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劝汉人反思一下自己的国家民族观——我为维吾尔人说句话/秋风秋水

  去年西藏爆发314事件后，我写了一篇题为《奉劝汉人反思一下自己的国家民族观——从外蒙古独立谈起》的文章刊登在博讯的博客上；时隔一年另外一个“民族火药桶”又爆炸了，这次事件引起的国内外的震动不亚于去年的西藏事件。事件发生之后，互联网上的评论文章铺天盖地而来，汇集了这些各种观点的评论文章，不由得重新提起了这个话题。     
    （一） 到底谁是新疆这块土地上的主人？
    
    我还是想从历史上寻根朔源，来探讨这个民族问题的来龙去脉。这次乌鲁木齐的流血事件发生后，香港的《苹果日报》连续刊登了孔捷生的评论文章。文章中这样写道：“……稍微有史识者，都晓得西藏‘自古以来’是中国领土是句诳语，但西域‘自古以来’是中国的，大抵没错。公元前二世纪西汉张骞通西域；公元一世纪东汉班超在疏勒设立总督府和驻军屯垦，惜乎汉朝衰微后西域迷失了六百年。及至盛唐再收西域，全部划为郡县，乌鲁木齐叫庭州，吐鲁番叫西州。唐朝覆亡，西域告别中国版图一千年。直至清朝开边拓疆，重夺西域建省新疆。有案可稽，汉人移民入疆比维族人还早，西域高昌古国就是汉人苗裔建立的。今日汉人占新疆人口四成，其他族群为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维族人口只略多于汉。……（宽严皆误的治疆政策-2009年7月9日）”
    “……新疆與西藏問題的歧異，在於西藏‘自古以來’都是藏人家園，而維吾爾人到西域比漢人還晚了近千年。維族祖先是唐代遊牧回紇人，其時剛剛創立的伊斯蘭教尚未傳入中土，回紇人既無宗教也無祖國。唐王朝為了抵禦吐蕃王朝入侵，便扶持回紇人從大漠（今內外蒙古）遷徙至西域建立一個回紇汗國。……筆者絕非為大漢族主義張目，指出維族並非西域原住民，這點很重要。……（王菲夫婿與‘疆獨’-2009年7月13日 ）”
    
    孔捷生先生上述论点中以汉代和唐代曾经在西域设立过行政机构为依据，得出了“自古以来属于中国”这一老生常谈的结论，而我认为有必要将这个历史脉络予以澄清。史料记载，历史上汉人的王朝涉足西域分别于公元前60年至公元107年的汉王朝（称之为“西域都护府”）和公元640年至公元790年的唐王朝（称之为“安西大都护府”）。两个朝代加起来对西域控制的年间约为317年，两者之间中断了500多年。西汉是在与匈奴作战获胜后，为确保“丝绸之路”的畅通以及使西域各国能对中国的长期臣服，而设立的特别区域，到东汉后期因社会危机动荡，汉帝国已无力控制西域，遂于公元107年放弃了西域。到了公元552年，一个西起里海，东至辽海，南自蒙古戈壁，北至贝加尔湖的强大突厥帝国形成，公元583年突厥帝国以阿尔泰山为界分裂为东西突厥。到了唐代的贞观年，爆发了唐帝国与东西突厥的数次战争，唐帝国控制西域地区是在消灭东突厥之后的公元640年，这其中还把一个为期140年的以汉人移民为主的小国——高昌消灭。自公元662年起唐帝国就与吐蕃反复争夺该地域的控制，“安史之乱”之后元气大伤的唐帝国在吐蕃的进攻下，于公元790年终于放弃了对西域的控制。
    
    我们再谈谈维吾尔人与西域的关联。维吾尔人在公元前称之谓“丁零”，分布在贝加尔湖一代，以后又改称为高车、狄历、敕勒、乌护、回纥等。随着突厥帝国向东扩张，在6世纪被并入突厥帝国。公元682年被唐帝国击败的突厥汗国（史称：后突厥汗国）东山再起，在经过60余年与唐王朝的和和战战后，到了公元741年，后突厥汗国发生内乱，745年作为突厥汗国的一大部落的回纥借机与唐王朝联手击败突厥汗王白眉可汗，彻底消灭了突厥汗国，建立了漠北回纥汗国。在回纥帝国的鼎盛期间，其版图东接室韦，西至阿尔泰山，南跨大漠，北至今俄罗斯境内的图瓦共和国。到了公元839年，因草原雪灾导致的饥荒以及黠戛斯人（吉尔吉斯）趁回纥帝国的内乱而发起的战争，回纥汗国被迫放弃蒙古高原而大举西迁。在西迁的回纥人中，除一部分融入中原、契丹以及一部分迁移到河西走廊以外，大部分迁移到吐鲁番盆地和帕米尔高原。抵达准格尔盆地的回纥人以高昌为中心，建立了高昌回纥汗国（约864年-1209年）；而在帕米尔高原的回纥人与当地的葛逻禄部落联合成立了黑汗帝国（940年-1231年）。在此后漫长的历史岁月中，这块土地的历史版图不断地被改写，它们分别是蒙古帝国四大汗国中的察合台汗国（1277年-1369年）、突厥化的后蒙古帝国—帖木儿帝国（1370年-1506年）、以维吾尔人为主体组建的国家—叶尔羌汗国（1514年-1680年）、厄拉特蒙古人组建的国家——准噶尔汗国（1680年-1757年）直至最后的满清帝国。以上可以看出，维吾尔人的祖先虽然不是源于现在的新疆，但是自从公元840年开始迁移到这个地域后，就一直定居在那里直至今日。尽管在以后的1000多年历史岁月中，维吾尔人在大部分期间受异族统治，但维吾尔人和其他突厥语系的民族始终是块土地上的主人的这一事实是无可否认的。
    
    在这里要强调的是，随着西迁后维吾尔人的生活方式从游牧文化生活改为农耕文化，特别是随着伊斯兰宗教的传播，在这块土地上形成了一个文明程度丝毫不逊于中华文化而又与之截然不同的西域文化。对这段历史有撰文题为《清朝在新疆的最大失策——民族隔离制度》中这样描述：“自唐代以后……南疆地区开始了长达数百年的漫长的突厥化与伊斯兰化过程。喀喇汗王朝（由回纥人在9世纪建立）统治中亚、新疆时期，是南疆突厥化的重要时期。13、14世纪蒙古人统治时期，南疆又开始了伊斯兰化时期。明朝时期，南疆地区在宗教文化和政治方面更多地受到来自中亚的影响，而非中原内地的影响……。16世纪末，南疆终于完成了突厥化和伊斯兰化，使南疆与中原王朝之间本已脆弱的政治关系基本消失，更严重的是使南疆地区从文化上进入了另一个类型，基本丧失了与中原主体文化的联系。从地理位置上看，回疆与内地相隔万里，且有大漠阻隔，……与内地的交通不甚方便，客观上也限制了其与内地的交融。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回疆与中亚地区则地理位置接近，交通相对也方便，便利其接受中亚伊斯兰-突厥文化的影响。”（摘自-西路军事历史网页）
    
    历史上几乎所有的大帝国都离不开从发源地兴起、到向外膨胀扩张、衰落后又退缩到发源地这一历史规律，有些帝国在衰败后甚至迁徙灭亡。而汉唐两个帝国王朝从对西域的控制直到最后放弃这一历史过程也充分体现了这条规律。两个帝国王朝在西域地区设立行政区域的性质和历史背景都大致相同，两者都是在与异国军事冲突获胜后，为确保后院的稳定而将触角延伸到西域地区。汉唐两代定国都于长安，两者对该地区的称谓略有不同，但都有“都护”二字。从地缘政治上来考虑，这也许两个王朝都把西域看成是屏卫国都的后院。尽管两个王朝都曾在西域设州至县，但毕竟是把该地区看作是边陲地带，国力强盛时对该地区施加掌控，国力衰弱时放弃该地区。而孔捷生先生以“維吾爾人到西域比漢人還晚了近千年”为由，搬出了“自古以来属于中国”这一论点。那么在这里我想问一下孔捷生先生：自古以来有哪个帝国的版图千百年来是一成不变的？汉唐对西域的掌控，也是因为其国力处于鼎盛时期而向外扩张的体现。如果按照以帝国膨胀时期对外吞并领土为依据，得出“自古以来就是某国的领土”这一结论的话，那么世界上岂不是有许多国家和民族都有资格得出同样的结论吗？如果说西安、杭州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谁也不会对此提出异议。而将汉人王朝两度扩充，而又两度放弃，其他民族后来迁移填补的土地说成是自古以来属于中国的，从逻辑上是否能站得住脚呢？孔捷生所说的“汉人移民入疆比维族人还早，西域高昌古国就是汉人苗裔建立的”。首先、而实际上这两个朝代在掌控西域期间并没有向那里大举移民而成为那里的主要居住民族；其次、即便是曾经有一个汉人移民的小国——高昌国，也与当时的中国是两回事，它有些像是今天的新加坡，况且它存在的历史仅仅才140年。
    
    汉人向新疆大量移民是在中共掌握政权的20世纪50年代之后。中共当局为了通过移民在新疆地区实行殖民化，为了使那些农垦兵团的光棍男人们能够传宗接代，将成千上万涉世不深的内地年轻女子们用花言巧语欺骗到了新疆，搞了一个以国家政府为主导的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婚骗”。到了新疆后的许多女子得知真相之后万念俱灰，她们成了中共向新疆推行殖民主义的牺牲品。移民的概念至少还要移民本人心甘情愿地离开故土移居彼地，就像现在的许多中国人移民到北美、澳洲那样。而这些女子可以说是先被骗到新疆，到了之后又被胁迫不许离开新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与其说她们是新疆的移民莫不如说是被运送到新疆的“慰安妇”更为恰当，这是后话了。
    
    （二） 清军占领新疆的历史原因
    
    西域落入满清帝国之手是到了18世纪的中叶，与汉唐王朝不同，这是一个非汉人统治下的中国王朝。在这里需要明确指出的是，与清军入关后直到对中国形成完全掌控相比，清军对新疆的占领晚了将近100年。之所以清帝国在入主中国100年后才完全占领新疆，是因为准噶尔汗国的噶尔丹自1688年不断向满清帝国的后院——喀尔喀蒙古大举进攻骚扰，迫使康熙大帝三次御驾亲征噶尔丹。1688年以来准噶尔汗国与满清帝国的战争长达70余年，这场战争让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帝王大伤脑筋，这在一定程度上消耗了清帝国的国力，直到1757年（乾隆22年）清军击败阿睦尔撒纳后，这场战争方宣告结束。在战胜准噶尔汗国后，清廷为了不使其东山再起，清军对准噶尔人实行了灭绝性的屠杀，被屠杀的准噶尔人多达数十万人。而准噶尔汗国被消灭后遗留下来的真空地带，由哈萨克人、喀什噶尔的塔兰奇人（维吾尔人的一支）、喀尔喀和察哈尔的蒙古人、满洲的锡伯人以及高丽移民所填补。如果说清王朝在进关后就把新疆看作是自己应控制的疆域的话，那么就不会等到一个世纪之后才去占领新疆。被满清帝国占领后，该地区始称谓为“新疆”。这块土地之所以被称为“新疆”，正是因为消灭准噶尔汗国之后，为了使这块地区不再成为扰乱满清帝国的温床，才将这里纳入清帝国所控制的新边陲地区。这也是清王朝国力鼎盛时期（即所谓：康乾盛世）对外扩张的疆土。
    准噶尔汗国之前的叶尔羌汗国与刚刚建立的满清帝国保持着良好的贸易关系。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如果噶尔丹可汗和后继者如果与满清帝国的关系能像叶尔羌汗国那样的话，两者可以作为各自为政的帝国共存下来。实际上，自1727年至1734年清帝国与准格尔汗国经过多次战争之后，1735年雍正皇帝曾经与策妄阿拉布坦之子噶尔丹策零可汗签订了和约，划定了两大帝国的边界。如果这个状况当时能够延续下来的话，新疆地区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独立实体。至于这块土地以后是改由维吾尔人统治还是由厄拉特蒙古人继续统治，则另当别论，但是可以断定至少没有了与满清帝国的瓜葛，而没有了与满清帝国的瓜葛也就不会有今天的“新疆”。准噶尔汗国与清帝国的战争不是一场所谓“平息内部叛乱”的战争，而是两个帝国之间发生的战争。
    
    另外，即便是清廷统治新疆之后，其动乱局势也没有因清廷对准噶尔的平定而平息下来。从18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在新疆所发生的大大小小动乱不下20起。它们是：大小和卓之乱（1758年）、迈喇木事件（1760年）、乌什起义（1765年）、犯屯暴动（1767年）、孜牙墩事件（1815年）、张格尔之乱（1820-1828年）、浩罕入侵（1830年）、胡完事件（1845年）、沙木蒙事件（1845年）、七和卓之乱（1847年）、铁完库里事件（1852年）玉散霍卓依善事件（1855年）、贸易圈事件（1855年）、迈买铁里事件（1857年）、倭里罕之乱（1857年）、额帕尔事件（1860年）、杨三腥事件（1863年）、同治年间发生的新疆农民起义（1864年）、沙俄入侵（1871-1882年）、阿古柏入侵（1865-1877年）、吴勒子事件（1899年）、吐尔巴克事件（1907年）等等。其中最让清政府尴尬的是，1755年刚被清军从准噶尔囚禁中解放出来，又被清廷任命统治喀什和叶尔羌的地方首领，理应效忠于清廷的波罗尼都弟兄二人，却不买其“关怀照顾”的帐，不久即与清政府分庭抗礼，成立了“巴图尔汗国”。在这些大大小小动乱事件中虽然起因各异，有些事件还与外部势力介入有关，但是其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因为这块与中华文化截然不同的西域与中国难以水乳交融。层出不穷的动乱使得满清王朝最后不得不于1884年废除了由采用当地沿袭下来的“伯克”行政制度，改为中央直接控制的“新疆省”。
    
    依上述所见，“新疆自古以来属于中国”的这一历史观点既无法站住脚；清王朝对新疆的占领也并非是“统一中国”，而是对外的侵略扩张，否则这个地区就不会被称之为“新疆”了。从现在新疆的许多地名都是来自蒙古语，仅从这点来看，蒙古人对新疆的历史影响远远超过汉人对新疆的历史影响。
    
    （三） 被斯大林舍弃的棋子——功亏一篑的东土耳其斯坦建国运动
    
    民国初年，在杨增新历时17年的“无为而治”怀柔统治下，新疆经历了一个短暂的和平时期。1928年杨增新被暗杀后，接管新疆的金树仁一改杨增新的做法，对百姓压榨盘剥，特别是开征屠宰税以及禁止麦加朝圣遭到穆斯林的反弹，在哈密不顾当地人的反对，一味强行“改土归流”，最终激起了当地穆斯林的反抗，1933年爆发了哈密起义，这也被称为第一次东土耳其斯坦运动的建国运动。由于内部矛盾，这次运动仅半年就流产了。
    
    时隔11年后的1944年8月再度爆发了更大规模的史称第二次东土耳其斯坦运动建国运动，当地人称之为“11月革命”，宣布成立“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脱离中国。后来又被中共官方称之为所谓的“三区革命”。毛泽东在1949年8月给当时的领导人之一后来因赴北京途中，飞机失事而身亡的阿合买提江•哈斯木的信写道：“你们长期以来的斗争是全中国新民主义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而阿合买提江•哈斯木在1946年就表示：“我们所从事的这场斗争是民族革命斗争。”独立运动一开始就向苏联提出了求援的要求，而该运动也得到了苏联的大力支持，苏联方面派出了以彼得•罗曼诺维奇•阿列克山德洛夫为指挥的苏联正规军进入伊梨，并出动了坦克、大炮甚至空军，来参与了这场东土耳其斯坦运动的独立战争。在苏军的参战配合下，东土耳其斯坦军势如破竹，到了1945年7月北部其势力扩展到了塔城、阿勒泰等地区，最后直至距乌鲁木齐仅134公里的玛纳斯河西岸，到了这时，对东土耳其斯坦的军队来说乌鲁木齐已经是唾手可得了。就在东土耳其斯坦军队正准备跨越玛纳斯河向乌鲁木齐进发之际，来自苏联方面的一个停止进军的命令，就将这场轰轰烈烈的东土耳其斯坦民族独立斗争断送在襁褓之中。
    苏联对东土耳其斯坦运动态度的前后变化，有其深刻的背景。在30年代第一次的东土耳其斯坦运动之后，取代金树仁统治新疆的盛世才善于见风使舵，他最初打着“反日、亲苏”的旗号以博得苏联的欢心，通过苏联对他的支持，以巩固他的新疆独立王国。而苏联也认为通过支持盛世才对新疆的统治，可以将这里纳入苏联的势力范围。中日战争爆发后，自1937年7月至1938年夏的一年之间，苏联通过阿拉木图-乌鲁木齐-兰州这条渠道向中国输送了大批军援物资，以致宋美龄在1940年承认：三年抗战期间，我们从苏联那里得到的援助，超过了来自英美援助的几倍。之所以当时苏联支持盛世才而不支持当地的东土耳其斯坦运动是苏联担心来自远东的日本势力，与其支持新疆的独立与中华民国产生摩擦莫不如通过支持盛世，以中国的力量来牵制日本，这对当时的苏联来说是个至关重要的国策。当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无力顾及新疆之际，盛世才对局势做出了误判，认为苏联会输掉这场战争，因此对苏联的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变。1942年8月盛世才将苏联势力赶出新疆，同时又将中共驻新疆代表毛泽民、陈潭秋、林基路等人逮捕入狱，最后处死。对盛世才这种翻手云覆手雨的做法，苏联方面异常恼怒。1944年在苏德战争的战局发生逆转之后，苏联得以腾出手来再次插手新疆。在苏军的参与下，就在东土耳其斯坦运动统一全新疆指日可待之际，在莫斯科，斯大林与宋子文就日本战败后苏中关系以及苏联在华利益方面，进行了讨价还价的谈判。在得到中华民国政府对苏联在东北地区拥有的诸多特权以及对外蒙古独立的承诺之后，作为回报，苏联答应中华民国政府不支持中共以及撤回对东土耳其斯坦民族独立斗争的支持。就这样，一场由弱小民族发动并借助苏联力量争取民族解放的运动最终却被其运动力量支持者——苏联当作一个交易的砝码出卖了。
    
    苏联对东土耳其斯坦运动由开始支持到最后出卖的出尔反尔举动，体现了斯大林有意以这个民族运动为利用工具，来增加对中国的谈判筹码。按照俄国人的地缘政治学的逻辑，在与强国对手打交道的历史中，弱小民族常常被俄国人拿来当作手中的交易筹码，而这些肮脏交易则意味着是弱小民族的命运被宰割、被蹂躏。二战爆发前苏联与纳粹德国签订瓜分波兰的秘密协议；1939年诺门罕战役后苏联与日本签订划分满蒙势力范围的日苏互不侵犯条约；二战结束后，东西德国和南北朝鲜的形成也是当时苏美两大强国政治交易下的产物；苏联甚至还向美国提出过苏美两家共同瓜分日本（即像南北朝鲜那样，将北海道纳入苏联的控制范围）的建议；在与中华民国政府谈判中，对两大国夹缝中间的中亚地区以及蒙古也同样如此。中亚地区的民族主要是由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以及东土耳其斯坦（既：维吾尔）所组成。这些地区除东土耳其斯坦之外，大部分地区自沙俄时代就纳入其帝国版图，而斯大林也考虑到与其将这些文化宗教相同的穆斯林地区统统纳入自己版图，不如将这块地区分割开来对其统治更为有利。这也许就是当时苏联在与中华民国的谈判中，为什么一定要坚持让外蒙古从中国独立出来，而放弃对东土耳其斯坦独立运动支持的根本原因。
    
    （四） “疆独”的根源——拒绝认同中国
    
    大国之间的博弈，对夹在中间的弱小民族而言，用“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这一句话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从维吾尔人的民族情感来说，对被出卖的悲愤和对异族人统治他们的愤恨是可想而知的。之所以维汉之间的民族冲突不断，就是因为维吾尔人始终认为他们是被侵略、被蹂躏的民族。他们拒绝对中国的认同，我们可以从以下的文章描述中窥见一斑：
    
    “一位维族青年的话一直让我无法忘怀。当我问他想不想去麦加朝圣的时候，他回答那是他的梦寐以求，但是他现在不能去，因为可兰经中有这样的教导，当敌人还在占领家园的时候，不能去麦加朝圣。他没有把话说下去，但是已经不言而喻。为了他梦寐以求的愿望，他一定会不遗余力地为把汉人赶出新疆而战斗。……有位外国记者在报道中写的场面让我难忘：一个七岁的维吾尔儿童每晚把当局规定必须悬挂的中国国旗收回时，都要放在脚下踩一遍。怎样的仇恨才会让孩子做出如此举动呢？我在宁夏遇到一家人，他们去新疆七八年又迁回宁夏。女主人这样解释：连那么大点的孩子看咱们的眼光都好像有仇，还从背后扔石头，你说那地方能呆吗？的确，从孩子身上最能看出民族仇恨达到的程度。如果连孩子也参与其中，就成了全民同仇敌忾。巴勒斯坦的暴动场面总能看到孩子的身影，正是反映这一点。我将这种民族主义的充分动员和民族仇恨的广泛延伸称为‘巴勒斯坦化’。在我看来，新疆目前正处于‘巴勒斯坦化’的过程，虽然表现上不似巴勒斯坦那样外在，但在民族内心中却不断发展。（摘自王力雄的《我的西域，你的东土》）”
    
    “……我的班上也有维族是那种能说流利汉语，并且接受汉族教育的，我开始是学历史的，老师讲抗战的时候我从家里拿了一本《三光》这本书可能论坛的同志都看过的，内容是侵华日军的回忆罪行的，我给她看，她只是泛泛地看看，然后对我笑笑说“你们汉族人真多，这样杀都杀不完。”我当时没反映过来，但是我记住她的名字叫买买提•帕丽旦。……（摘自博讯《一个军人曝光的‘新疆暴乱’》）”
    
    从上述这些描述可以看出，把一个拒绝认同且又敌视汉人国家的民族强拉进来，对汉人来说，无异于《西游记》里的牛魔王将孙猴子吞到自己肚子里。
    说到对国家民族的认同，不妨倒过来说，汉人对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满清帝国是否认同呢？不要忘了，没有满清帝国也决不会有今天的新疆自治区、西藏自治区。坚持大一统观念的人，无论是民间的还是官方的史学家，将清朝往往称之为中华民族的多民族统一国家。按照如此逻辑，那么既然满人为现在的汉人开拓了如此广袤的疆土，汉人应该像到处供奉关公像那样将清太祖——努尔哈赤像到处供奉起来，对满清帝国充满感激才对。可实际上，汉人也恰恰不认同这个满清帝国。前一段时间北京满学会会长阎崇年先生在无锡被人掌掴的新闻，让我大跌眼镜。我没有拜读过他的大作，仅仅是在中央电视台上看过他的《明亡清兴60年》的系列讲座。在节目中当他用“爱国主义”这个字眼来赞扬袁崇焕的抗清事迹以及描述山东某城镇（地名我忘记了）军民全体抵御淸军进攻的历史故事时，我满以为阎崇年先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汉爱国主义者”，没有想到他的作品中还有着赞誉多尔衮的历史作为、为文字狱开脱以及称清朝的建立是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融合等观点。这两个自相矛盾的观点，我不知道到底哪个是他的真心话，哪个是他的违心话。或许他的引起众怒的那些观点并非是他的心里话，而是多少迎合了当今官方的舆论导向。因为谴责清朝时代的文字狱无异于会联想起今天的中共高压统治；而把清朝的建立说成是中华民族的融合，而不刻意强调“抗清”，无非是回避民族矛盾，把今天中国当局对新疆、西藏的统治从逻辑上予以合理化。不管这番话是否是他的违心话，却惹怒了那些具有强烈民族情绪的汉人。阎崇年被打，引起了网上的一片拍手叫好，即便是那些似乎很理性的汉人学者也咬牙切齿地说：“不仅要用手打，还要脱下鞋子来，用鞋底狠狠地抽他的脸”。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阎崇年先生不是为清朝的文字狱开脱而是为秦朝的焚书坑儒开脱的话，是不是还会挨巴掌呢？清朝灭亡将近100年了，而满人最后也被中华文化“融合”得无影无踪了。100年后的今天，阎崇年先生在无锡被掌掴，也许是“代人受过”，却也足见直至今日汉人对满人的仇恨还是没有忘记。
    
    （五） 挂羊头卖狗肉的“民族自治”与纳粹集中营式的“民族融和”
    
    在这次新疆暴乱事件发生后，出现了一些呼吁取消“民族自治”以及大力推行所谓“民族融和”的声音。发表在新加坡《联合早报》以及在博讯转载的汪应果先生的文章《中国必须摈弃前苏联的民族政策》（博讯2009年07月11日）和张鹤慈先生发表在博讯上的文章《民族自治是民族冲突的根源》（博讯2009年07月22日），可以说是这些观点的代表作。
    
    他们两个人相同的观点就是要取消民族自治，他们二位之所以提出这种观点，也许俩人都天真地认为现在的西藏和新疆实行的都是名副其实的“自治”。张鹤慈先生写道：“民族自治是以相对全国来说的少数民族，而在某一个地区是多数的民族，给这个民族特别的治理的权利。在多民族聚集的地区，给一个相对多数的民族特殊多权利，就是剥夺了其他民族的基本权利。” 他的文章我不打算在这里占用篇幅大段引用，只把他的观点扼要地归纳一下：（1）新疆这块土地既然被汉人占领，那就是现实，除非有实力改变这个现实；（2）汉人既然占领了这块地区，就不能考虑维吾尔人的状况，否则，就等于剥夺汉人的权利；（3）维吾尔人的文化不能成为自治的理由，其文化应该自生自灭；（4）取消民族自治。
    按照张鹤慈先生的逻辑，是因为藏人和维吾尔人的“自治”，汉人而被“剥夺”了权利。大概张鹤慈先生还没有搞懂自治的真正含义，我劝张鹤慈先生拿现在的新疆和西藏的现状与中东的巴勒斯坦、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加拿大的魁北克等当地少数民族的自治状况甚至用缅甸境内汉人居住的果敢地区以及香港的现状作一下对比，就会明白什么是真正的自治。对于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区的现状，任何一个稍微有头脑的人都知道，这个所谓“民族自治区”无非是个破烂不堪的遮羞布而已。实际上，作为一个民族的基本权力被剥夺的恰恰是藏人和维吾尔人，无论是来自中国官方的高压统治还是民间的经济文化侵蚀，他们的经济地位以及文化空间已经到了濒临毁灭的边缘。当达赖喇嘛提出在中国的框架之内实行真正的民族自治的诉求时，中共统战部副部长朱维群则毫不掩饰地声称：“在中国搞民族区域自治就是这个搞法，没有别的搞法，没有别的什么‘真正的自治’。”朱维群先生与张鹤慈先生的区别是，一个是勉强挂着这块捉襟见肘的遮羞布，一个是干脆扯下这块遮羞布而彻底“裸奔”。
    
    现在许多新疆汉人认为自己在新疆是二等公民，维吾尔人比汉人高人一等，可维吾尔人却依然不买账，从而心理感到失衡。俗话说：“将心比心”。我们不妨把维吾尔人所处的现状和汉人的位置调换过来设想一下吧，假设中国祖祖辈辈居住的地方让维吾尔人的军队占领；汉人因为不满其统治而被维吾尔人投入监狱；汉人因为街头抗议被维吾尔人的军队射杀；自己祖祖辈辈居住的土地被维吾尔人蚕食；大街小巷充满了维吾尔文化而汉人的文化处于边缘化；汉人祖祖辈辈供奉香火的庙宇被清真寺取代；汉人土地上的经济资源被维吾尔人拿走而汉人沦为赤贫；反过来维吾尔人再用考大学的分数照顾或者其他的“优惠政策”向汉人施舍的话，汉人是不是应该感谢维吾尔人呢？我们不禁联想一下最近在缅甸果敢地区发生的事件，那些热血的中国民族主义者们在为果敢汉人鸣不平的时候，我可以告诉这些人，果敢汉人最近的遭遇就是维吾尔自从汉人统治以来尤其是在中共统治下的近百年来的遭遇。而果敢地区的汉人与维吾尔人不同的是，果敢汉人至少20年来在那块土体上还货真价实地实行了民族自治，而维吾尔人却在自己的土体上连果敢地区汉人的那点自治权力都没有。而张鹤慈先生却大言不惭地说是少数民族的“自治”剥夺了汉人的权力，真可谓是贼喊捉贼。
    至于读了汪应果先生的文章后，更感觉是希特勒轮回转世来到了中国。他的观点扼要归纳为：（1）中国只有一个民族——即：中华民族，不承认其他民族的存在；（2）加强所谓“民族大熔炉”的力度；（3）要用“王胡子”式的人物震慑其他民族。
    
    对汪应果先生的上述论点我的看法是：（1）我也承认中国等于中华民族——换句话说只有汉人才能算是真正的中国人（这次乌鲁木齐的汉人上街挥舞着五星红旗去攻击维吾尔人，可以说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目前中国境内除汉人之外的所谓55个民族的划分从民族学角度上看是否准确有待于探讨。其他的那些少数民族，他们对自己的地位如何看待、他们对中华民族是否认同，我了解的不是很全面，不好妄下结论。但是我可以说，在中国境内的那些有自己文化、语言、宗教以及有自己的民族独立历史，如：西藏、蒙古、维吾尔、哈萨克、乌兹别克、克尔克孜、塔吉克、朝鲜等民族与中华民族截然不同是无可否认的客观事实，其中有些民族在中国境外还有自己独立的国家，这些民族决不会认同自己是中华民族。而那些在境外有着自己国家的民族地区的民族矛盾不像西藏和新疆维吾尔人居住的地区那样凸现，并不说明这些地区没有民族矛盾，而是因为这些民族在中国境外有了一块属于自己的民族生存空间，他们的民族希望寄托在了自己的母国身上。从一个民族命运来说，和藏人、维吾尔人相比，这些民族的命运可以说要幸运得很多，而藏人、维吾尔人恰恰是没有这块属于自己的民族生存空间。我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民族矛盾，那就是中华民族必须承认藏人、维吾尔人的民族生存权。要么中华民族与藏人、维吾尔人组成一个泾渭分明的邦联国家，要么就是承认藏人、维吾尔人的民族独立权利；（2）汪应果先生谈到的所谓“民族大熔炉”。我在这里要说，本人并非反对民族文化的融合。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相互交往的社会。在彼此交往过程中，异民族的部分文化融入到自己本民族的文化当中也是很自然的。现在不论哪个国家的男士，凡是在正式的场合下穿戴大多是西装革履，男士的西装可以说是世界各民族所认同的文化融合的典型范例。但是必须强调的是，民族文化融合应置于被接受融合民族的所自觉自愿的前提之下，而不是赤裸裸地强迫融合或者变相强迫的民族融和。日本人所用的汉字与和服可以说一种文化融合，是日本人心悦诚服地接受了这种融合。而汪应果先生所提倡的所谓“民族融和”恰恰是多尔衮式的“留头不留法，留发不留头”的文化融合，他所称之的“民族大熔炉”听起来更像是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焚尸炉。如果说纳粹德国对犹太人是明火执仗地用消灭肉体来进行种族灭绝的话，那么中国目前对藏人、维吾尔人所实行的政策，则是除了暴力屠杀之外、还要在经济上、文化上以及宗教上挤压当地的文化空间，使之边缘化，直至最后将这些地区的非汉民族文化彻底消灭。这种软硬兼施的种族灭绝手段比纳粹德国迫害犹太人的手法相比更为阴险狡诈；（3）至于汪应果先生谈到要把“王胡子”式的人物抬出来震慑维吾尔人。我在这里要对汪应果先生说：在中国这个2000年以来暴徒呆子层出不穷的国度里，是从来不会缺少“胡子”的。“老王胡子”见阎王爷去了，还有“小王胡子”在新疆作威作福，还有“江胡子”、“胡胡子”等等……
    
    更可笑的是张鹤慈先生和汪应果先生还拿出美国的例子作对比，说在美国只有国家概念而没有民族概念，中国应该像美国那样对所有的民族一视同仁，强化一个中国的国家观念而消除各自的民族观念。有两个问题他们二人大概没有搞清楚，第一、美国之所以对所有民族一视同仁，这要归结于美国建国时期《独立宣言》所奠定下的人权理念在美国建国200多年后，通过透明的民主制度、公正的司法体系等一系列社会机制发展完善的结果。美国历史有过种族歧视不光彩的一面，到现在也不能说种族问题在美国已经彻底得到解决，但是经过全体美国黑人包括许多白人的长期共同不懈努力，当年马丁•路德•金所描述的梦想在今天的美国已成为现实。反过来，将与马丁•路德•金同样获得过诺贝尔和平奖，与马丁•路德•金同样奉行非暴力主义的达赖喇嘛视之为“豺狼”，数千年来充满着崇尚暴力统治、专制独裁文化的中国，要把美国那套治国要领学到手，恐怕要等到太阳从西面出来；第二，这两位先生似乎更忘了，除了少数印第安人以外，美国是一个由来自世界各地不同民族所组成的移民国家，而非原住民国家。原住民国家与移民国家最大的差异就在于：原住民国家或多或少都有着与生俱来的排外倾向，这种排外倾向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民族意识的体现。而在美国这个移民国家里，各民族的移民没有忘记自己的根在何处，作为美国人来说，他们比别国人更注重自己身上具有几分之几的血统，但正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根本源头”不在美国，美国对他们来说是一条同舟共济的大船，所以才能强化美利坚合众国的共同国家意识而淡化彼此之间的民族来源意识。在有着不同民族后裔的美国，美国人可以接受一个黑人成为他们的总统、他们的国务卿；同样在也有不少非洲移民的英国和法国，你却很难想象英国人和法国人会接受一个黑人成为他们的首相、他们的总统。纽约的自由女神像所象征的自由和一个容纳百川的移民国度，使得美国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美国可以在坚持自由、民主、人权理念的前提下，国家不会解体；而苏联帝国实行了“公开化”就会分崩离析。我想这也是二位先生所说的为何美国人只有国家概念而没有民族概念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另外，如果汉人以为自己的文化将其它民族的文化“融合”掉了，那被“融合”的民族，就不会再有自己民族意识的话，那可就大错特错了。实际上，有些民族的后裔因为生长在汉人的文化圈中，已经不懂自己民族的语言文字了，但是这些被汉文化同化的其它民族后裔并没有因为自己身上没有了自己的民族文化，而忘却自己的民族归属。内蒙古土默特旗的蒙古人被汉文化同化了有百年历史了，除了有些人还保持蒙古人的姓名以外，其它方面在他们的身上已经看不到任何蒙古人的痕迹了。然而就是这么一块被汉民族文化100%同化了的土默特旗人，其作为蒙古人的民族意识却并没有丝毫的蜕化。
    
    世界维吾尔大会伊里夏提这样论述道：“我大概可以算是中共的同化政策的实验品之一，我从小上汉语学校，受汉化教育。但这一切并没有改变我。 我本人就可以证明语言的改变不能改变一个人的民族属性，民族自豪感。我的维吾尔语水平，远不如我的汉语水平。 但这并没有妨碍我变成一个维吾尔民族主义者，为维吾尔人的自由而奋斗。对汉民族文化的了解，使我对这个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敬佩，但这个民族的自私，狂妄，对历史的无知又令我无奈，失望，愤恨； 有时又很反感。汉文化使我的视野更广阔，也更了解了汉人。作为个体的人，我可以和汉人做朋友，作为维吾尔人的一分子，我却无法理解这些个极端大汉民族沙文主义者， 或所谓的“粪青”们……。”（《也谈王震》世维大会 2009年9月11日）
    
    （六） 奉劝汉人做一个“好帝国主义”
    
    这次新疆流血事件发生后，在发表的各种评论文章中，孔捷生先生的观点是站在弱者的一边，同情维吾尔人的遭遇，抨击了现行的中国政策，体现了为人的良知，但是他所说的“新疆自古属于中国”这个观点我却不能苟同；至于张鹤慈先生和汪应果先生，他们俩位完全是体现了野兽丛林法则的逻辑观，类似他们那样充满着弱肉强食的帝国主义心态的人则是数不胜数；而像王立雄先生那样能够彻底抛弃大汉民族沙文主义，体会到被压迫民族的痛苦，并为之鸣不平的汉人可真是寥若晨星。
    
    汉人身上的那种 “有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帝国沙文主义心态可以说是由来已久、根深蒂固。从历史上看，中国的帝国主义膨胀时期是在汉唐时代。汉唐之后的中国，其帝国势头一直受到压制。特别是到了清代，前有满清帝国的统治，后有国际列强的侵略，使得这种帝国心态的压抑感愈发强烈。在满清帝国灭亡后，经过100多年来的社会整合，1949年毛泽东在天安门上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的时候，更确切地说一个大一统的中华帝国又以共产主义的面孔重新出现了。随着最近30年来的经济发展，中国的国力有了一定的增长之后，这种被压抑已久的帝国主义情绪又开始膨胀外露起来。
    
    “帝国主义”当然不是个好听的名词，帝国主义一词最早出现在罗马帝国，无论是古代的帝国主义、中世纪的帝国主义还是近现代的帝国主义。弱肉强食的野兽丛林法则是其共性。世界上有许多国家都扮演过帝国主义的角色，然而各个不同的帝国主义国家给那些殖民地地区带来的历史影响也是各不相同的。既然汉人从帝国主义心态中解脱不出来，那么就不妨从世界历史上的那些帝国主义范例中寻找一些值得借鉴的地方，去做一个“好帝国主义”。
    
    在世界上各帝国主义当中，做得最高明的可以说是大英帝国，其最为典型的例子莫过于香港。香港回归之前，港人对“英夷”离去的惆怅和眷恋，对“阿爷”接管香港的恐惧和抵触是有目共睹的。英国人统治香港150多年，出发点当然不是为了港人。但是在统治香港的150年期间，毕竟将其文明社会的社会机制引进到了香港，一个人杰地灵、勤劳务实的香港本土文化与一个完善的法制制度和自由开放体系的欧洲文明互相融合，造就了一个举世瞩目的“东方明珠”。而香港回归后10年后的今天，港英时代不可想象的问题逐渐显露出来，社会治安的日趋恶化、新闻媒体被钳制、民主人士不断受到黑帮式的骚扰、独立完备的司法制度受到的严重挑战，香港这个“东方明珠”日益失去往日的璀璨光辉，这使得那些大多数经历过港英时代的港人无不怀念殖民时代的岁月光阴。对此中共当局不得不承认：香港土地虽然回归，可港人人心并未回归。
    
    日本在中国大陆的所作所为自然不能恭维，它对朝鲜半岛的统治也不能说是很成功，但对台湾的治理却有可圈可点的地方。在日本统治台湾期间，不否认有过铁血政策统治的时期、也不能否认战争期间又把“皇民化运动”强加给台湾人的这段历史，但是也有三个不容否认的事实。第一、日本在统治台湾期间建立的初步工业化体系和国民教育体系，为战后的台湾经济起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35年，中华民国政府派考查团参加了“台湾统治40年纪念博览会”，考查团对台湾的经济成赞不绝口：“台湾给人家搞了40年，就和中国拉开了这么大的差距”；第二、日本虽然对台湾的暴力反抗进行武力镇压，但是对台湾当地非暴力和平的请愿诉求却比较宽容。到后来随着在日本步入“大正时代”的民主体制后，在旅日的台湾人组织“新民会”以及岛内的社团组织“台湾文化协会”和其他各种社团组织的推动下，日本在1935年公布了《台湾地方自治制度改正》。新法规定，台湾的州会、市会议员和街庄协议员，均由全部官选改为半数民选。这是台湾历史上第一次经由民选方式产生议员。只是由于后来中日之间爆发战争，这些活动又被禁止；第三、在台湾的各级日本行政官员的敬业尽职和为政清廉的作风，与后来接管台湾的国民党官员的渎职无能和贪污腐败的现象形成鲜明对照，这是台湾爆发228事件的一个根本原因。现在的台湾人依旧对日本怀有亲近感，这也是和日本治理台湾时期给台湾人留下的深刻印象分不开的。
    
    除此之外，我还特别想将俄国的例子拿出来叙述一下。与英国人相比，俄国人的口碑就差了许多，尤其是在冷战时代在前苏联控制下的东欧各国对俄国人没有什么好感。同样，在中国人眼里，俄国也是一个最凶恶的帝国主义，中国人一提到俄国人在历史上如何掠夺中国领土就感到愤愤不平，那么我要说，俄国人掠夺土地不假，可掠夺的土地并非是中国人祖祖辈辈的土地，而是蒙古人、满洲人和中央各突厥民族的土地。这与其说中国龙被俄国熊咬下去身上一大块肉，莫不如说是更像一个强壮的雄狮从一条瘦小的鬣狗嘴边抢走了猎物，而这个夹在两个野兽中间的猎物食饵就是中亚各民族和蒙古民族。两个帝国固然一样的凶恶，不过我还是想把两者做个区别。如果把俄国比喻成一个吃肉尚还能吐骨头，有时甚至还能将嘴边的肉放弃的猛兽的话，那么中国则是一个吃肉不吐骨头、吃草不留根径的妖魔。我之所以这么说，是把前苏联控制下的外蒙古以及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中亚各国的现状与在中国境内的内蒙古以及新疆做出的比较得出了这个结论。俗话说：鞋是否合脚，只有穿鞋的人才知道。我的一个朋友去过几次外蒙古，她告诉我，当地的蒙古人虽然也很反感俄国人那种盛气凌人的沙文主义行径，但是蒙古人认为俄国人再怎么霸道，也不会消灭蒙古民族文化；反过来如果换上中国的统治那就意味着蒙古民族的彻底毁灭。同样，前苏联中亚地区的各加盟共和国，虽也受到大俄罗斯民族沙文主义的压迫，但是比较起中国统治的新疆而言，那些中亚民族更倾向于俄国那一边。这说明了为何在两大帝国统治下的同样地区，在历史上发生了有成千上万的民众从“自治区”逃亡到“加盟共和国”去的事件，而却没有发生成千上万的民众从“加盟共和国”逃亡到“自治区”来的事件。在俄罗斯统治下的中亚地区，虽然没有做到像英国统治香港，日本统治台湾那样，但是总的来说，中亚各民族的民族文化生态相对来说获得了保护。随着苏联帝国的解体，中亚各民族又重新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与“自治区”的同属突厥民族的维吾尔人相比较，那些“加盟共和国”的中亚各突厥民族大概要从心里感谢老毛子。
    
    中国有句古话：“其身正，不令则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曼米(Albert Memmi)在《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一书中所说：“为了克服自卑感的创伤，当地人首先会想同化，就是模仿帝国主义文化，甚至宁可完全失去自我。他们模仿殖民者的习俗、衣着、膳食、建筑、以及一切。而在钦羡殖民者的同时，他们心中相对地产生了自惭甚至自恨的情结，于是本地文化和一切产品都被贬值。”那些“好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统治之所以成功，其原因就是宗主国的优越国政民风与本地原有的国政民风形成了截然相悬的差距。这让被统治的殖民地人们感到敬服之外，也对自已的民族根源产生了一定的自我否定影响力。
    
    而中国对西藏和新疆维吾尔人地区统治的失败，从根本上说，这个统治民族并没有赢得被统治民族的丝毫敬意。汉人从骨子里歧视藏人、维吾尔人的同时，藏人、维吾尔人同样也从心里鄙视汉人。从历史发展来说，在西方文明闯进中国之前，西域文化也罢、雪域高原上的文化也罢，其文明程度决不逊于中华文化。鸦片战争后，因地理上的优势。使得汉人较之这些闭塞的地区率先接触到了西方工业文明，并经过百年来的发展，与其拉开了差距。以前经济落后时候，中国备受歧视；然而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上升，中国人做人的尊严却并没有随之提升。当看到的遍布各地的“豆腐渣工程”、泛滥社会的假冒伪劣产品；当看到那些争先恐后地将子女亲属送到国外的贪官污吏、富豪大亨以及放弃自己中国国籍的明星大腕们，面对统治民族本身的道德沦丧，不要说是国外人，就是被汉人所统治的藏人和维吾尔人能从内心里敬佩这样的民族吗？
    
    （七） “大一统”情结是专制社会的最后堡垒
    
    这次的新疆民族冲突戳穿了中共当局60年来编织出来的“民族团结”、“民族自治”的皇帝新衣，给中共建政60周年献上了一份“厚礼”。实际上，有种种迹象显示了中共当局在幕后一手操纵导演了这次的民族冲突。这些年愈演愈烈的突发暴力事件，总是凸现出官民之间的严重对立。而这次新疆的民族冲突，官民之间却体现出了罕有的一致。当王乐泉领人高呼“打倒热比娅”的口号，同时劝说汉人老百姓不必亲自动手袭击维吾尔人，承诺由政府替他们“出气”的时候；当暴力事件发生后故意姗姗来迟的武警队伍在乌鲁木齐大街耀武扬威地巡逻引起汉人百姓阵阵掌声的时候，我想这个结果就是中共当局所最愿意看到的。
    这次乌鲁木齐汉人手持棍棒刀斧上街对维吾尔人大打出手，表面看气势汹汹。而实际却将这个民族自古以来欺软怕硬、仗势凌人的奴才传统文化表露无遗。对乌鲁木齐汉人袭击维吾尔人的暴行，有人做了辛辣的讽刺：
    
    “这次乌鲁木齐的汉人真教人看走了眼，这些兄弟究竟长了几个睾丸？听说政府宣布一百多个汉人被维吾尔族杀了，就拿起棍棒刀斧上街追杀维吾尔人，连满街满巷的军警装甲车都不怕，这胆儿是从哪里来的？共产党搞土改，杀了成千上万的汉人地主，没见一个汉人上街追杀土改干部，共产党搞工商业改造，夺走资本家所有财产，没见一个汉人上街追杀，共产党镇反杀，反右杀，文革杀，六四杀，杀的大多是汉人, 何曾见过汉人拿刀棍上街复仇，追杀匪共党徒？……就算真死了一百多号人，也不及全国城管，拆迁办，计生办和公安警察一天打死的汉人的一个零头，三鹿奶粉毒害多少孩童？谁见过有一个汉人义愤填膺，拿刀棍上街追杀官商一家的三鹿集团？克拉玛依大火烧死的孩童，里面的汉族也不止一百多，谁见过有一个汉人义愤填膺，拿刀棍上街追杀先走的领导？汶川地震死了几万孩童，难道一个都不是汉人的子女？谁见过有一个汉人义愤填膺，拿刀棍上街追杀建造豆腐渣校舍的奸商？……”（牛乐吼——《新疆的汉人长几个睾丸？》）
    
    这个评论可谓一语中的。汉人上街追杀维吾尔人多少受到了当局的纵容，他们的对手不是武装到牙齿的军队、武警、公安，而是从人数上比他们少得多的弱小民族。除了遭到武警发射过来的催泪弹以外，他们的暴行几乎不冒任何风险，不会像六四那样遭到军队的机枪扫射和坦克碾压，更不会被“秋后算账”。在某种意义上，政府和军队甚至为他们做后盾，因而他们才能有恃无恐，将狗仗人势的奴才本能发挥到了最大限度。我本人并不赞成维吾尔人对汉人采取的暴力行为，但是要指出的是，维吾尔人对汉人的暴力伤害，与汉人对维吾尔人民族压迫和伤害是远远不成比例的。维吾尔人是个受迫害的民族，而汉人却是迫害人的民族。
    中共建政60周年来，虽说在经济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为世人所瞩目。但是其背后的社会矛盾的日益激化，也愈来愈动摇其统治地位。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早已不足以凝聚人心，而经济的发展又因为分配不均导致的贫富悬殊的扩大，使社会动乱加剧，现在可以用来维护专制政权的最后社会基础就莫过于煽动民间的民族主义了。这些年来，在国际上的反美、反日、反法的民族主义鼓噪，在国内镇压藏人、维吾尔人的民族沙文主义行径，每每都能获得社会民间的支持。
    
    苏晓康先生在最近发表的《崩溃是大一统的宿命》文章中写道：“中国人的价值观因欠缺人权维度，则断然不会有种族平等意识，这是‘大一统’的死局所在。……当代中国人（中原人）对西陲的看法，跟古代（中世纪）汉胡/华夷之间的征伐、怀柔那一套相去不远，只不过羼入了一截‘近代耻辱’之后，其‘受难遗产’多为负面、病态，大汉族主义特别亢奋，且有‘民族自闭’倾向，听不见它的受难者的声音，而汉族精英中，对边陲异族秉持‘同情的瞭解’者凤毛麟角，甚至‘自由化分子’多数也持‘大一统’理念。”
    
    中国人既然不能从“大一统”的框框中解脱出来，那么挥舞“大一统”的大旗对独裁政府来说就是手中最好的武器，它也是专制社会赖以生存的最后空间。法国人说：“爱国主义是流氓的最后庇护所”，这句话拿到中国来就是：“‘大一统’情结是专制社会的最后堡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