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精华生前批驳《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

伍精华同志既是少数民族，又长期在民族地区工作，并且还担任过主管民族事务的国家民委领导，在长期的民族工作实践中，对民族工作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特别是“他在西藏工作期间，全面贯彻党中央对西藏工作的指示精神，坚决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努力推动西藏的经济社会发展。巩固和加强党在西藏的基层组织建设。本着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从西藏实际出发，认真调查研究，为加强边防部队和基层人武部建设作出了贡献。同时，认真落实统战、民族、宗教政策，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调动广大干部群众和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开创了西藏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新局面。他为了推动西藏旅游业的发展，支持组建了西藏航空公司，积极推动布达拉宫的首次维修，支持寺庙修复，恢复藏族重大节日，支持兴办藏医学院。积极推进在内地举办西藏班、西藏中学，推动在北京建立藏学研究中心等，为西藏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见国家民委网站：《伍精华同志逝世》）伍精华同志不幸于2007年10月19日因病去世。

前些年，邓力群的《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以下简称《十二个春秋》），在内地以“征求意见稿”名义出版，并在香港以精装本、简装本出版，在全国流传甚广，影响很大。邓力群在《十二个春秋》和《国史讲谈录》中污蔑攻击胡耀邦和西藏的事情，大多发生在伍精华担任西藏自治区区委书记期间。

伍精华同志当时看过该书后，认为该书中凡涉及到胡耀邦同志与伍精华自己的内容均与事实不符，为还原历史真相，伍精华同志生前专门对该书提出批评。

邓力群在《十二个春秋》中说：

“胡耀邦闯了一个乱子：1980年12月，胡耀邦、万里到西藏，闯了一个乱子。当时他们了解到中央补贴给西藏的钱每年5、6亿元，80％用于在西藏的汉族干部，包括在西藏进行工业交通等各种事业建设的汉族职工。这本来是很自然的，要搞工厂、修路只能用这个钱啊，从事工厂生产和修路建设的汉族工人工资也只能用这个钱啊，但胡却错误地作出结论：中央一年给的5、6亿元钱，80％用在西藏的汉族干部。为了使中央的补助真正用于藏族人，要把80％的汉人从西藏撤出来。另外，本来阴法唐在那里工作得很好、很深入，工作中或许会有点‘左’的东西。胡就抓住这点进行批判，同时，阴法唐在搞土改时从农奴中培养起来、提拔起来的藏族积极分子和干部也一起挨批，使得这些积极分子抬不起头来。

后来赵紫阳派伍精华去西藏，伍是彝族人，出身很好，但接受了胡、赵的影响，去了西藏后，专走上层路线，和广大的藏族干部都不沾边，影响很不好。直至胡锦涛去了之后，原藏族积极分子受压的状况才得到纠正。”(见书313、314页)

“胡耀邦的两个问题：在处理民族问题上，我看胡耀邦有两个问题，一是对帝国主义要分裂中国这样的大问题，他没有警惕：对百多年的历史，即英国、印度总是想把西藏搞过去，英国、美国、过去的沙俄及苏联要把新疆搞走，他可能没有这方面的历史知识，即便有，在他的思想上并不重视，或者说完全忽视这种大问题。在民族地区，反对民族分裂是头等、特等的大事。一切内政都与此有关。你对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事情不提高警惕，人家却天天在打我们的主意，多危险啊！另一个问题是，对民族地区的民族分裂主义危险没有认识。当然啦，在‘文革’期间，在内蒙地区搞内人党确实搞得不好，包括在西藏、新疆存在的这类‘左’的危害，可能给他的印象太深。于是就要纠正，就要拨乱反正，而其他的问题就都不放在脑子里，结果就出了问题。后来在西藏问题的座谈会上，他也多次强调反‘右’。说明接受了教训。”(见书316页、317页)

伍精华认为：虽然《十二个春秋》的前言和后记都一再强调其内容是经作者本人反复斟酌敲定的，是“一份可信的史料”。但实际上存在着大量的舛误。

对《十二个春秋》中涉及到胡耀邦同志的几个问题，伍精华同志逐一给予批驳：

“第一，所谓的‘胡耀邦闯了一个乱子，内调汉族干部’”

伍精华说：“《十二个春秋》中称耀邦同志1980年12月去西藏，这是错误的。准确时间是1980年5月22日到拉萨，5月31日离开。”对这并不久远的历史事件发生时间，《十二个春秋》的记述就如此混乱，令人怀疑其可信度。

《十二个春秋》称“胡耀邦闯了一个乱子，为了使中央的补助真正用于藏族人，要把汉人从西藏撤出来。”

伍精华说：“必须明确的是当时中央和耀邦决定的是内调西藏可以离得开的汉族干部，离不开的要留下继续建设西藏。而不是邓《十二个春秋》中称的‘汉人’，这是他有意混淆概念。”

伍精华说：“内调部分汉族干部是符合《宪法》、《党章》的。《宪法》、《党章》明确规定：‘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行使自治权’。耀邦同志和中央的精神是，只要把以汉族为主的驻藏人民解放军军队建设好，地方上要让藏族行使自治权。经过几十年的工作，藏族干部已经大批成长起来。加上当时因受到‘文革’前‘左’和‘文革’的破坏，西藏的财政经济很困难。在这样特定的情况下，做出内调部分汉族干部的决定，是必要和正确的。”

伍精华说：“邓力群为总编的《当代中国丛书》（1991年4月出版）中的西藏卷中说：‘一九八○年八月六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关于大批调出进藏干部、工人的请示报告》，并向全国发出通知。’‘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和自治区人民政府按照中央通知，迅速组成内调工作组。本着’走者愉快、留者安心‘的精神，制定干部内调的具体政策措施。从一九八○年至一九八一年底，分两批先后内调进藏干部2万余人。这是民主改革以来西藏干部队伍的一次大调整。’（见书437页）

‘大批进藏干部内调之后，西藏干部领导层的结构有了很大变化。一批少数民族干部已走上各级领导岗位，成为西藏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骨干力量。到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少数民族干部在自治区级干部中占72%，在地级干部中占68.1%，在县级干部中占61.2%，全区各地、市、县级行政主要领导人都由藏族干部担任，7个地、市党委中的6个由藏族任书记，75个县（含县级办事处、区、市、口岸）党委书记中有63个由藏族干部担任，体现了以藏族干部为主的西藏干部队伍结构特点。’（见书439页）

从以上引语可以看出，《丛书》中肯定了内调干部这个决策，《十二个春秋》中却给予了否定。出尔反尔，这怎么能称为‘一份可信的史料’？”

“第二，所谓‘胡耀邦批阴法唐’的问题”

伍精华说：“《十二个春秋》中称胡耀邦批了阴法唐，这是毫无根据的。1980年阴法唐进藏是中央和胡耀邦派遣的。调离时，中央明确肯定了阴法唐同志在西藏的工作。”

“第三，《十二个春秋》称‘胡耀邦不知道反民族分裂是头等大事，特等大事，一切内政都与此有关’”

伍精华说：“中央和耀邦同志的思想和政策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改善人民生活的基础上，让广大少数民族群众安居乐业、热爱祖国，孤立极少数分裂分子。”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让人民安居乐业，难道不是反分裂的最有力措施之一吗？

《十二个春秋》称胡耀邦“后来在西藏问题的座谈会上，多次强调反‘右’，说明接受了教训。”

伍精华说：“耀邦同志主持召开过两次关于西藏工作的座谈会，第一次是1980年，我时任国家民委副主任主要工作在四川，没有参加会议，但学习了会议文件。第二次是1984年，我作为国家民委常务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参加了会议。两次会上耀邦同志的讲话精神主要强调的是要反‘左’，同时也要防‘右’，而不是邓力群所说的‘多次强调反右’。很明显，他是企图通过强加给耀邦同志的所谓‘耀邦接受了教训’的手法来证明自己的极‘左’思想的正确。”

伍精华说：“本着对历史事实负责的精神，邓力群关于耀邦同志和西藏问题的说法不是实事求是的；耀邦同志代表中央有关西藏的决策是有远见、深得民心的。”

伍精华同志在文章中对《十二个春秋》中涉及到自己的几个问题也作了澄清：

第一，伍精华去西藏和离开西藏的原因

伍精华说：“作为党的高级干部，邓力群本应知道党的组织原则和干部任用政策，像省委书记这样重要的职务是不可能由总理一个人来派的。”“我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是中共中央决定的。担任西藏军区第一政委，是军委主席邓小平下的命令。到1988年，我在主持一次区党委常委会时病倒，被紧急送到北京医院治疗。期间，中央领导同志几次来医院看我，见我入院半年多病还没恢复，为了西藏的大局，中央才决定锦涛同志接替我去西藏。决不像邓力群《十二个春秋》所说的。这只能看作是他有意以人划线，加以整肃的极‘左’思想的反映。”

“第二，所谓的‘伍精华到西藏后专走上层路线，和广大藏族干部都不沾边’”

伍精华说：“这是严重的歪曲事实。我进藏后，以党和国家的利益，以西藏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为重，尊重和团结广大各族干部群众，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动了各项工作。

在基层党的组织和政权建设方面，我经过深入调查、研究，鉴于很多乡还没有基层党支部，有的乡甚至还没有党员的情况下，先后形成了三个文件：一是《关于加强基层政权建设的决定》，于1987年8月召开了自治区基层政权建设工作会议；二是《关于加强基层党支部建设的决定》；三是《关于原基层干部有关待遇问题的通知》（1988年7月13日）。在落实民族、宗教政策，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等问题上做了大量工作。”“积极推动了布达拉宫的首次维修，支持了黄教创始人宗喀巴的祖寺甘丹寺的修复。恢复了已被停办二十几年的藏族重大节日雪顿节和传昭大法会。每年加大经费投入加强自治区区内教育事业的发展，兴办了藏医医学院，为了培养下一代建设人才，在内地举办了西藏班、西藏中学，这是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

伍精华说，在军队建设方面，1985年中央军委决定人民解放军裁军一百万，军队实行精简整编。决定人武部交地方建制，边防部队移交公安武警。我从西藏的实际出发，先后向成都军区、中央军委有关部门反映，建议西藏的人武部和边防部队不宜交地方，并向中共中央提出军队建设的相关建议。这个影响中央决策的建议，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据笔者了解，有关方面认为这个建议对军队建设是一个很好的贡献。

伍精华说：“关于统战工作，中央和耀邦同志指示要抓好。统一战线工作是我们党的三大法宝之一，在西藏这样一个特殊的地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的因素，尤为重要。比如说如何正确对待十世班禅、阿沛等有代表性的人物。我进藏时，班禅和阿沛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阿沛还兼任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当时，中央派班禅副委员长到西藏视察，自治区党委常委会讨论由我主持请班禅、阿沛在机关干部大会上讲话。班禅在大会上讲到，‘我过去是，现在是，今后也永远是，愿意用我的鲜血和生命来维护祖国的统一，和企图分裂西藏的行为作斗争’。作为班禅这么一个特殊的身份，能讲出这样的话，实属可贵。”“我耐心地对一些领导干部讲，‘西藏是个特殊的地区，班禅是一个特殊的人物，他起着特殊的作用，不要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要求他，更不要再以和班禅对立为荣’。我们应该发挥像阿沛和班禅等在藏族人民群众中有影响力的代表人物的作用，齐心协力把西藏建设好，维护祖国的统一事业。”

“难道这些都是‘专走上层路线，和广大的藏族干部都不沾边’？难道在西藏这么特殊的地区统战工作就不重要？难道继续以阶级斗争为纲才是正确的？”

“第三，所谓‘藏族土改积极分子受压’ 的问题 “

伍精华说：“《十二个春秋》中称西藏‘土改’积极分子受压，邓力群连西藏的社会性质都没弄清楚就乱写。西藏以前是封建农奴制社会，只进行过‘民主改革’，根本没有搞过邓力群《十二个春秋》中所说的‘土改’。这怎么能作为‘一份可信的史料’。民主改革的积极分子是历来受保护的。我在西藏时，中央和耀邦同志的指示是：进一步否定‘文革’，进一步肃清‘左’的影响，进一步端正思想路线，对事不对人。”

伍精华同志从亲身经历的事实出发，有理有据地批驳了邓力群《十二个春秋》的污蔑不实之词，反映了伍精华同志对历史问题的正确态度，体现了他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精神，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和认真学习。

来源：维吾尔在线自由发稿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