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修的日记：一家新疆餐厅的生与死

以下我所写的内容没有什么新发现，只关乎个人体验：

这是一家新疆餐厅，两层楼，装潢精致，在一条繁华市区道路旁的支路上。旁边有一家电影院、一个地铁出口、一所大学、一个日本会所和一家精致的西餐厅，总之，有着一个优雅商业区该有的一切。

天气很热，我走进餐厅，找到当餐厅老板娘的朋友，她带我找到访谈对象。

斯拉木，经理，三十九岁的中年壮实男子，从三个人的餐桌边站起来，走到我边上，看过我的长长的访谈提纲，安静了一下，然后表示还有兄弟要宴请，没法子答完这么长的问题。

“没关系，我不一定要问完所有的问题，给我一刻钟就行。”我这个没有经验的新手回答道——语气不够沉着啊，兄弟。然后我忘记了问题顺序，糟糕。

斯拉木普通话流利，几乎没有口音。他介绍说自己在新疆伊犁长大，在乌鲁木齐读了两年预科，然后到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读了本科（我仔细的看了看他）。然后回到乌鲁木齐干了十年公安（有意思）。10年6月来到上海（为什么？“想闯闯嘛”），最初同人合开了一家画廊，但是因为租金太高无法维持。只能转而来做餐饮管理。

他对英文和土耳其语感兴趣。月薪五千元工资。现在和太太、小孩（居住在乌鲁木齐，到上海来看他）一起居住在餐厅二楼的职工宿舍（为什么？没有回答）。他有什么朋友呢？含含糊糊的回答是生意场上的伙伴，各个族群都有。他有什么娱乐呢？“工作就是娱乐”。上海是个好地方，民族政策好。

“我没有问对问题”，我自忖道。我克制住自己想要了解更多的冲动，跟他握手，向他道谢。

下一个人是巴拉提，23岁的服务员，瘦小不起眼，满脸热忱。用着结结巴巴的口语，但听力没有问题。他出生在新疆喀什地区一个农村里，父亲是一个全国游走以卖葡萄为业的小商贩，从小上民族学校，没有系统学习过汉语（口语及书写）。09年3月在亲戚的介绍下来到上海，在这个餐厅从事他的第一份工作。他必须尽快学会中文，在这方面没有人（可以或者愿意）帮助他，只能纯靠自学。他的工资加在一起有两千伍佰元，但大部分（几乎是绝大部分，有一次是两千四百元）被他寄回家里（餐厅包吃包住，住在职工宿舍）。长寿路有一家沪西清真寺，他和同事会去那里做礼拜，每周一次，做完也就算了，没有什么联谊活动。娱乐生活是偶尔在一起的聚餐和卡拉ok。他的朋友都是同事，维、汉、回都有，但他最崇拜斯拉木大哥，大哥给他讲了好多道理。他有一个汉族朋友，是顾客，叫做大至，自己开公司，在他回新疆探亲之前给了他伍佰元，称他是兄弟，还给他留下了自己的手机，餐厅的老板夫妇也对他很好。但在日常生活中，他常常能够感受到周围人的偏见与歧视——公共汽车上的警惕与出租房中的欺诈。他认真的对我说，他辛勤工作，和善对待每一位顾客，是希望能够用自己的行动来证明维吾尔族群的品质。他会回新疆吗？是的。

我采访的第三个维族雇员是26岁的舞蹈演员玛伊莎。这是一位漂亮优雅的女士，穿着很好。汉语口语稍好（也是05年之后自学的），不会书写、阅读（当她表示看不懂我递过去的采访提纲时，我的朋友笑嘻嘻的羞了她一下，我觉得不自在，她则大方的反击道“这位采访者也看不懂维文啊”）。她也是在新疆喀什长大，市民。初中到喀什地区舞蹈学校上学，毕业之后加入新疆建设兵团农六师，后来转业进了乌鲁木齐国际大巴扎艺术团。05年随团到北京演出，被餐厅老板邀请返回以个人身份表演，之后就辗转在京沪之间。她嫁给了一位土耳其商人，之前跟几位同行一起居住在居民小区中，遭遇过房东的歧视，现在同丈夫住在一起。结婚之后，为了缓解闺中寂寞，仍然出来表演。餐厅付给她六千元工资（说是雇员，其实是合作伙伴，能够自由安排时间，她有时会在几家餐厅表演）。交际圈子主要是维族舞蹈演员圈，除了饭桌上的邀请（她并不喜欢），她无法接触到其他圈子的人。她会回新疆吗？不，她会在两年后跟丈夫回土耳其。

她也对上海弥漫着的不信任、偏见和歧视感到愤怒。“都是中国人嘛，他们干嘛这样看我。”她那双漂亮的眼睛愤愤不平。“在公共汽车上，我一上车就有人互相提醒说有新疆人。我没有说话，下一次我坐那班车的时候发现有一个小偷，汉族的，于是我站起来提醒说有小偷。我对整个车厢的人说，看，这个小偷是汉人还是维吾尔人。每个民族中不都有好人坏人吗？”

我其他的访谈对象是几个回族小伙子。其中年纪最大的是23岁的马俊，服务员，来自宁夏银川，今年6月份才到上海。在这边工作时间最长的是的21岁厨师杨白冰，08年9月份到上海，来自宁夏固原。还有张顺，21岁，服务员，10年8月到上海，来自新疆阿克苏。他们的普通话都很好，书写、阅读都没问题。他们都住在职工宿舍里，朋友就是同事，很少有社交生活。他们没有在公交车上遇到什么问题（除了有一次杨白冰做完礼拜忘记脱下帽子，“他们看不起我们”，杨白冰说道）。同维族同事的关系都还不错，但他们的宗教生活相对于维族同事来说，频率要低得多。他们都提到了，在上海除了餐饮行业，很少有适合他们（或者准入）的职位。马俊提到，他来到上海找到华塑的一家工厂，已经到签合同的地步了，工厂的人拿他的身份证去复印，一看是回族，就拒绝了他。理由是不方便为穆斯林单独提供食物（貌似还涉及到必须提供某种补助）。马俊争辩道自己可以购买食物带进工厂，仍然遭到拒绝。之后马俊去许多家网吧应聘网管（他有管理网吧的经验），都因为回族身份而遇到麻烦（马俊还是归结为食物问题）。

“你觉得这公正吗？”我问他。

“不，这当然不公正。”马俊想了想，“不过我要是老板，单独提供食物确实会增加开销，我大概也不乐意。”

看着他，我想起了《美国种族简史》中对蜷缩在唐人街的第一代华人的描述。

南宁是餐厅老板，39岁，满脸疲惫，有着大眼袋。他的父母是七十年代到新疆去的四川人，在石河子进了农一师，然后转业在地方上工作。他本人在九十年代中期开始经商，一开始是在本地做服装和酒吧，逐渐把生意扩展到北疆一些地方。05年，在上海的大姐让他过来做餐饮。他过来考察了一下，觉得上海市虽然也有新疆餐厅，但是档次都比较低，开一家高档次的新疆餐厅，面对上海市的穆斯林群体和文艺青年，还是有赚头的。那一年，他在上海开张，从家乡带人过来，一开始全是维吾尔人。

这几年，他在上海一共开了三家分店。前面两家开在商场里面，由于商厦管理层竭泽而渔，租金要的太高，左邻右舍纷纷倒闭，他坚持到最后，但是其他商家的流逝带走了人气，使他看不到希望。他于是在居民小区旁租了地方，开办了第三家。

“现在这一家也保不住了”，他苦涩的说。

2010年4月，一家河南菜馆把剩下不到一年的租约转让给他，三方协商的结果是，当时的物业公司（这栋小楼属于区机动车管理局）承诺租约到期后可续签合同，租金上浮也不会超过30%。于是他投资四百万支付了转让费，重新装潢了餐厅。但是一年到期后，物业公司却决定不租了。物业公司的理由是，物业公司改制了，前任领导已走，承诺作废。“陆主任偷偷告诉我们说，我们领导班子换了，我暂时管理，想续约可以的，但绝对不能经营新疆餐厅。我闷了，我说，我全部投资都是按新疆风格投资的，而且付清了我们的转让费，我怎么能换。他说，一切都可，你只要不做新疆餐厅，随便你做粤菜、川菜、湘菜，只要不做新疆菜，我们都可以，而且租金还能低......为什么这样排斥我们新疆菜，他说没办法我上面不让你们开新疆菜。”

南宁找到新任领导，新任领导虽然答应，但在签订日变卦，说自己说了不算，得找上面。追问之下，答道：“我们不喜欢新疆菜，你们换菜系吧。”如果非要做，租金上涨百分之百。

“为什么他们不让你做新疆菜？”对我这个问题，南宁自己有几个解释。一是“公关”工作没有做好，没有给领导塞钱，二是餐厅所临近的小区是政府工作人员及其家属居住地，而该小区对维族员工和顾客的出没一直表示反感，三可能是区政府怕这里有闹事因此承担政治责任。

“中央政府不是鼓励我们新疆人外出创业吗，还有文件给我们补贴，我可是一分钱没有拿，为什么地方政府这么为难我们。”南宁抱怨。

为了应对这个危机，南宁的对策之一是停止二楼的营业，将二楼改装成职工宿舍，在宿舍中装上宽带网络，让员工尽量不要出门。

“你从开业开始，一共从新疆带过来多少维族员工啊？”我问。“一百多个吧。”“那为什么我今天在你的二十几个员工里只看到三个，这是你们有意识的行为吗？”他看起来有点吃惊，”不，餐饮行业流动性本来就大。”（但这不能解释为什么维族员工流走的职位是被回族拿下来的，我想，但我没有继续追问）

“那你现在怎么办呢？”南宁的回答是，熬着。合同没有签，他拒绝了物业要求搬迁的要求，由于没有合同，餐厅工商营业执照年审不了，税务办不了，公司账户被冻结，也没有办法办理刷卡消费（损失了相当部分顾客）。他现在算是黑户营业。

“在现有的租金条件下（每月八万），我还是能盈利的。”不过，他现在拒付租金了，预防万一政府强行收屋，还可以稍微挽回一下损失。他也知道，物业到现在还没有动他，也就是因为他这是新疆餐馆，怕闹事。

他动员员工按了手印，给区政府和市政府写了申诉信（理由是公平和少数民族员工要生存），也找了律师（但律师只答应暗中出主意，但不能正面替他出面）。但在他内心里，他已经承认了失败。他太太告诉我，他现在只希望物业能够补偿他的装修费用，他就打算撤出，不至于血本无归。

“你的维族、回族员工呢？”我想问，但忍住了。代之以问道：“民宗委不帮忙么？”

南宁回答道，民宗委代为沟通了下，回复说无能为力，还是要自己同物业协商。

“那MSS(Ministry of State Securit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呢？”我突然问。

南宁看了看我：“MSS一直来人检查，我们的关系一直都很好。我们跟他们说过，他们也很同情。”
天色已晚，这一天生意看起来非常惨淡，可能是因为下班的时候突然天黑打雷下雨的缘故。餐厅老板坐立不安，老板娘在旁边说，平时怎么着也有十七八桌。于是我自己掏钱在这里吃了晚饭，请老板和我的老板娘朋友一起用餐，一起喝新疆黑啤和格瓦斯。

“斯拉木，一个人民公安大学的毕业生，干了十年公安，为什么要过来做餐饮？”我嘴里塞满东西问道。

“MSS找到我，要我给他一份工作，服务员也行。”南宁顺口说。于是我明白了。

说明：为了保护访谈者，上文中所有人都以化名出现。

附上访谈提纲：

（一） 语言
1. 汉语熟练程度如何？汉字熟练程度如何？
2. 学习汉语的主要途径是什么？（正规学校、政府办的学习班、与他族居民日常接触、族际通婚）
3. 本族语言与汉语的使用场合？（家庭内部、私人聚会、工作单位、公共场合）
4. 自己和同辈、父亲、爷爷一辈在语言学习方面有什么差别和变化？
5. 如果有子女，对待自己子女学习汉语文字的态度，学习本族语文字的态度？
6. 你怎么看政府的语言政策和当地学校的具体设置对居民学习语言的影响？有无限制？
7. 到上海对语言能力的影响？

（二） 宗教与生活习俗
1. 原来在哪里做礼拜？宗教场所的数量与规模？当地下属信徒的大致规模？
2. 现在呢？
3. 到上海后，宗教生活发生了多大的差异？（有没有改变宗教信仰的现象）

（三） 迁移过程
1. 发生多少次迁移？各次迁移发生的时间，迁出地与迁入地，迁移的主要原因是？迁移前后居住城乡性质有无变化？迁移前后职业的变化是？
2. 迁移前后收入有什么变化吗？
3. 迁移的形式是？（政府组织、自发个体迁移、举家迁移、集体迁移）
4. 迁移前对于本地信息的来源是？
5. 迁来时谁提供的最初住所？
6. 迁移过程得到了什么人的具体帮助？

（四） 居住格局
1. 现在住在哪里？什么样的居住地？
2. 在上海的居住地有无发生变化？

（五） 交友
1. 日常交往的朋友中，是本族群成员所占的比例大，还是其他族群比例大，还是各占一半？
2. 遇到重大事件时是否有可能向其他族群人员寻求咨询或帮助？得到了帮助了吗
3. 交往的深浅层次如何？第一次交往的起因是什么？日常交往的主要形式是？（有没有参加其他族群成员组织的私人聚会）

（六） 社会经济地位
1. 教育
2. 职业
3. 收入
4. 消费情况
5. 婚姻
6. 父辈

（七） 族群意识
1. 族群意识在何时并在什么样的场景下出现的？
2. 强化或弱化的条件是什么？
3. 族群在社会或个人生活中的意义是什么？
4. 本族与其他族群之间的认同层次？
5. 你觉得政府政策对你的族群意识有什么影响？

http://www.douban.com/note/2320120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