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永峰 来源:李永峰
《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书评
四年前发生在乌鲁木齐的“七五事件”,按官方统计,造成一百九十七人死亡,近两千人受伤。在号称进入了“盛世”的中国,突然爆发如此惨烈的暴力事件,令无数人感到恐惧和疑惑。现在四年过去了,新的暴力事件还在不断发生,但因为中国当局的讳疾忌医,公共舆论对于新疆的族群矛盾依然避重就轻,不敢深入探讨,所以,人们还是无法明白“七五事件”的前因后果,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未来也充满了迷茫。
今年初,在香港出版的《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1930年代至1940年代》一书,非常及时地向人们解释了当下新疆困境的部分历史原因。此书作者王柯曾在新疆生活了十二年之久,后来进入中央民族大学学习,现在任教于日本神户大学。作者根据自己在新疆的生活经验,体会到“在‘民族’的壁垒面前,所谓的同志、同僚、同乡、甚至同教(例如维吾尔族与回族)的关系,一切都变得那样的脆弱……总有一天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会成为一个缠绕中国的噩梦”。此书试图忠实地还原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真相,“帮助我们把握作为多民族国家的中国的未来图景”。
1881年,左宗堂完成了收复新疆的历史任务,1884年,“新疆建省”,导入了与中国内地同样的制度。但此时,面对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清王朝已是风雨飘摇,而新疆因为地处于英国和沙俄在欧亚大陆争霸的关键位置,比内地多数省份更直接地体会到了西方文明冲击下的危机感。就在汉族知识分子主导洋务运动进行“救亡保种”的时候,新疆的维吾尔族社会也开始了“近代维吾尔文化启蒙运动”,只不过,维吾尔社会的“新型知识分子”、“部分宗教人士”和新兴的工商业资本家,都把取经的目标投向了与他们有相似民族背景的奥斯曼土耳其和俄国喀山的鞑靼人社会,在这两个地方,维吾尔社会吸收了“泛突厥主义思想”和“泛伊斯兰主义思想”,这构成了他们后来试图从中国独立出去的思想渊源。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在哈密、和田、喀什几地爆发的起义,最终推动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出现,第一次打出了“东突厥斯坦独立”的旗号。但此共和国仅仅存在了八十五天,还未建立成型的国家体制便已消亡。而在四十年代,“一场由苏联支援的中国突厥系伊斯兰民族居民为推翻中国统治为目标而进行的圣战”,也即第二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中所建立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却持续了数年,拥有强大的军事和警察力量,并且也建立了较完备的行政和法律体系。要不是最后遭到苏联的出卖,“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很有可能会成为第二个蒙古国,从中国分离出去。
此书的一大贡献在于详细还原了苏联在第二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中的作用,在“伊宁起义”中,苏联派驻在伊宁的代号为“一号房子”和“二号房子”,直接领导了起义;而在塔城起义中,苏联则于自己境内设立了“伊米尔指挥部”;阿山区起义中,苏联又有“白房子”和“蓝房子”为代号的指导力量。苏联的支援不仅在于起义初的指导,苏联还直接参加了对中国军队的作战,所以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军队很快就打到了距离乌鲁木齐只有一百三十七公里的玛纳斯河西岸。只不过,一九四五年,二战结束之后,苏联为了换取中国政府签署《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而压制了突厥系伊斯兰民族的独立主张。
此书的另一大贡献在于揭示了维吾尔社会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作为领导者的新型知识分子和传统宗教领袖这两股政治势力之间的合作与斗争。在第二次独立运动中,亲苏知识分子们与宗教领袖伊力汗·吐烈,先是合作,然后是多个回合的斗争,最后赶跑了伊力汗·吐烈。这一揭示也有现实意义,当下虽然已处于二十一世纪,但伊斯兰宗教力量在新疆社会的影响却在上升,宗教力量虽然能够凝聚维吾尔民族的认同性,但其反现代性的倾向也令维吾尔知识分子担忧。“七五事件”中,出现在乌鲁木齐街头的“伊扎布特”教派成员所展示的暴力,以及他们所主张的伊斯兰极端教义,妄图把维吾尔社会拉回到政教合一的中世纪,为新疆的各族人民带来了不安的警示。
只不过,当前的中国政府,以“三股力量”的概称,将认可中国统一但强调维吾尔民族特性的新型知识分子和主张实现“伊斯兰法”统治的宗教极端力量混淆在一起,为新疆局势埋下了更大隐患。“七五事件”之后,第一个指出“伊扎布特”在其中作用的维吾尔族知识分子海莱特·尼亚孜,事后竟然被新疆当局判刑十五年,毫无疑问,加强了维吾尔知识分子对当前政府的失望,甚至背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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