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梁:中国，与维吾尔民族为敌

作者：谷梁

 

近年来，维吾尔人与中国人（即汉人）之间的关系呈进一步恶化之势。究其根源，完全在于中国政府的对维吾尔政策（当然也包括其整个民族政策）出现了灾难性和毁灭性的偏差，而且至今看不到纠偏的任何迹象。克鲁沁镇出事后，中国军人开始在乌鲁木齐街头炫耀武力，这无异于是在向整个维吾尔民族示威和宣战，同时也表明：相对强大的中国已经走上了一条与一个弱小的突厥民族彻底为敌的不归之路，并从此将新疆问题带入死胡同。

成功的王胡子与失败的胡书记

众所周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前任国家副主席王震在统治维吾尔人期间，热衷于从肉体上批量消灭维吾尔人。他在新疆究竟屠杀了多少维吾尔人，不知道。即便不说他好比中国的希特勒，犯有反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但至少可以说：维吾尔民族的鲜血曾经每天都在顺着他的十个指尖不停地往下淌！有人说他自己也说过：“他奶奶的，老子杀得新疆20年都造不了反！”这句话的真伪无从考证，但却透着一股杀气和匪气，一听就是出自“胡子”之口。王震正好有个绰号：王胡子；中文“胡子”一词里也正好有一个意思：土匪。

可即便如此，在王退出新疆之后的一段时期内，维吾尔人与在疆中国人之间的关系也还是相对稳定的：那个时候，很多维吾尔人和很多中国人在对方完全异质的节日里互相祝贺；很多久居新疆的中国人的维吾尔语说得和维吾尔人一样好，他们之间的语言沟通没有任何障碍，从而也为他们交流思想和感情扫清了障碍。2012年7月间，我到和田，住进一家由中国人经营的旅馆，老板来自石河子，人很好。他跟我说，他在和田经营旅馆快20年了。他刚到和田的时候，当地维吾尔人和外来的中国人的关系还是不错的，有些维吾尔瓜农在卖瓜给中国人时，态度友好而诚恳，给出的价钱也公道。

当然，之所以说“稳定”，并不是说维吾尔民族集体失忆，忘却了王震对他们犯下的十恶不赦的滔天死罪，更不是说维吾尔民族的胸怀宽广到了足以宽恕和包容屠杀自己同胞的侩子手的程度，而仅仅是说，维吾尔这个民族整体是善良的、现实的和智慧的。无论处境如何窘迫、尴尬和艰难，但作为一个民族，维吾尔人怎么着也要以自己的方式存续下去，这是这个民族的基本权利。说实在的，中国人是怎么一股脑、一窝蜂地涌进天山南北、大漠东西的，恐怕连维吾尔人自己都说不清。既然维吾尔人无力改变迫不得已与中国人同在屋檐下的现状，那就只好去接受并尽量去适应这种现状，尽可能地将自己与中国人的关系调整到相对好和相对正常的状态——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希望和自己的邻居天天打架，维吾尔民族也是如此。

然而，事情并不像维吾尔人想象得那么简单，并不是说这个架他们不想打就可以不打了。1980年代初期，胡耀邦确实想过要把新疆这团乱麻理出点儿头绪来，为此还召开过一个“中央新疆工作会议”，提出中国只在新疆保留外交和国防权，其余权力统统还给维吾尔人，即中国人只从新疆带走主权，而将治权留给维吾尔人。但胡耀邦的“新疆新政”很快被邓小平、王震等中国民族沙文主义者所否定。为此，在王震的提议及全程陪同下，邓还亲自跑了趟新疆，以期从思想上和组织上肃清胡的“流毒”，对新疆事务来一次所谓的“正本清源”，让新疆工作“重新回到党的正确路线方针上来”，顺便召回已开始着手执行胡的“新疆新政”的中国驻疆大臣——汪锋。此外，已经起步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撤销进程，亦被紧急遏止。就这样，刚刚撩起维吾尔人无限遐想和憧憬的那一线曙光，很快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笼罩在他们头顶上的那片厚厚的黑云……

从某种意义上说，胡的“新疆新政”的流产，是维吾尔人与中国人之间的关系从相对稳定到逐步恶化的分水岭，无论对中国人还是维吾尔人，胡的失败都具有划新疆时代的意义，也是新疆当代史分野的一个重要的时间坐标。

“去维吾尔化”战略之一：移民

从那以后，中国人加紧对新疆推行其全方位的殖民和中国化战略，亦即“去维吾尔化”战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几十年来，中国人在新疆一直在做这件事。“去维吾尔化”战略的一个步骤就是移民，即源源不断地将过剩的中国人口输送到新疆，在达到逐渐“稀释”维吾尔民族的目的的同时，顺便缓解一下中国人自己的人口压力。

有几个数据可以说明问题：1949年时，在新疆的中国人只有29.1万人，但到2010年时，在新疆的中国人却猛增到870多万人，而中国人占新疆总人口的比例也由1949年时的6.71%，飚升至2010年时的40.1%，接近新疆总人口的一半儿。中国学者李洁徐、黎丽在他们的《试论1949年以后新疆汉族移民的类型与功效》（见《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一文中说：“1949年以后，新疆汉族移民的规模之大、数量之多是以往各朝各代无法比拟的，以致于新疆的汉族人口所占比例与以往相比有了质的变化，汉族移民进入南疆的规模也大于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两位学者还指出：1949年以后的对疆中国移民虽然在数量上以自发的民间移民居多，但由中国政府所主导的国家移民——“计划性移民”亦非常突出。这种“计划性移民”包括分配、支边和随迁等类型。

说到这儿，不由得想起了一个小故事：中国共产党人执政中国后不久，张治中将军考虑到长期驻疆的中国军人很辛苦，因此建议毛泽东把他们都撤回来，让他们好好休息一下。可谁曾想，对于张的这个极富同情心和人情味儿的建议，毛不仅予以当面驳回，而且还表示要把同样多的中国女人送到新疆去，在那里与中国军人成双配对，然后生下多多的中国娃儿，永远别再回来——毛的这一“男女搭配，干活不累”的“性平衡战略”，后来被当作中国对新疆移民的一项基本政策固定了下来，而李洁徐、黎丽合写的那篇文章也为此提供了佐证：“移民大都为男性青壮年，造成新疆性别比的严重失调。为了缓解这个问题，1960年代中期，国家开始了补偿性迁移，包括迁移主体的配偶、子女和父辈。此外，为解决婚龄青年性别比高的问题，相继从山东、湖南等地迁入了部分女性。”

当然，以国家意志和国家行为向非中国人族群地区大规模转移中国人口，不是中国现政府的首创，而至少可以追溯到孙中山。孙在其《建国方略》中说得很明白：“沿海、沿江各地稠聚人民，必需移实内蒙、天山一带……”。今天，走遍中国境内的非中国人族群地区，你会发现，中国人实际上已基本完成了向中国境内非中国人族群地区输出中国人口的工程，至少已经有了很坚实的基础和几近成形的框架——孙中山修“环中国大铁路”的愿望至今没有实现，而将中国人“移实内蒙、天山一带”的愿望已基本实现了。不难设想，“移民工程”一旦彻底竣工，非中国人族群地区内统治民族与被统治民族之间的人口比例将发生颠覆性的和历史性的改变。

现在游走新疆，除了南疆，你看到的最多的不是维吾尔人，不是哈萨克人，而是中国人。即便是在同为南疆的库尔勒——库车——阿克苏一线，给人的感觉也还是以中国人，特别是来自四川的中国人居多。这些个四川中国人甚至把他们的川味饭馆开到了喀什、开到了叶城、开到了和田。（西藏的情况也是如此：就连去狮泉河路上的那么小、那么偏僻的一个帕羊镇，都有四川中国人开的小饭馆；而远在天边的狮泉河也同样遍布着四川中国人开设的旅店和饭馆。）——如果说中国的福建是中国对外移民的相对第一大户，那么中国的四川就是中国对内移民的绝对第一大户！有资料显示，2010年从四川省流出的过剩人口高达1050万人（见杨祥禄、侍慧宇、李华《农村人口结构特点与推进农村劳动力有序转移研究》一文，《农村经济》2012年第4期）。中国大学者梁启超曾说，如果中国将来分裂，最先脱离中国的两个地方将是广东和四川。可走完新疆和西藏后，我想到的不是什么四川脱离中国，而是四川人什么时候占领并统治全中国。当然，这是后话了。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人口之向非中国人族群地区大规模转移，其中既有政治的驱动，也有中国社会和历史的自然演变进程。中国人的人口太多，本真及原始意义上的中国——长江及黄河中下游地区早已人满为患，其大部分地区的人均耕地面积已跌破或正在逼近0.8亩的警戒线，因此向外人口扩张是中国人的必然选择，也是关系到中国人（即汉民族）这个民族生死存亡的要命问题。记住：与中国人为邻，除非你比他强大，必要时动用武力将其拒之门外，否则你就得接受他们成群结队住进你家的现实，因为你无力阻挡汹涌澎湃的中国移民浪潮。在这股浪潮面前，不要说你个非中国人族群地区，就是全世界又能怎么样？据专家粗略估计，目前中国人在全世界的移民总数已超过8000万，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以每年几十万的速度增长（见王耀辉《国家战略——人才改变世界》一书，人民出版社2010年4月版）。无论具体数字是多少，但中国是世界第一大人口输出国已成定论。如今的中国人充斥于地球的各个角落，而中国人也已被公认为是世界上“适应能力和生存能力最强”的民族群体：只要是人能呆的地方，甚至是人不能呆的地方，中国人都能呆；只要是人能干的事情，甚至是人不能干的事情，中国人也都能干——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像中国人（即汉民族）这样，把自己人在地球上撒得哪儿哪儿都是，中国人之如此超大规模的移民工程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的。——“80000000”，这是一个令世界恐怖的数字！毋庸置疑，向外输出过剩人口，已成为中国国家战略的一个部分以及中国核心利益之一，它不光针对中国境内非中国人族群地区，更不光只针对维吾尔一个民族，而是面向全世界，只不过离中国人最近的中国境内之非中国人族群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罢了。

所以说，对于中国人大量涌入中国境内之非中国人族群地区这一现象中的社会因素，就连最坚定的非中国人族群权益维护者也不要轻易否定，就像在致使内蒙古草原严重退化的各种因素中，除过牧、采矿及开垦等人为因素外，更有全球变暖等自然因素一样。当然，有一点需要警惕，那就是中国人可能会有意将政治行为说成是社会现象，亦即将政治行为掩盖在社会现象之下，就像当年胡耀邦说涌向内蒙古的中国盲流是“人口的自然流动”，并命中国驻内蒙古政府对中国盲流不要硬堵，而要加以有序疏导一样。而1981年波及内蒙古全境的学生运动浪潮就是因为中国向内蒙古输送中国移民而掀起的，就连后来出任中国国家副主席的蒙古人乌兰夫，当年都差人赴内蒙古抵制中国这项对蒙古人的政策。

“去维吾尔化”战略之二：推行中国语文

大量的中国移民在涌入新疆的同时，自然也带去了中国话和中国字，并不断挤压、排挤和蚕食维吾尔语言文字，使维吾尔语言和文字在维吾尔人的领地上沦落为次要的、二等的和从属的地位。在新疆，哪怕是谋得一份超市收银员这样的卑微职业，都被要求会说中国话、会写中国字。弄来弄去，维吾尔人在自己的家园里反倒不能依靠本民族语言文字更好地生存。

众所周知，中国人在维吾尔孩子中间推行“双语教学”已经有几十年的时间了。其实，所谓的“双语教学”只是一种说词和幌子罢了，实质就是让维吾尔孩子（当然也包括哈萨克等其他民族的孩子）早早地开始学习中国话和中国文，并早早地疏远直至忘掉本民族语文，从而实现在新疆全境的去维吾尔化以及维吾尔后代在语言及文化上的中国化——这是赤裸裸的中国同化政策！据新疆教育专家称，从1950年起步至今，“双语教育”跨越了四个阶段，而第四个阶段，即“加速发展”阶段则始于1987年（见杨淑芹《新疆民族基础教育双语教学模式的回顾与选择》一文，《教育探索》 2008年 第8期），这与胡耀邦的“新疆新政”失败后，中国人开始加速在新疆推行“去维吾尔化”的历史时期大致吻合。另外，从1990年代开始，中国人要求新疆的维吾尔、哈萨克等非中国人族群子弟学校，以中国话和中国文授数学、物理、化学和英语文这四门课程，从而在教育领域中拆掉了丰富和完善维吾尔文、哈萨克文等非中文中的科技词汇及表述方式的官方平台，使维吾尔文等非中文表述科学技术的功能愈发薄弱。在中国语文的强大攻势下，维吾尔语文在新疆日渐式微。由于担心孩子只会维吾尔语文没有出路，很多维吾尔家长被迫将孩子送入“双语班”，有的干脆直接送入中国人子弟学校。为了写这篇文章，我特地上“新疆双语教学网”（http://www. xjsyjx. net/)看了看，里面全都是清一色的中文课本，网站倒是还有一个所谓的“维文版”，可里面的教材全都是以维吾尔文来教中文及其拼音字母，根本不教维吾尔文。按理说，“双语教学”从字面上理解，应该是两种语言文字之教育同时进行，是双向和互动的，即维吾儿孩子学中文，而中国孩子也学维吾尔文，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一位新疆的中学老师告诉我，“双语教学”只要求维吾儿孩子学中文，而不要求中国孩子学维吾尔文——这就是中国人所谓的“民族平等”。中国人想让维吾尔孩子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写一手漂亮的中国字，谁也拦不住，但求求他们再别叫什么“双语教学”了，直接叫“中国语教学”好了。

更让维吾尔人难以接受的是，中国人考核维吾尔教师的中国话水平，不合格就不能继续当老师——这也太露骨、太直接了吧？连最起码的掩饰都舍了，中国人那种委婉、含蓄、曲折以及反直率的民族性格在此荡然无存。还有，这些年来，中国人将很多维吾尔（包括新疆境内其他一些非中国人族群的）孩子送往中国内地工厂，让他们在那里学习职业技能或就业。这看上去应该是一个不错的举动，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新疆的失业人数，又可以提高部分维吾尔青年的职业技能，给他们找到一点生活出路，可谓一举两得。但也有人指出，此举其实是中国实行使新疆逐渐“去维吾尔化”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与“双语教学”形式不同，但目的相同的两种政策形态，在加快新疆的“去维吾尔化”进程中，两者具有异曲同工的作用。

当然，中国人使用中文挤压、排挤和蚕食非中国语文不是针对某一两个非中国人族群，而是针对所有的非中国人族群，即“打中文战”是其欲使所有非中国人族群中国化的全攻略的一部分。所以，不光是维吾尔语文，其他非中国语言文字也遭同样厄运。这些年，我走了一些非中国人族群地区。所到之处（除了非中国人族群特别集中的城市或村镇外），我听到的最多的不是当地的民族语言，而是中国话；我看到的最多的也不是当地的民族文字，而是中文（即便是在喀什、叶城、和田这样的维吾尔人世袭领地，中文照样铺天盖地）。而且，几乎所有地方的中文都被做得大大的，非中文则被做得小小的，小到和中文不成比例，其中透着中国人十二万分的不情愿。特别是，我还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共同现象，就是无论在哪座城市，白天在大街上还能看到很多当地的非中文字，可入夜后一下子就很少了很多。为什么？那是因为很少有人愿意花钱给非中文字做霓虹灯。另外，在非中国人族群地区，我所看到过的医院、车站、机场等公共场所内的大型电子显示屏都只显示中文，而不显示当地的非中文字。还有，我那次从和田坐飞机回乌鲁木齐。上飞机后，我大致目测了一下旅客的民族构成：维吾尔人约50%，非维吾尔人约50%，native English speaker 0，可飞机上宁可有足够的英语广播，也不肯有一句维吾尔语广播。

对于非中语文不断遭到中文的排斥和挤压的这种现状，我甚至都不必以“民族分裂主义者”对中国的激烈谴责和抨击，而仅以一位“中国政协委员”的话来加以证实，就足够了——2013年3月间，具有中国“全国政协委员”身份的乌孜别克人法蒂玛•马合木提女士对中国国家电台表示：“现在乌孜别克族18000人里面50岁以下的人都基本上不会使用自己的语言。国家对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的扶持项目做的是特别好，但文化方面现在还要做进一步的调研，能够出台专项的引导性政策。”至少在我看来，法蒂玛•马合木提女士实际上是在使用中国官场的政治语汇，间接地揭露了中国民族政策的本质，即在经济上控制你，在人口上“稀释”你，在文化和语言上同化你、瓦解你，直至将你从里到外彻底中国化！写到这里，想起一桩往事：1954年，中国政府前任总理周恩来在青岛代表中国人向中国境内的所有非中国人族群做出了这样一个庄严的政治承诺：“在民族自治地方，主要民族的文字应该成为第一种文字。”可现在看来，这一承诺不过是周给非中国人族群开具的一张大大的政治空头支票。

无论是移民攻略还是语文攻略，其核心和实质都是中国人对于非中国人族群实施同化。在人类历史中，民族同化是一种社会现象。而中国境内的非中国人族群之被中国化，同样也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一个历史进程。而且客观地说，这一进程的初始至少要早于1949年。但区别在于，1949年之前的这一进程多为自然因素所驱动，而1949年之后的这一进程则多为人为因素所驱动。而抵制和拒绝这样一种以人为因素为主要驱动力的“民族同化”，是非中国人族群的天然权利。说到同化，很多非中国人族群的人士都曾表示，每一个民族都希望自己不断进步和更加优秀。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愿意接受和吸收任何外来的、比他们本民族原有文化更加优秀的文化；他们并不是一味地拒绝同化，而是只想搞清楚自己在被谁同化，在被怎样同化。至少在我看来，非中国人族群之所以拒绝被中国化，其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他们看出了中国同化政策里面有太多人为和政治的因素，更看出了中国人欲最终消灭以异族形态出现的非中国人族群的政治目的，所以他们完全不能接受这种“同化”；再一个就是他们从骨子里就不认同、不接受中国文化，甚至干脆就不喜欢中国人这个民族，也不喜欢中国这个国家。正如一位早年曾在中国驻内蒙古政府中做过较高级官员的蒙古人所抱怨的那样：被谁同化不行？偏偏被这么一个民族同化；被哪个国家兼并不行，偏偏被这么一个国家兼并……

中国人的步步为营与维吾尔人的节节败退

几十年来，除了在移民、语言及文化等领域加紧在新疆实施“去维吾尔化”外，中国人还在以下多个方面不断做出伤害维吾尔人的民族感情和民族自尊心的事情来：

——在国防和军事方面，中国人曾把新疆当成核试验场。据说，中国一共在新疆进行过48次核试验，很多当地人得的怪病都与核试验有关。

——在司法方面，中国人把新疆作为中国犯人的流放和囚禁地。1985年的乌鲁木齐学潮提出了很多政治诉求，其中之一就是抗议中国人把新疆变成核试验场和中国囚犯流放地。

——在经济方面，几十年来，中国人一直在疯狂攫取新疆的自然资源，之后却几乎不给维吾尔人和其他民族留下利益份额，而统统带回中国内地。中国人对于维吾尔人等非中国人族群的这种赤裸裸的经济掠夺行径，就连中国记者中的良知分子都看不过去，比如《南风窗》杂志的一位中国记者就曾写道：过去几年，中石油、中石化、神华等能源大企业虽然在新疆都干开了，但却没有为当地人提供多少就业机会。因此，未来5年（自2010年起计——笔者注）新疆的GDP可能会很耀眼，但这些能否有助于提高老百姓收入，减少贫穷人口以及解决环境和公平问题，还是个未知数。如果大企业大集团战略不能给当地百姓带来实在的好处，只会让维吾尔民族以其他民族业已存在的被剥削感得到强化，而不是消除。而新疆的就业问题也只会进一步恶化，从而加剧新疆社会的动荡。（见《南风窗》杂志2010年第11期《张春贤，如何治理新疆？》，作者：田磊）另外，中国有个“疆电外送”工程，即用从新疆开采的煤就地在新疆发电，然后将“源源不断的清洁能源”输往中国内地（见2013年4月16日中国国家电视台《新闻联播》）。是啊，你清洁了，可新疆会怎样，你想过吗？让我说，“疆电外送”就是让本该在中国内地冒的烟儿在新疆冒，让本该在中国内地戳的地窟隆在新疆戳——中国人将能源从新疆攫取走，然后给新疆留下污染和愈发恶劣的环境，这也许就是这项工程最核心、最实质的东西。

——在生活习俗方面，中国人不仅肆无忌惮地侮辱和践踏伊斯兰教教义，同时也肆无忌惮地侮辱维吾尔人的的人格。比如：强迫有些由维吾尔人经营的商店必须出售酒类商品；又比如：新疆有些村公所的中国村官曾经干过那样的事情，即他们喝自己院内的井水，却在人家维吾尔人当作饮用水的河里撒尿；再比如：“对于少数抱着安拉不放，不听毛主席话的，王震命令他们每人必须养一头猪，猪养大了还必须亲手宰杀，宰杀了还必须看着你吃下几块肉，否则，劳改。”（见《反思王震治理新疆的方案》，http://www. 360 doc.com/ content/11/0520/20/2672576_118208738.shtml）

——在宗教信仰方面，中国人将维吾尔人的宗教活动严格限制在官办清真寺内，而在官办清真寺以外举行的所有伊斯兰教活动，统统被定位于“非法宗教活动”并予以坚决取缔——这是一条赤裸裸的反伊斯兰教政令！在新疆，维吾尔穆斯林甚至没有权利在旅馆房间里做“乃麻子”（就像藏人在西藏没有权利自主选择入住哪家旅馆一样）。我在库车一家宾馆的走廊上，就看到过一张用维中两种文字写的告示：“禁止在公共场所做乃麻子。”要知道，随时随地与安拉保持联系并聆听安拉的训诫，是安拉赋予所有穆斯林的圣神而不可被剥夺的信仰权利！《古兰经》说：“拜功对于信士，确是定时的义务。”不管在不在清真寺里，到时候就要做礼拜。所以，无论身处何处，虔诚的穆斯林一到该做祷告的时间，便会暂时放下手里的工作，就地铺上一块洁净的布或一件衣服，然后跪在地上，面向麦加，开始虔诚地祷告。维吾尔穆斯林的这一在街头或户外什么地方做祷告的情景，至少在南疆很常见。另外，中国人严格禁止未成年维吾尔人学习《古兰经》，其实就是禁止未成年维吾尔人信仰伊斯兰教。可我在“中穆网”上看到一篇文章说，9岁至11岁是一个人背诵古兰经最好的年龄段（http://www.2muslim.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59534），可见安拉并没有对皈依伊斯兰教设最低年龄限制。

这两年，在新疆很多地方都贴着一幅中国政府画的宣传画，叫“非法宗教活动的26种表现”，其中以维吾尔文、中文和很拙劣的图画列举了中国人所谓的26种“非法”伊斯兰教活动。宣传画极力丑化伊斯兰教和维吾尔民族，以至于给人一种伊斯兰教就是人世间万恶之源以及维吾尔民族就是魔鬼、就是撒旦的感觉。但需要中国人注意的是，这幅画的负面影响和消极意义已远远超出了伊斯兰教这一个宗教的本身，而几乎波及到了其他所有宗教形式。自打这幅反伊斯兰教宣传画问世以后，中国境内的很多宗教人士都对“非法宗教活动”这一提法表示出了极大的厌恶和反感。他们指出，你可以说“某人打着宗教的幌子搞非法活动”，但你绝对不能直接说宗教本身就是非法的，这是性质截然不同的两个问题。同时，他们更指出这也是一种十分危险的提法，因为他们担心一旦“非法宗教活动”由概念变成国家的法律和政策，就意味着今后中国人可以以“法律”和“政策”的名义，甚至可以以“正义”的名义，对于任何宗教活动施予不受任何约束和限制的围剿和歼灭，从而使对宗教活动的肆意镇压成为堂而皇之的国家行为。

另外，南疆的环境和生态也日益恶化。有学者就说过，南疆其实已经不适合人类居住了。尽管气象专家说近四五十年来南疆的降水量总体呈增长趋势，但南疆今后的环境与气象主题仍将是干旱和缺水：博斯腾湖水位逐年下降，十年来瘦身过半，长此以往有成为第二个罗布泊的可能（而罗布泊的彻底消失不过是1972年的事情）；南疆的沙尘暴天数也逐年增多；从库尔勒经库车、阿克苏、喀什，再到和田，一路上全是无边无际的沙漠和戈壁荒滩；而从喀什到和田的路上，随随便便就能刮来一阵莫名其妙的沙尘暴。2012年我走南疆，到莎车时，只见城市上空漫天黄土，昏天暗地，晴天里的阳光似乎也很难投射到地面上来，女人们几乎个个头裹纱巾，漂亮的高跟儿鞋面也落满细细的尘土，想臭美都不行。吃饭时，问当地人是不是刚刮过大风，当地人的回答让我大跌眼镜：“刮过，但不大。”啊！不大的风就能掀起这么大的沙尘，那要是大风、狂风呢？在进入叶城前很长的一段路上，路两旁的树叶上覆盖着厚厚的一层土，树叶不是绿色，而是灰白色的，僵硬硬、直愣愣地挂在树上，一动不动，像是已经死去了一样。到了和田，虽然不是黄沙漫天，但总的感觉是天空不透明，太阳与大地之间好像被一层薄薄的纱幔隔离着；与莎车类似，虽然是晴天，但太阳却有气无力地挂在天空，似乎很吝啬往地面投下自己的光芒。和田素有“沙漠明珠”之美称，但我担心这颗“明珠”有一天会被沙子埋掉——听当地人说，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南端已经逼近到离合田市区只有短短十来公里的地方了……此外，一位维吾尔朋友还告诉我，说南疆的干旱与南疆油田也有很大关系，因为油与水的消耗比为1:8，即开采一吨石油，就要耗费8吨水。所以，我个人认为：维吾尔民族所面临的不仅有政治危机，更有生态危机，甚至生态危机要远远高于政治危机——试想，在如此双重危机的重压下，维吾尔民族怎么才能舒舒服服地喘上几口气？

……

中国人在新疆的所作所为，无一不深深地伤害并刺痛了维吾尔人的感情和神经，而在相对强大且步步为营的中国攻势面前，弱小的维吾尔民族却是节节败退，其被压迫感越来越强烈，民族生存的危机意识也越来越强烈，而1985年的新疆学潮则是中维关系开始步入恶化期的一个明显信号和标志。遗憾的是，中国人并没有在意这个信号，其对疆政策依然我行我素，乃至变本加厉。从那以后，两族之间的抵触面和冲突面不断扩大。具体到个人，以前还有来往的，逐渐开始断绝来往；以前还是好友的，现在却成了陌路。进入1990年代以后，中维关系更是持续恶化，一起起流血的暴力抗中换来的是一次次的血腥镇压，而一次次的血腥镇压激起的又是一起起流血的暴力抗中，如此以牙还牙、以血还血、恶性循环、没完没了，根本看不到尽头。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现在维吾尔人在抗中斗争中也开始杀死自己的族胞，即那些为中国政府服务的维吾尔人——这是维吾尔民族的悲剧，也是作为弱势一方的维吾尔民族的一种无耐的选择！在很多维吾尔人看来，既然你为敌人服务，那不管你是不是我的族胞，你都是我的敌人；既然是敌人，那不管你是不是我的族胞，我都要和你战斗到底。这完全符合维吾尔人那种直来直去的线性思维方式。维吾尔人这样做可以达到两个目的：一个是警告中国人，不要以为你们雇用了我们的族胞，让他们成为你们的挡箭牌，我们就会手软；第二个则是警告维吾尔人，你们最好不要为中国人服务，否则谁谁谁就是你们的下场。必须承认，维吾尔人的这种做法虽然不会从根本上改变部分维吾尔人继续为中国人做事的现状，但也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这些人为中国做事的风险，特别是对那些在低级别机构中任职的维吾尔人来说。

还有，在维吾尔人中间本来就没什么“东突”组织，新疆各地维吾尔人反抗中国统治的斗争多为零散的、自觉的、无组织和无体系的独立行为，即便像“七五”这么大的事情，也难以看出其中的组织体系；虽然确实曾有维吾尔人在过去的斗争中打出过“东突”的名义和旗号，但名义和旗号这些个东西与真正的组织体系完全是两回事儿。就现阶段而言，“东突厥斯坦”或“东土耳其斯坦”至多不过是维吾尔民族的一个理想和目标，或者说是它的一种精神和理念。这种精神和理念有可能成为它发起抗中斗争的源动力，但却无法成为支持它斗争的组织体系。然而，为了打击维吾尔人的反抗活动，中国人硬将“东突”这一虚有之谓强加在维吾尔民族的头上，说他们的反抗是“东突策划的有组织的民族分裂活动”。试想：如果哪天真的出现了类似“东突”这样的组织，你中国人在新疆遇到的麻烦还能像现在这样容易对付吗？十多年来，中国人将“恐怖主义”的标签儿贴在维吾尔民族的脑门儿上：他们将反抗中国统治的维吾尔义士定位于“恐怖分子”，将维吾尔民族反抗中国统治的行动定位于“恐怖主义”，将对维吾尔民族的血腥镇压和屠杀定位于“反恐”，甚至企图将自己的“反恐”融入美国针对“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的反恐体系，以便使其镇压维吾尔人反抗的行为获得某种国际支点，而中国人试图将维吾尔人的反抗行为冠以“东突”的政治目的，正在于此。

由于中国官方的不断宣传，“维吾尔人就是恐怖分子”，“维吾尔民族就是恐怖民族”已在很多中国人当中形成了某种共识，以至于他们对维吾尔民族的印象愈发负面化，对维吾尔民族的态度亦愈发敌对化，而污蔑、诋毁、谩骂乃至仇恨维吾尔民族的中国人亦愈来愈多，至少在网络世界里是如此。比如，他们在网上对王震的屠杀行径大加赞赏，并称其为“巩固祖国边疆的英雄和功臣”；他们还学着王震的口吻杀气腾腾地叫嚣：“杀！杀得好！为了我们国庆节去旅游不用办护照，杀多少人都无所谓！”（http://bbs.tianya.cn/post-1937-5757-1. shtml）。照他们的说法，港澳人都该杀，因为现在中国人去港澳，无论是“国庆节”还是其他什么节假日，都要办“往来港澳通行证”，这个通行证其实就是护照！从目前情况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与维吾尔民族为敌，已基本完成了从单纯官方到官方+民间的转变过程。

对维吾尔民族严防死守

我到南疆时，恰逢“七五”三周年之际，所到之处无不草木皆兵、风声鹤唳，气氛十分紧张与恐怖，且颇有“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个”之阵势。很多宾馆的门前都摆放着几个盾牌和钢盔，像是在威慑敌人，又像是在给自己壮胆儿。在和田的一天早上，我看到宾馆前厅的沙发里坐着几个头戴钢盔、荷枪实弹的武警士兵，便问宾馆老板是怎么回事，老板我说：“他们在我这儿住了好长时间了。”末了，他又加了一句，说：“他们住我这儿，我们还安全一点儿。”此前一天，我曾在北京西路上路过一家军事机构（好像是和田军分区，记不太清了），看见大门内侧垒着一个高高的沙袋掩体，上面还架着一挺机关枪，很是瘆人。我问老板：“有必要这样吗？”老板回答：“当然有了！维族真敢往里冲。”我又问：“那这到什么时候算个头呢？”老板无语。新疆的这种中维关系尖锐对立的肃杀气氛，以及中国人如何将自己置于与维吾尔民族为敌人的地位，可以从我以下的一些见闻中窥见一斑：

——在新疆这一路上遇检查站无数，很多检查站前都垒着高高的沙袋掩体，感觉像上了战场；有时武警士兵端着冲锋枪就上车了，黑乎乎的枪口在乘客中间扫来扫去。每次经过检查站，当看到与我同车的维吾尔乘客一个个老老实实地攥着身份证，规规矩矩地排队等待接受检查的时候，不知是怎么搞的，我总把眼前这些维吾尔人幻化成当年奥斯维辛集中营里的那些犹太人，同时一个念头儿也从我的脑际一闪而过：如果这片土地的真正主人是他们自己……

——在库车的大街上，我看到了“民兵维稳巡逻队”，队员们个个臂戴红箍、手持木棒（无需回避的是，在这支队伍里，我遗憾地看到了维吾尔人的身影……）；

——在喀什人民广场，军用卡车及装甲防暴车占据了小半个广场，并不时有武警士兵以排为单位列队经过，广场上几乎没有平民；

——在博乐，有些警车的车身上干脆刷着几个明晃晃的中国字——“维稳巡逻车”，这在中国其他地方是绝对见不到的，也绝对可以算得上是新疆一道独特而靓丽的城市风景线了；

——在和田市的一条大街上，一男一女两个骑着电动自行车的维吾尔青年在马路上相撞，人仰马翻，男子爬起来后赶快过去搀扶女子，随后又将她的车子扶起，还对那女子说了些什么，想必是道歉或询问伤情一类的话，两人看上去很友好，绝没有互相指责和纠缠。然而，就在两人要离开时，一辆武装警察的装甲防暴车不知从哪儿呼啸而至，车还没停稳，就从里面跳出五六个头戴钢盔，身着防弹服，全副武装，荷枪实弹的士兵——对一起轻微的交通事故如此过度反应，可见中国军人的神经紧张到何种程度了。

——在和田地区行署大院内，也停着一队装甲防暴车；

——在和田机场，检票从机场最外边的大门开始——这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独一无二的机场检票制度。在大门口，一个中国小伙子把我拦了下来，让我出示身份证。拿到身份证后，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条长长的折叠纸，开始在那里面挑我的名字——那是一张当天全部旅客的名单。在这家机场，我平生第一次接受了脱鞋和解开裤带的检查。这样，我光着脚，用手提着裤子走了好几米。要知道，在中国，警察抓住他们想要抓的人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抽走他的裤腰带并脱去他的鞋，然后让他光着脚，用手提着裤子走。另外，在和田机场，我好像没有看到维吾尔裔机场职员的身影。

——在新疆，我这一路上见到最多的4个中国字就是“开包检查”……

所有这一切，目标只有一个：维吾尔民族！

“为了防止维吾尔人抗争性活动，在新疆各地都加强对维吾尔人的监控和镇压，由城市到农村都有武装人员到处巡逻，以‘大走访’名义，对每家每户进行清查。此外，当局还对宗教活动严加监控，所有清真寺在正常宗教活动时，都有政府安排人员全程监控，导致当地形势非常紧张。记得几年前，中国政府拆掉了喀什一座古老的清真寺周围的市场，激怒了维吾尔人。今年（指2009年——笔者注），整个古城已被夷为平地，维族人的怒火可谓一触即发。”（见牟传珩《维族仇汉情结渊源——“王震思维”难求新疆稳定》一文，http://blog.boxun.com/hero/200907/xinwenmingluntan/5_1.shtml）

另外，天山网于2013年7月3日，即克鲁沁镇出事后不久刊登消息，题为《新疆50名厅官赴敌社情重点乡镇开展反恐维稳》（http://news. ts.cn/content/2013-07/02/content_8369422.htm）。标题里有一个词，叫做“敌社情”。这个词是中国警界的工作术语，它有两个意思，前一个是“敌情”和“社情”的统称，后一个是“敌人在社会中的情况”，在新疆用的就是后一个意思。五十官吏深入“重点敌占区”这件事说明，中国人虽然不会明说所有维吾尔人都是他们的敌人，但实际上却视任何一个维吾尔人为他们潜在的敌人，并且相信一旦时机成熟这些潜在的敌人会随时变成现实的敌人，所以他们一直在用狐疑、审视和警惕的目光在每一个维吾尔人的身上扫来扫去……

中维关系面临彻底崩盘

近年来，新疆境内一出事儿，中国官方媒体就赶紧编发一些有关中维之间团结友爱的故事，比如维吾尔人收养被遗弃的中国孤儿等等，以此向世界昭示中维之间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次次如此。应该坦率地承认，这些报道都是事实，没有胡编乱造。但问题在于，这些事实不是目前中维关系的主线和基本面。那么，什么是现阶段中维关系的主线和基本面？说得简单点儿，就是中维之间在情绪上的对立以及在日常生活中的泾渭分明。

近年来，由于中维关系持续恶化中，新疆之行，特别是南疆之行，已被多数中国人视为畏途、危途和险途。2012年夏且恰逢“七五”三周年之际，我只身独走全疆，行程数千公里，居然被一些中国人朋友视为“大胆行动”。在南疆，我一路上几乎就没见到过中国游客，只在库车却见到了两个来自广东的中国女孩儿，而且凑巧住同一家宾馆。宾馆的中国服务员“夸”那两个女孩儿“胆子真大”。在新疆，特别是在南疆，一路上总有好心的当地中国人嘱咐我说：“一定要注意安全！”

由于二道桥、山西巷和延安路一带是维吾尔人在乌鲁木齐市区内最大的领地，因此被在乌鲁木齐的中国人称之为“敌占区”；在新疆各地，民间维吾尔人与中国人各过各的日子，互不交叉，各有各的领地，互不涉足；在新疆，中国人极少进维吾尔人开的饭馆和商店；维吾尔人几乎不坐中国人开的出租车，同样，中国人也几乎不坐维吾尔人开的出租车；在新疆，中国人和维吾尔人都在街头下棋，但中国人下的是中国象棋，而维吾尔人则一律只下国际象棋；据说，南疆铁路线上的火车车厢分中国人车厢和维吾尔人车厢，售票员卖车票时，会自行对购票者按民族加以分类，无法判断购票者的民族归属时，售票员会问他要坐哪种车厢……我从碾子沟坐车去阿勒泰。一路上，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位来自河南济源的中国小伙子，人老实巴交的，挺好。我问他去阿勒泰干什么，他说过去帮哥哥打理业务。我又问他，当初怎么选择了阿勒泰，而不是其他什么地方。小伙子说在那儿有几个老乡，一来可以给介绍点业务，二来有点儿什么事儿也好互相照应。然而，还没等我接着问下一个问题，小伙子自己加了一句，说：“嗨，其实在哪儿都行，只要别跟维族在一块儿就行。”在和田，我在跟上面提到过的那位中国宾馆老板谈到中维关系时，他坦率地说：和田那边的中维关系本来还可以，不是那么特别糟糕，但后来却越来越糟糕。他认为中维关系恶化的主要责任在于外来的中国人，他们经常表现出对维吾尔人的傲慢与鄙视。

反过来说，维吾尔人对待中国人的态度，总体上说分四类，一是对中国人持友好态度，可以和中国人做朋友，能够与中国人和平共处；二是虽然对中国人压迫和统治维吾尔民族非常不满，但又无可奈何，无能为力；三是对于中国人怀有相当程度的对立和抵触情绪，并对中国人持负面看法；四是民族仇恨，即对中国人怀有仇恨感和敌视态度，认为中国人就是野蛮和残暴的征服者和占领者。遗憾的是，像上述四类人各占多少这样的民意测验或社会调查在新疆是根本搞不出来的。除上述四类人外，还有一类维吾尔人，他们忠实地为中国政权服务，并协助中国人维护中国在新疆的统治，但此类维吾尔人不在本文涉及范围之内。

维吾尔人，特别是南疆的维吾尔人对于中国人的这种对立和抵触情绪，我可以在自己的南疆之行中经常感受到：

——在库车维吾尔人的领地——热斯坦街，我问一个维吾尔人：“我可以和你说汉语吗？”那人转过头问我：“什么？”我又把说过的话重复了一遍，这次他干脆把脸扭向一边，不理我了；

——在库车的公交车上，一位维吾尔女售票员像训儿子似地训我：“你嘛，这个地方不要站！”。她的意思是我站得不是地方，妨碍了别人上下车。其实我根本就没有妨碍别人上下车，我毕竟在大城市里坐了那么多年的公交车，乘车的基本规矩还是知道的。

——在墨玉县城，维吾尔公交司机远远地看到我向他的车子走来，便马上关门开车走人，可当时还不到发车时间，而且车上也只有几名乘客——很显然，他这是在故意甩我；

——在乌鲁木齐的一天傍晚，我走进延安公园，在湖边偶遇几位维吾尔青年男女。他们都用一种异样的目光看着我，好像是在想：这个“中国人”怎么敢一个人到这儿来？直到我用维吾尔语向他们问好并将右手按住左胸时，他们的表情才有所放松。在公园里转了一圈儿，没有看到一个中国人。离开延安公园后我想，一个见不到一个中国人的公园，却偏偏取了个中国名字，而且还是很“革命”、很“红色”的那种名字——“延安”，感觉很搞笑。

当然，客观地说，虽然互相对立和排斥是目前中维关系的主流，但并不是说每一个维吾尔人对待中国人都是虎视眈眈、如临大敌。以我自己的南疆之行为例，虽然有很多好心的当地中国人多次告诫和提醒我要注意安全，时刻提高警惕，以防不测。但事实却是，我这一路上并没有遭遇来自维吾尔人的任何暴力攻击，即便是在从和田到墨玉的公交车上，满满一车人，除我之外，其他全部都是维吾尔人时，也是一样。不仅没有遭遇暴力攻击，相反，我倒是在很多场合都受到了维吾尔人的起码礼遇：

——在和田，维吾尔公交车司机很诚恳地告诉我，去“墨玉站”可以坐他的车，只怨我一时没有明白他的意思，没有上车。司机见我不登车，才失望地“唉”了一声，开车走了。

——在去墨玉的公交车上，维吾尔司机见我站着，便将一条长凳摆在我脚下并用力拍了拍凳面，示意我坐下，尽管不久我将凳子让给了其他维吾尔乘客；

——在热斯坦街的一条小巷里，两个英俊的维吾尔青年耐心地为我指明去库车大寺的道路；同样是在库车，一位在街边摆摊儿的中年维吾尔商人用生硬的中国话告诉我去龟兹古城怎么走，回来后又见到了他，他还很关心地问我：“去了吗，你？”

——在伊宁的汉人街上，维吾尔商人见我对他的西瓜水犹豫不决，就索性盛了大半杯，端在我面前并用他的眼睛说：“喝吧，免费！”

——即便是在像喀什这样中国人所谓的“重灾区”，你对一个陌生的维吾尔路人行穆斯林礼，他也会很有礼貌地给你还礼。

——在喀什博物馆，因为还没到开馆时间，维吾尔门卫拿出一把椅子，让我坐下来一边休息，一边等待开馆。

——在喀什老城，路过一间木艺工房，里面有一位维吾尔木艺工匠正在聚精会神地工作。我站在外边看了很久。当这位维吾尔木艺工匠发现我在看他工作时，冲我微微一笑。这时，我用手捂了捂嘴，又指了指屋内四处飞扬的木屑。他马上明白了我的意思，起身在架子上找了找，之后冲我摊开两臂，又努努嘴、耸耸肩（这是典型的西方动作），表示自己没有口罩。我环顾了一下四周，没有发现附近哪儿有卖口罩的，否则我肯定会买一打送他。尽管语言不通，但从表情看，他对我对他的关心和建议还是很感谢的。

——在乌鲁木齐，我以为“山西巷”是大街侧旁的一条小巷，找啊找，怎么也找不到。后来问一位维吾尔路人，那人很和蔼地笑着对我说：“你现在就在山西巷呢！这条街就是山西巷！”他这么一说，我都觉得自己可笑，正所谓“骑驴找驴”。也就是在山西巷，我看到两个中学生模样的女孩子，手拉着手，肩并着肩，一边走，一边欢快地说着什么，一看就是好朋友。然而，她俩一个是中国人，另一个是维吾尔人……

……

在此，我要对中国人说，你们一定要感谢真主和伊斯兰教！就是因为整个维吾尔民族笃信伊斯兰教，并时刻以《古兰经》指导、规定和约束自己的思想和行动，所以维吾尔人中的大多数才在更多的时候表现出的是一种忍耐和理智，否则你们所遭遇的将是一个非常暴烈、令人恐怖且其行为不受任何信仰束缚的维吾尔民族！这正如一位维吾尔朋友在谈到维吾尔人“劫机”时所说的那样：如果维吾尔人真想劫机，根本用不着花钱买机票上飞机，光是随便往天上扔几块石头，都能打下几架飞机来。他这话听上去非常夸张，但其实质和内涵却不幸契合了我上面的那些话——中国人应该好好领悟一下其中的含意，千万不要玩弄、蹂躏和践踏维吾尔民族的这种忍耐、理智以及他们对于安拉之训诫的苦苦践行。反过来，我也要对维吾尔人说，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欺压你们，这是事实，但这并不意味着是个中国人就是你们的敌人，而同情、理解，甚至支持你们的中国人也有很多。你们记住：能够只身走进你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中国人或其他什么民族的人，即便不是你们的朋友，至少也是你们的同情者和关心者，即他希望与你们沟通和交流，而倘若他以私人身份走进你们的时间刚好在敏感的七月，那基本上可以断定他就是你们的朋友，甚至是盟友了……

结束语

中国的民族问题主要表现为中国人与其周边各个非中国人族群的民族隔阂、分歧、矛盾和冲突，这种隔阂、分歧、矛盾和冲突源于民族群体的差异以及民族基因的遗传，具有极强的延续性和稳定性，它不会因中国的改朝换代、政权更迭或政制变迁而改变。从古至今，中国人始终将非中国人族群视为威胁和敌人，从没有认真想过该怎样与这些异族和睦相处，更谈不上什么尊重。从历史上看，中国人对付“蛮夷”的相对好的办法就是“怀柔”，诸如和亲之类；到了当代，没闺女可嫁，也用不着嫁了，就以“经援”和同化为主，而剩下的几乎都是兵戎相见的血腥屠杀、镇压和征服。不幸的是，中国人与非中国人族群之间的这种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模式至今无改。

著名的中国持不同政见者、中国民族问题专家王力雄先生早就发出过警告，说中国政府如不加紧从根本上调整其民族政策，那么中国境内的非中国人族群所承受的来自作为统治民族的中国人的压迫迟早要由“政治压迫”变为“民族压迫”。按照王的理论，民族间的政治压迫可以随国家政治制度的改变而消失，但民族间的民族压迫就不会因国家政治制度的改变而消失了。也就是说，一个民族对于另一个或另几个族的压迫一旦形成“民族压迫”，就意味着这种压迫具有了施压民族全体的性质，它与任何一种国体、政体、政制均无关。同时，这种压迫也宣告了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相互对立、相互为敌的格局的形成，而一旦形成这种格局，民族矛盾和冲突基本上就无解了，接下去便是一方浴血反抗，另一方则血腥镇压，如此你来我往，恶性循环并逐步升级，而如果事情不幸闹到这样一种地步，即：维吾尔女人生育小“巴郎子”的惟一目的，就是往战场上源源不断地补充抗中战士，直到流尽维吾尔民族的最后一滴血，正所谓“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特别是一旦维吾尔民族反抗中国统治的斗争在伊斯兰教的旗帜下变质为“圣战”，那中维关系的前景就真的没有办法设想了！！——可以肯定，中国人对于维吾尔人的压迫已经开始进入到了这种血淋淋的“民族压迫”阶段。如不尽快结束这种状况，那么即便是对中国人，也同样是灾难性和毁灭性的！

所以，如何与自己周边各个弱小异族真正并且长久地和平相处，睦邻友好，而非动辄刀光剑影、金戈铁马，真正承认这些异族的存在及其与本族的本质差异，而不再以“中华民族”概念来掩盖和抹煞这些存在和差异，同时抛弃已被事实证明是完全失败了的所谓“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行以礼、德、义待“远人”，在中国境内所有非中国人族群地区实现各民族真正、充分和高度的民族自决、自有和自享，并最终使得非中国人族群都能够自觉自愿、心悦诚服且不失本民族特质地继续留在目前这种形状的中国版图内，即他们真正愿意与中国人共同生活在一个名字叫做“中国”或者“华国”的国家之内，是作为一个强势民族和统治民族的中国人必须开始好好考虑的一个天大问题了，更何况历史留给中国人的机会已经越来越少了……

来源：维吾尔在线自由发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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