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郝时远教授在中央民族大学科研项目咨询会上的发言纪要

时间:2012/06/26 栏目:中国民族 编辑:admin 字体:

2012-06-26
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11月2日记录,张海洋11月16日根据稿整理

中央民族大学搭建这个平台很重要,要尽早明确名称和定位,达成共识,为国家工作重大领域问题做出理论政策目标和导向提供智力支持。中国未来十年要实现小康,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要提速。西部是中国民族自治地方集中的地方,因而西部开发本身就有解决民族的理论和实践要求。对此,我们要有自觉意识。

西部开发10年后,以08年藏区和09年新疆事件为标志,中国民族关系出现拐点。内蒙今年5月的事跟那两件事或有不同。它是由外来企业在草原上开发开矿引起。这也提醒我们,民族问题跟社会问题紧密交织,既能引发其他社会问题,也能被其他社会问题引发。

中国今天要改革、要发展、还要稳定。平衡这三种需求是全国性难题。学界对此要给出答案。目前大规模群体事件主要发生在东部,这里的改革先走一步,城镇化进程快,农民“去土地、被上楼”较多,矛盾更突出。把全国图景拼成整体,我们就能看出东西两个板块的区别:冲突的形式相似,都有打砸抢烧,但西部则有民族宗教因素,例如有些僧人也参与、甚至带头掀汽车扔砖石等。东部成功的经验西部可以有所借鉴,但是不能照搬。但是,东部发展中出现的矛盾却是西部地区躲不过的,甚至由于民族、宗教、文化、环境等因素而被放大。

我们要从发展观上来思考西部发展如何因地制宜、趋利避害、搞出特色的问题。藏区固然要发展。但如果发展不能体现藏区的特点,或者总想把西藏建成深圳和广东,那就不是因地制宜的发展。现代化是一种品质而不是一个模式。我们要讨论西部自身的发展模式,用同一模式同一套经济指标发展不同地区,这是一种主观想象。在这种想象下,西部永远赶不上东部。发达国家内部至今仍有区域差别,但各个地区都能发展。我们因此要研究中国西部如何因地制宜,如何选择适用的模式、路径和指标,包括非货币收益等指标。不考虑这个就会违背因地制宜的原则,就会盲目照搬东部模式,就会出问题,因为你违背了因地制宜的原则就是违背实事求是的原则。我们共产党历来讲求实事求是。西部只有从本地实际出发,采用不同于东部的发展模式、路径和指标,才能在发展自身的同时推动整个中国创新转型,也才能体现各民族的主体性,中华民族认同才能巩固,中国的发展才可持续。

我最近出一本《中国共产党怎样解决民族问题》,里面讲到98年国家民委座谈会上的一个想法:那就是“中国民族问题的高潮尚未到来”。十年后,民族领域冲突事件增多烈度趋强。这也是改革开放后的基本走势,近年只是出了一个高峰。这趋势仍在延续,因此不敢说不会再出事。今后十年非常关键。我们因此要有紧迫感。

今年3月份以来,藏区连续出现了僧人自焚事件,目前已经有11人。如果说这种现象一开始难以控制,但总应该有后续办法来遏制。否则就说明我们的防范和控制办法不对路。这种极端行为过去比较罕见,但半年连续这么多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即我们目前采取的多方严控高压维稳办法是否对路和有效?我认为关键因素是找出根源收拢人心而不在管控。这种大战略大思路才是我们平台的基本课题。

中国各个部门都在针对各种现实社会问题和治理问题想对策。中国社科院也在做搭建智库平台的创新工程。我们都可以做一些对策研究,出一些锦囊妙计。但这不应该是学校的研究主流。对策不是战略,甚至算不上策略。锦囊妙计之类的对策能应付突发情况,但没有长效性。现实事态变化多端,大学没有这个能力去应付,也没有信息资源。但大学能用基础知识帮助国家思考设计长远战略。这些年国家在民族工作领域的战略思路不够清晰。基本上是吃五十年代顶层设计的红利,甚至还有很多好理念好制度没能渗透到当前的政策里去发挥作用。我们面对问题,要思考自己的责任,审视政策与制度的关系,考察问题的根源到底是制度不合理还是政策没落实。有些人认为中国的制度有问题才会出事儿,因而想搞替代设计。但替代设计就没有问题吗?你对国情基础有多少把握?对少数民族经济社会、文化宗教有多少了解?这些都需要基础研究来回答的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在初级阶段,需要在改革开放中自我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也需要与时俱进和创新完善。党中央正在确认它有通过完善来形成最好制度的前景,所以才一再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胡锦涛同志已经把话讲到“不容质疑、不容动摇、不容放弃”的高度。“三个不容”是党中央的决心。但现在学界政界都有一些要质疑、要动摇甚至要放弃的声音。且不说你怎样跟中央保持一致的问题,但你总要说明自己对这个制度的基本理解和判断,而不能把上面讲的坚持和完善理解成说假话和放空炮吧?

我对中央民族大学建好这个研究平台提两点希望和建议:

首先要明确立足点,即坚定地站在中国历史和现实国情的立场上,坚决按照党中央的要求,在坚持中研讨中国现有民族理论政策制度法规工作和反思完善创新之道,坚决反对另起炉灶推到重来。其次是我们的课题设计要有长期、中期、短期的规划和层次。

长期规划是百年大计。我们要推动中国民族团结进步百年大计和国家行动。总结过去90年的经验,我们确认中国共产党的三个最响亮口号有三:一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二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三是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但目前中国学界对中华民族的整体研究还比较弱。我们还是缺乏对民族国家时代的国家民族构建缺乏深刻和长远的认识。其实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这方面讲了很多,今天读来现实意义仍然很强。总之,中国56个民族如何共同团结进步,如何凝聚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这仍是我们要着力研究的问题。西方人会说这是构建想象的共同体。但世界上哪个国家没有想象和构建?又有哪个国家敢说构建已经成功,不用继续想象和构建?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一直缺少能说明历史国情和体现中华民族构建意图的长效研究和长远制度设计。结果造成了我们对外没有与时俱进的国际话语,对内没有切实得力的政策措施的局面。藏区和新疆因此才会出事。2009年国庆节时,天安门广场针对新疆事件摆出了56根民族柱,这个立意是强调中华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设计立意是永久的,但后来却因为缺乏共识搬到奥林匹克公园的一个角落而被遗忘。中国当然也有成功构建的案例。例如人民英雄纪念碑和升旗仪式。全国各民族的人到这里都肃然起敬。它代表的就是中国和中华民族。我们的平台就是要为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构建中华民族认同提供长远的理论和智力支持。这是百年大计。

中期规划是十年之计。我们对未来十年的民族问题发展态势要有清晰判断科学预测,要提出应对的政策方略和理论思想,还要为民族工作做出改革创新的智力和成果储备。比如中国当年制定计划生育的国策,在实践中很快就开始见效,每年都有指标和目标,人口学家可以根据自然增长率推断中国人口的未来发展。我们的民族理论政策研究能否为民族关系的走向和程度、为民族工作解决想着问题的程度提供一些导向性和监测性的指标或前景?如果目前还不能,那国家就很难保证再度出现类似于藏区3.14和新疆7.5那样的事件。这正是民族问题的复杂性和长期性所在。有人目光短浅,头脑简单,主张“外国人公民身份证上没有标示族别,所以民族冲突就少”。他们还认为国家取消了民族大学、取消了民族理论课程就能淡化民族意识,增加国家认同。照这个逻辑,那国民党时期的民族关系是不是应该最好,但这是事实吗?我们今后十年内的研究重点是:国家怎样在现有框架下完善发展现行政策和相关制度。中国民族区域自治法颁布20多年,五个自治区的自治条例一个也没制定出来。中央各部委也没按照《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制订出相应工作条例。其实广西、内蒙自改革开放以来,在这方面一直都很积极,已经搞出了20多稿,但就是推不出来。这是什么问题?这至少是我们今后十年研究和完善的着力点,因为法规的完善毕竟是最根本的完善。还有一些人说少数民族精英是利益集团,民族大学培养分裂分子,少数民族干部有两面性,如此等等。我们对这些谬误推论都要加以驳斥和解构。地方有地方意识,民族有民族意识,这是人之常情。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少数民族教育和民族干部政策顺应了人情,所以就要坚持。试问在美国搞“民运”的那些骨干是民族大学培养的吗?我们能因为这些人有在北大清华等名牌大学读书的背景,就建议国家取消清华北大吗?对国家负责和对民族自治地方负责的一致性正是少数民族干部的特质和特性,否则怎么成为“桥梁”。说少数民族干部有“两面性”这是对少数民族干部的不信任,是对党和国家民族干部政策成效承认甚至诋毁。周恩来总理生前专门谈过民族意识、地方意识等问题。我们有些人把开国前辈的思想和教诲我们都忘掉了。

最近有一篇文章的题目很好,说《平等是最好的民族政策》,但是内容却也是取消民族政策,认为取消了民族政策才是真正的民族平等。但我们要知道,民族平等也要有个前提,那就是大家都要实事求是,都要讲伦常情理。国家用政策追求平等,用法律保障平等。但只要民族之间还存在政治经济差距,平等就要靠优惠政策来追求。你说城市工人、农民式和乡下农民跟那些大商人怎么平等?这就要通过对某些阶层的特别政策来消除“事实上的不平等”。区域和族别之间的差别也是如此。国家采用积极政策消除这些事实上的不平等,为的是实现各民族平等。这是很简单的道理,也是各国都在采用的平权行动(affirmative

action)。但在今日中国,这些由“去政治化”的主张引导出来的说法还很流行,很有共鸣,据说其原因就是民族地区在过去两年出了一些事件。但这些问题的根源到底是出在民族区域自治、民族优惠政策、民族高等教育和少数民族干部政策法规体制机制上,还是出在主流社会由于对少数民族的权益不承认不尊重而导致的国家政策法规体制机制不落实上。如果根源不是前者而在后者,那你搞“去民族”和“去政策”就能消除问题吗?东部地区近年出现的群体事件少吗?创新社会治理不正是要加强针对这些问题和诉求来加强保护性政策机制的建设吗。你主张在应该搞建设的领域搞“拆除”,这是创新社会治理之道吗?

由于有这些观念和现象存在,所以中国未来五到十年的面对的民族形势、社会形势和国际形势会更加复杂、各种挑战会更加尖锐、学术研究和政治改革的任务也会更加紧迫和艰巨。我们要看到这些危机和挑战,要立足于国家战略目标,用新的思路来设计和执行课题。现在大家都喊跨越式发展,那我们也要研究哪些东西能跨越,那些不能。西部地区跨越式发展不能搞“大跃进”,更不能搞语言文化、宗教信仰方面“大跃进”。少数民族固然要学习汉语普通话,这固然不是汉化而是中华民族化。但汉族也要学习民族政策法规。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跟少数民族打交道的汉族也要学习少数民族语言。这也不是少数民族化而是中华民族化。所谓中华民族化就是56各民族的相互承认、相互包容、相互学习、相互认同。这就需要国家用国家的力量来为各民族的“中华民族化”提供环境条件。现在中国到处都在建构地方性却很缺乏象征中华民族整体的构建。我们要针对这种情况研究长远对策和建议。我们同时要关注少数民族在发展中的话语权问题,关注中国民族工作话语的国际影响力。这都是十年之计。

短期研究是一年之计或当时应急。这不是高校的长处,但有平台就要显示生命迹象,因此也要配合形势出一些短期成果,包括对策建议和对突发事件的咨询分析意见。我们为此还要建立向上递送成果的渠道和路径。我认为在开放社会和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所有的研究项目都要做区域、城乡、民族和中外比较,都要防止自说自话,都要防止提倡一刀切,特别要防止通过“去民族”来把中国的道德高地变成政策洼地。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国家也是一样。中国生态、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五大文明的建设目标都应是“升低就高”而不是“去高就低。中国对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有一套优惠政策和法规保障体制机制,这是中国人的福气和国家的荣耀,也是中国人共同努力争取的目标,而不是整个社会“去高就低”的理由。我先讲这些,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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