～10代人，尽管他们在岁月的磨练和特定的生活环境里，语言已经变成“一口流利的京腔”，但他们的待 客习俗、住房习俗、饮食习俗等习俗文化却又能保留得这么完好。黄君感叹地说：“一个民族，一个人群，不管它的生活环境怎么迁徙变化，也不管经历了多少年 代，但从它的文化上都可以追溯到它的根源，北京维吾尔人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我们在聊天中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就是祝愿北京的维吾尔人——香妃的后裔们 在新世纪里，都能生活得更加美满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