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鲁木齐：永远的十字路口

中国最西部的新疆使用自己的地方时间。全中国一般统一使用“北京时间”，但是乌鲁木齐时间比北京时间晚两小时，非官方称为“新疆时间”。这只是这里的历史的发展以何种方式适应和开始的一个例子。

每天的日落时分，艾赞（即伊斯兰教宣礼）之声被嘈杂的车流和刺耳的喇叭声淹没之前暂时地回荡在乌鲁木齐的街道。5月的一天，大约就是这个时间，我和迪力夏提·伊米尔罕见了面。 迪力夏提是一个57岁的维吾尔商人，他带我走进了这个城市中少数民族聚居区的一家餐馆。日落之后气温下降的很快。在干旱的沙漠气候中，气温会在炎热的白天和寒冷的夜晚之间戏剧性的涨落。从所有的方向来看，乌鲁木齐都是世界上离任何海洋最远的城市。

1972年，伊米尔罕17岁，他从新疆北部的城市阿勒泰搬到了乌鲁木齐，阿勒泰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蒙古接壤。他很快获得了政府分配的工作，修理新疆进出口所需的车辆。（对于文革中的种种弊病，他并没有认为作为少数民族是找工作的障碍。在最近大量内地汉人涌入之前，新疆人口的绝大多数是维吾尔人。）那时，中国与苏联的关系“非常糟糕”，中国与苏联的数百公里的边境一直处于关闭状态，只有与巴基斯坦的边境是开放的。伊米尔罕修理的汽车要在糟糕的路面上行驶24小时才能到达边境。在卸货点，中国司机会用毛皮和原材料换取加工过的商品。

在接下来的20年，乌鲁木齐的变化微乎其微，他回忆道，说话间他给自己倒了第二杯土耳其茶。甚至在这个国家的其他地方在1979年开始走向现代化后，新疆仍被故意留在置于发展之外。这里的公路、铁路和机场被忽略。正如新疆大学教授梁章（音）之后向我解释的那样，以免基础建设证明是“苏联入侵事件中的责任。”很多年，这里最高的建筑只有8层，且是政府的办公大楼。这里的街道狭窄、安静，只有偶尔隆隆作响的吉普车载着官员赶往会场。

但是，随着1991年苏联解体，冻结多时的历史突然又开始蹒跚着前进了。新疆漫长的边境线从最大的负担变成它最大的优势。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新疆的边境向16个国家开放。开货运车的司机迪力夏提开始往返于边境之间。他回忆了他曾驾车走过的“美丽但令人恐惧”的山路变成著名的喀喇昆仑高速公路的经过。（迪力夏提的三十岁的女儿转述父亲的话时，钦佩他年轻时的经历）

发现中亚出现权力真空后，北京很快就将注意力转向加强与其西部近邻的经济和政治联系上来，同时她还开始投资开采新疆丰富的煤、气、金属等自然资源。中国的现代化基建繁荣波及乌鲁木齐足足迟了15年，现在出于经济和政治的原因，这里的建设工程昼夜不停地进行着。

新疆经常被拿来和美国古老的西部相比较，但是美国边境关闭的时间是几十年，而新疆成为边境地区已有几个世纪。

至少有250年时间，这片广大的地域——面积相当于4个德国 ——被北京交替地视为管道和缓冲地带。“多种多样的商品汇聚于一点，就像轮子上的辐条，”中国官员何森（音）在1784年描述新疆时写到，清朝将这一地区纳入帝国版图后不久便开始改造乌鲁木齐，过去汉人的军队在这座属于维吾尔人的城市驻扎营地。当1950年代中国与苏联关系良好时，乌鲁木齐和新疆成为了合作的集结地，包括联合培养飞行员和石油勘探。但在中苏关系破裂后，苏联的工程师关闭了油井，并返回苏联。

1994年，苏联的威胁已经消失，原国家总理李鹏提出了“建设现代化丝绸之路”的计划。于是，作为北京的投资焦点和交通枢纽，乌鲁木齐成为向西发展的中心。现在，走公路从乌鲁木齐到伊犁只需要10个小时，而不再是24个小时。新的铁路已在乌鲁木齐和阿勒泰、喀什与和田之间开通，甚至有要将乌鲁木齐与喀什之间的铁路延伸到伊斯坦布尔的说法。还有计划要在乌鲁木齐与巴基斯坦瓜达尔港之间修建铁路。张教授指出，终极目标是使中亚与中国实现一体化，实现新疆的经济超邻国至少二十个百分点，只有这样投资和人口才能流入中国西部而非流失。

如今，乌鲁木齐的一些社区的现代化令人惊讶，至少从外观上是这样的。（我被安排去见一个年轻的教授，她告诉我：“我很想邀请你去我家里，但是家里停电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恢复。”于是我们只好去了一家餐馆。）一个高端的购物街标志着这里是城市的中心。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中国南方航空公司明珠酒店和大型的古驰广告牌。机场附近的走廊被称为“经济技术开发区”，在这里，乌鲁木齐建设热潮显得最为明显：一排又一排的高层公寓藏在脚手架和建设平台后面、崭新的体育馆、巨大的中国电信大楼以及新的警察局。也许令人惊讶的是，一个因冬天里被煤灰弄的灰暗无比而闻名的城市，有着令人印象深刻的快速公交运输系统。封顶的站台，自动售票机，公交车在一天的绝大多数时间飞驰在马路上。

另一个政府投资的例子是新疆生态地理研究所，它是一家隶属中科院的研究干旱气候的机构。纯粹从地质学角度而言，新疆更多被视为中亚的延伸。近几年，该研究所的预算迅速增加，2010年超过3千万美元，供职这家拥有一千多职员的机构的一名工作人员告诉我。在新的办公大楼里，实验室主任穿着牛仔裤和白大褂、一手夹着香烟，他解释说机构的功能不仅是进行科学研究而且具有战略意义，它现在正和邻国的科学家开展涉及从气象监测到冰川研究等方面的合作。“我们是通往中亚的桥梁”他告诉我。

遗憾的是，乌鲁木齐的新财富并不是均匀分布的。王乐泉，1994年被任命为新疆的党委书记，直到2009年发生造成200人死亡的“乌鲁木齐事件”他才被调离职位。在此期间，王乐泉是新疆现代化的总设计师：他精于人脉并擅于从北京争取资金。同时他也是一个强硬路线者，他针对少数民族的政策——包括限制斋戒，祈祷，以及其他在学校和政府部门受到限制的仪式 ——使他并不受这个城市的维吾尔穆斯林的爱戴。有一位教授告诉我，他的这些政策最坏的结果是系统地否认维吾尔人在政府机构中的机会和升迁。当双方都贫穷的时候，汉人和维吾尔人或多或少是平等的——即维吾尔卡车司机迪力夏提·伊米尔罕刚搬到这个城市时——但当乌鲁木齐越来越富有后，贫富差距却迅速拉大。亚洲发展银行发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收入比中国其他省份和自治区更加不均等，新的汉族移民不同程度地收获了现代化带来的好处。

今天的乌鲁木齐是一个分裂的城市。政府的投资都集中在这个城市的北部。但是这个城市的南部，维吾尔人集中的地区，自2009年“乌鲁木齐事件”之后几乎没有什么发展。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我参加了维吾尔人的一场婚礼。婚礼在一个宾馆第三层的舞厅举行，舞厅的地毯已经磨损，墙上的涂料也已脱落。客人们的穿着各式各样，有穿长袍的，也有穿牛仔裤的。人们跳舞时的歌曲有电子乐，也有传统的维吾尔民乐。男傧相们用喷罐向新人喷洒彩条。新娘和新郎是在新疆大学认识的，虽然他们和他们的客人大部分都受过良好的教育，但是他们还是生活在一个分开的世界。婚礼上没有汉族客人。（就像我的一个汉族朋友说的那样：即使生活在同一个城市，汉人和维吾尔人几乎不怎么说话，隔离不是一个持续的过程，这是事实。）

另一个下午，我参观了著名的边疆宾馆，有很多中亚的商人来这个宾馆做生意。通常，我会被误认为是俄罗斯人。和我一起的是一个维吾尔向导，他的母语和中亚国家的语言非常接近，他能理解大多数中亚的语言。但是当我们走进宾馆的大厅，一个脸色苍白，浑身是汗味的汉族门卫用紧张不安的方式阻止了他：“你在干什么？你要去哪里？”我们后面的留着胡须的乌兹别克人、哈萨克人和塔吉克人毫无干扰的进了大厅。“维吾尔人经常会被怀疑”，我的向导感叹。我能轻而易举得看出在这里盘旋着一种消极的气氛。他在外面等我，焦急地吸着他的香烟。当我出来后，他抱怨道：“这种情况越来越严重。”

我问他是否去过邻国，他摇摇头说：“我拿不到护照。”由于害怕维吾尔人出国后会变得激进，政府限制他们出国。这一政策引发了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谁应该从“新丝绸之路”战略中获益？

注：原文题为《中国城市的灵魂》，作者Christina Larson在中国走访了三个截然不同的城市，以上是作者对乌鲁木齐的描述。

原文来源：http://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12/08/13/the_souls_of_chinese_cities?page=0,4

译者：维吾尔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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